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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13 09:46
商业与经济
正在坍塌的ESG实践制度基础
正在坍塌的ESG实践制度基础
郑志刚：近期ESG实践基础性制度框架出现松动，甚至坍塌的迹象，连全球环境政策即将面临重大调整，ESG实践的全球政策调整还会远吗？
郑志刚
■
虽然将碳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联系起来，进而提出以减少碳排放，阻止全球气候变暖为内容的环境保护的理念由来已久，但其公认的法律框架来自于2009年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由环保署发布的明确认定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公众健康的一份报告，以及接踵而至颁布的美国《洁净空气法》对实施排放的相关限制。这份报告因此被认为是美国碳达峰、碳中和计划，进而联合国向全球企业发起倡导的E（环境）S（社会责任）G（治理）实践的基础性制度框架。
然而，值得每位关注企业ESG实践的读者注意的是，近期这一基础性制度框架出现松动，甚至坍塌的迹象。
2025 年 7 月 29 日，美国能源部 （DOE） 发布了一份题为《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气候影响的批判性审查》新的报告。该报告在批判性评估了现有的同行评审文献和政府关于温室气体 （GHG） 排放对气候影响的数据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传统叙述进行了重新表述。按照该报告，二氧化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暖在经济上的破坏似乎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小，而且激进的缓解策略可能弊大于利。该报告预计，美国的政策行动将对全球气候产生微乎其微的直接影响，任何影响都只会在长时间拖延的情况下显现。该报告由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 （Chris Wright） 召集的五名独立科学家组成 2025 年气候工作组编写，该工作组成员在物理科学、经济学、气候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
克里斯•赖特对该报告解释说，“过去两个世纪人类繁荣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故事。然而，我们无情地被告知，促成这一进展的能源系统现在构成了生存威胁。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值得关注。但这并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一个重视数据的人，我知道改善人类状况取决于扩大获得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的机会”；“我们正站在能源领导力新时代的门槛上。如果我们赋予创新权力而不是限制创新，美国就可以引领世界提供更丰富的能源——使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加强我们的经济，并在此过程中改善我们的环境”。
该报告显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废除从 2009 年起正式形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保护规则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上述规则成功修改，特朗普政府将在实现向美国选民做出的美国重回能源主导地位和回归常识性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承诺方面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回顾一段时期以来，全球主要国家重要的能源政策调整大事件，我们不难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环境保护政策调整的脉络。
其一，2015年1月，特朗普在就职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于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从2016年11月开始正式生效《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美国根本无力兑现气候承诺。
其二，2025年3月，美国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宣布废除一系列拜登时期的环保法令，其中包括对发电厂的排放限制和尾气污染规则。
其三，2025年7月通过的美国《大而美法案》直接取消对新能源的节税补贴。
其四，早在2024年，德国已宣布推迟2030年碳中和目标关键进度，法国和荷兰也开始重新审查气候补贴政策。
乃至于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当下的减排行动：各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让减排变成一种选择题，而不是必答题（义务）。
事实上，气温变化一方面像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所说的那样，“气候变化的本来面目并非生存危机，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现象，是进步的副产品”；另一方面，“从5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的尺度来看，现在发生这些极端气候现象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葛剑雄语）。
后者的证据来自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的一项观察。葛教授引用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史料以及考古研究的发现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现在都没有超过的极端气温现象。例如，黄河流域在6000到4000年以前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两摄氏度，乃至于甲骨文里曾经有商王在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一带）打猎曾经打到亚洲野象的记录；而南宋时期上海附近太湖全部冰封，而且冰的厚度可以达到车马在上面安全行驶的程度。葛教授因此总结道，对于环境保护，一个正确的态度也许是“不能无忧，但不必过虑”。
无独有偶，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丁仲礼则从更加漫长时间维度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丁院士说，“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几十倍的有的是。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的。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拯救人类，地球用不着人类来拯救”。
而对包括中国工商管理实践影响至深的ESG实践的逻辑出发点正是要求企业积极采取行动，防止碳排放增加，使得气候变暖，以此履行保护环境的企业社会责任。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基于气候变暖的环境保护政策的这只“鸡毛”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企业中推行ESG实践的“令箭”。
如今，连全球环境政策都即将面临重大调整，ESG实践的全球政策调整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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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将碳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联系起来，进而提出以减少碳排放，阻止全球气候变暖为内容的环境保护的理念由来已久，但其公认的法律框架来自于2009年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由环保署发布的明确认定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公众健康的一份报告，以及接踵而至颁布的美国《洁净空气法》对实施排放的相关限制。这份报告因此被认为是美国碳达峰、碳中和计划，进而联合国向全球企业发起倡导的E（环境）S（社会责任）G（治理）实践的基础性制度框架。
然而，值得每位关注企业ESG实践的读者注意的是，近期这一基础性制度框架出现松动，甚至坍塌的迹象。
2025 年 7 月 29 日，美国能源部 （DOE） 发布了一份题为《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气候影响的批判性审查》新的报告。该报告在批判性评估了现有的同行评审文献和政府关于温室气体 （GHG） 排放对气候影响的数据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传统叙述进行了重新表述。按照该报告，二氧化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暖在经济上的破坏似乎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小，而且激进的缓解策略可能弊大于利。该报告预计，美国的政策行动将对全球气候产生微乎其微的直接影响，任何影响都只会在长时间拖延的情况下显现。该报告由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 （Chris Wright） 召集的五名独立科学家组成 2025 年气候工作组编写，该工作组成员在物理科学、经济学、气候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
克里斯•赖特对该报告解释说，“过去两个世纪人类繁荣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故事。然而，我们无情地被告知，促成这一进展的能源系统现在构成了生存威胁。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值得关注。但这并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一个重视数据的人，我知道改善人类状况取决于扩大获得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的机会”；“我们正站在能源领导力新时代的门槛上。如果我们赋予创新权力而不是限制创新，美国就可以引领世界提供更丰富的能源——使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加强我们的经济，并在此过程中改善我们的环境”。
该报告显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废除从 2009 年起正式形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保护规则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上述规则成功修改，特朗普政府将在实现向美国选民做出的美国重回能源主导地位和回归常识性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承诺方面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回顾一段时期以来，全球主要国家重要的能源政策调整大事件，我们不难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环境保护政策调整的脉络。
其一，2015年1月，特朗普在就职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于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从2016年11月开始正式生效《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美国根本无力兑现气候承诺。
其二，2025年3月，美国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宣布废除一系列拜登时期的环保法令，其中包括对发电厂的排放限制和尾气污染规则。
其三，2025年7月通过的美国《大而美法案》直接取消对新能源的节税补贴。
其四，早在2024年，德国已宣布推迟2030年碳中和目标关键进度，法国和荷兰也开始重新审查气候补贴政策。
乃至于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当下的减排行动：各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让减排变成一种选择题，而不是必答题（义务）。
事实上，气温变化一方面像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所说的那样，“气候变化的本来面目并非生存危机，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现象，是进步的副产品”；另一方面，“从5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的尺度来看，现在发生这些极端气候现象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葛剑雄语）。
后者的证据来自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的一项观察。葛教授引用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史料以及考古研究的发现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现在都没有超过的极端气温现象。例如，黄河流域在6000到4000年以前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两摄氏度，乃至于甲骨文里曾经有商王在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一带）打猎曾经打到亚洲野象的记录；而南宋时期上海附近太湖全部冰封，而且冰的厚度可以达到车马在上面安全行驶的程度。葛教授因此总结道，对于环境保护，一个正确的态度也许是“不能无忧，但不必过虑”。
无独有偶，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丁仲礼则从更加漫长时间维度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丁院士说，“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几十倍的有的是。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的。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拯救人类，地球用不着人类来拯救”。
而对包括中国工商管理实践影响至深的ESG实践的逻辑出发点正是要求企业积极采取行动，防止碳排放增加，使得气候变暖，以此履行保护环境的企业社会责任。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基于气候变暖的环境保护政策的这只“鸡毛”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企业中推行ESG实践的“令箭”。
如今，连全球环境政策都即将面临重大调整，ESG实践的全球政策调整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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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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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将碳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联系起来，进而提出以减少碳排放，阻止全球气候变暖为内容的环境保护的理念由来已久，但其公认的法律框架来自于2009年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由环保署发布的明确认定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公众健康的一份报告，以及接踵而至颁布的美国《洁净空气法》对实施排放的相关限制。这份报告因此被认为是美国碳达峰、碳中和计划，进而联合国向全球企业发起倡导的E（环境）S（社会责任）G（治理）实践的基础性制度框架。
然而，值得每位关注企业ESG实践的读者注意的是，近期这一基础性制度框架出现松动，甚至坍塌的迹象。
2025 年 7 月 29 日，美国能源部 （DOE） 发布了一份题为《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气候影响的批判性审查》新的报告。该报告在批判性评估了现有的同行评审文献和政府关于温室气体 （GHG） 排放对气候影响的数据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传统叙述进行了重新表述。按照该报告，二氧化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暖在经济上的破坏似乎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小，而且激进的缓解策略可能弊大于利。该报告预计，美国的政策行动将对全球气候产生微乎其微的直接影响，任何影响都只会在长时间拖延的情况下显现。该报告由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 （Chris Wright） 召集的五名独立科学家组成 2025 年气候工作组编写，该工作组成员在物理科学、经济学、气候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
克里斯•赖特对该报告解释说，“过去两个世纪人类繁荣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故事。然而，我们无情地被告知，促成这一进展的能源系统现在构成了生存威胁。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值得关注。但这并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一个重视数据的人，我知道改善人类状况取决于扩大获得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的机会”；“我们正站在能源领导力新时代的门槛上。如果我们赋予创新权力而不是限制创新，美国就可以引领世界提供更丰富的能源——使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加强我们的经济，并在此过程中改善我们的环境”。
该报告显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废除从 2009 年起正式形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保护规则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上述规则成功修改，特朗普政府将在实现向美国选民做出的美国重回能源主导地位和回归常识性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承诺方面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回顾一段时期以来，全球主要国家重要的能源政策调整大事件，我们不难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环境保护政策调整的脉络。
其一，2015年1月，特朗普在就职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于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从2016年11月开始正式生效《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美国根本无力兑现气候承诺。
其二，2025年3月，美国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宣布废除一系列拜登时期的环保法令，其中包括对发电厂的排放限制和尾气污染规则。
其三，2025年7月通过的美国《大而美法案》直接取消对新能源的节税补贴。
其四，早在2024年，德国已宣布推迟2030年碳中和目标关键进度，法国和荷兰也开始重新审查气候补贴政策。
乃至于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当下的减排行动：各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让减排变成一种选择题，而不是必答题（义务）。
事实上，气温变化一方面像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所说的那样，“气候变化的本来面目并非生存危机，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现象，是进步的副产品”；另一方面，“从5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的尺度来看，现在发生这些极端气候现象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葛剑雄语）。
后者的证据来自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的一项观察。葛教授引用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史料以及考古研究的发现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现在都没有超过的极端气温现象。例如，黄河流域在6000到4000年以前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两摄氏度，乃至于甲骨文里曾经有商王在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一带）打猎曾经打到亚洲野象的记录；而南宋时期上海附近太湖全部冰封，而且冰的厚度可以达到车马在上面安全行驶的程度。葛教授因此总结道，对于环境保护，一个正确的态度也许是“不能无忧，但不必过虑”。
无独有偶，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丁仲礼则从更加漫长时间维度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丁院士说，“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几十倍的有的是。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的。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拯救人类，地球用不着人类来拯救”。
而对包括中国工商管理实践影响至深的ESG实践的逻辑出发点正是要求企业积极采取行动，防止碳排放增加，使得气候变暖，以此履行保护环境的企业社会责任。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基于气候变暖的环境保护政策的这只“鸡毛”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企业中推行ESG实践的“令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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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将碳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联系起来，进而提出以减少碳排放，阻止全球气候变暖为内容的环境保护的理念由来已久，但其公认的法律框架来自于2009年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由环保署发布的明确认定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公众健康的一份报告，以及接踵而至颁布的美国《洁净空气法》对实施排放的相关限制。这份报告因此被认为是美国碳达峰、碳中和计划，进而联合国向全球企业发起倡导的E（环境）S（社会责任）G（治理）实践的基础性制度框架。
然而，值得每位关注企业ESG实践的读者注意的是，近期这一基础性制度框架出现松动，甚至坍塌的迹象。
2025 年 7 月 29 日，美国能源部 （DOE） 发布了一份题为《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气候影响的批判性审查》新的报告。该报告在批判性评估了现有的同行评审文献和政府关于温室气体 （GHG） 排放对气候影响的数据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传统叙述进行了重新表述。按照该报告，二氧化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暖在经济上的破坏似乎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小，而且激进的缓解策略可能弊大于利。该报告预计，美国的政策行动将对全球气候产生微乎其微的直接影响，任何影响都只会在长时间拖延的情况下显现。该报告由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 （Chris Wright） 召集的五名独立科学家组成 2025 年气候工作组编写，该工作组成员在物理科学、经济学、气候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
克里斯•赖特对该报告解释说，“过去两个世纪人类繁荣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故事。然而，我们无情地被告知，促成这一进展的能源系统现在构成了生存威胁。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值得关注。但这并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一个重视数据的人，我知道改善人类状况取决于扩大获得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的机会”；“我们正站在能源领导力新时代的门槛上。如果我们赋予创新权力而不是限制创新，美国就可以引领世界提供更丰富的能源——使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加强我们的经济，并在此过程中改善我们的环境”。
该报告显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废除从 2009 年起正式形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保护规则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上述规则成功修改，特朗普政府将在实现向美国选民做出的美国重回能源主导地位和回归常识性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承诺方面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回顾一段时期以来，全球主要国家重要的能源政策调整大事件，我们不难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环境保护政策调整的脉络。
其一，2015年1月，特朗普在就职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于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从2016年11月开始正式生效《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美国根本无力兑现气候承诺。
其二，2025年3月，美国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宣布废除一系列拜登时期的环保法令，其中包括对发电厂的排放限制和尾气污染规则。
其三，2025年7月通过的美国《大而美法案》直接取消对新能源的节税补贴。
其四，早在2024年，德国已宣布推迟2030年碳中和目标关键进度，法国和荷兰也开始重新审查气候补贴政策。
乃至于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当下的减排行动：各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让减排变成一种选择题，而不是必答题（义务）。
事实上，气温变化一方面像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所说的那样，“气候变化的本来面目并非生存危机，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现象，是进步的副产品”；另一方面，“从5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的尺度来看，现在发生这些极端气候现象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葛剑雄语）。
后者的证据来自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的一项观察。葛教授引用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史料以及考古研究的发现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现在都没有超过的极端气温现象。例如，黄河流域在6000到4000年以前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两摄氏度，乃至于甲骨文里曾经有商王在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一带）打猎曾经打到亚洲野象的记录；而南宋时期上海附近太湖全部冰封，而且冰的厚度可以达到车马在上面安全行驶的程度。葛教授因此总结道，对于环境保护，一个正确的态度也许是“不能无忧，但不必过虑”。
无独有偶，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丁仲礼则从更加漫长时间维度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丁院士说，“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几十倍的有的是。地球都是这么演化过来的。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拯救人类，地球用不着人类来拯救”。
而对包括中国工商管理实践影响至深的ESG实践的逻辑出发点正是要求企业积极采取行动，防止碳排放增加，使得气候变暖，以此履行保护环境的企业社会责任。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基于气候变暖的环境保护政策的这只“鸡毛”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企业中推行ESG实践的“令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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