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越关税协定看全球贸易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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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与越南达成贸易协定，这颇具标杆意义。展望未来，全球贸易体系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演化方向。

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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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与越南达成贸易协定。在中美双边协商达成原则性共识之后，目前看来虽然还有少数僵局，大体而言美国有望与其它贸易伙伴通过双边贸易协定重塑自身的贸易环境，而美越贸易协定颇具标杆意义。展望未来，除了原产地规则等防范虚假贸易等操作细则可能逐步完善之外，全球贸易体系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演化方向：一是美国虽然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税率的“歧视性关税”，但逼迫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后反而在美国以外进一步促进自由贸易；二是主要经济体与美国的贸易单独通过双边协定安排，但是其他国家继续维持现有的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三是那些更有谈判能力的国家，也效仿美国通过双边贸易协定重塑自身贸易环境，全球贸易体系转向“关贸总协定”之前的双边协定、关税同盟主导时代。

对中国而言，虽然实现第一种场景的可能性有限，但是要求他国履行最惠国待遇可以作为中国的谈判筹码；中国也可以联合主要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国家，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贸易协商，尽量避免第三种场景的出现，维护自身权益。

美越协议：美国双边贸易协议的样板

尽管在是否承认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能否取消对越南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仍在谈判之中，然而综合多方面的报道和信息，美越双方在贸易谈判中可能已经就下述四点达成一致：1）美国对越南进口产品以分级关税的形式征收约20%的关税，纯粹本土生产的产品税率可能获得最低10%的税率，外国成分较高的产品税率则会上升，可能都会超出20%；2）来自第三国转运产品会面对40%的税率；3）越南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并取消主要非关税壁垒；4）协议强调加强原产地规则和供应链溯源，提升透明度。

笔者以为，虽然越南通过让步继续维持了对美国的市场准入；但这一贸易框架协定整体上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按照目前的四点共识，美国有望在与越南的贸易中同时实现其关税政策的三大目标：提升关税保护本土市场，进一步推动其他国家放开市场并避免外国报复，筹集财政收入。特朗普率先披露美越的框架协定，一方面可以作为标杆为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谈判提供指引，另一方面，美国也可以借助这一协定对其他谈判对手特别是亚洲国家施加压力。

当前美国贸易谈判的进展和展望

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谈判基本达成一致之后，除了日本等少数经济体之外，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谈判也都取得了相当进展。在中美谈判结束增强美国底气的背景下，笔者注意到后续的谈判和潜在的协议很大程度围绕着美国的关切而展开。

7月7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已经进行到了“最终阶段”。据报道，虽然在汽车、钢铝、医药、农产品等特定行业的关税双方仍有一定分歧，欧盟已经同意接受10%的基准对等关税，并有意在购买美国大豆、武器、液化天然气等农产品和工业品方面做出让步。虽然特朗普近日又提出可能提升基准关税税率，并威胁达不成协议到8月1日可能对欧盟产品加征30%的关税；然而，欧盟欧盟贸易专员7月16日已经启程前往华盛顿，继续此前的贸易谈判。

对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言，由于美国对《美加墨贸易协定》下的产品免征关税并且对协定不覆盖的加拿大化肥和能源等产品仅仅征收10%的关税，当下执行的25%“对等”关税仅仅限于剩余产品。虽然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仍在特定行业关税、芬太尼等问题上进行谈判，但若仅限于剩余产品关税，影响可能相对有限。

此外，美国在和墨西哥的谈判中也要求“加强对钢铝等敏感品类的配额与原产地审查”，以堵住从中国经墨西哥转运的漏洞。面对外部压力，墨西哥已经在国内修订法律，在关键行业提高“本地或北美供应链”比例，限制中国零部件进口，以满足《美加墨贸易协定》对北美供应链增加值占比的要求。

东南亚国家中，柬埔寨政府7月4日宣布已与美国在关税谈判中达成协议。而泰国财政部长7月6日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泰国已经提议向美国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开放更大市场准入，以争取最理想的10%关税率，并称即便是10%至20%的范围也可以接受。此外，印尼同样提出对大部分美国进口产品实施零关税，并提出通过严格管理，避免第三国通过印尼进行贸易规避以谋求和美国达成贸易协定。

只有美日贸易谈判看起来陷入僵局。日本坚持必须全面取消汽车、钢铝等关税，而美国则要求日本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双方诉求分歧较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方在与除中国以外的主要贸易伙伴协商中，有望按照自身的意愿重塑贸易规则。除了少数例外，贸易对象基本上接受了美国加征关税，己方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不进行报复的安排；此外，许多贸易协定也可能增加避免第三国出口“转运”进入美国市场的条款，甚至可能对己方出口产品中第三国产品的增加值占比实施限制。美越贸易协定其实颇具典型意义。

国际贸易体系演化的三种可能

这样看来，当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可能面对较大变革。比较确定的是在打击贸易欺诈和非法转运的压力之下，世界各国可能会逐步完善原产地规则、并且更好的统计制造业产品在各国、各个链条的增加值。中期而言，当前仍然存在的中国产品通过第三国简单加工甚至直接转运，然后以第三国产品的名义出口美国的一些操作可能会面临更大压力。

然而，国际贸易体系本身的演化可能仍然存在三条不同的途径：

场景一是虽然美国的关税有了明显的上升，而且美国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税率的“歧视性”关税，但是美国让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可能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推动自由贸易。理论上讲，除了美国之外，当前各国之间的贸易仍然基本遵循WTO规则，那么按照最惠国待遇条款，对美国的开放也应该适用于其他国家。经过这一轮贸易谈判，中美以外的一些重要经济体可能在货物贸易方面有更大开放力度，无疑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

当然，在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谈判中，这些国家做出的让步可能并未考虑同等适用美国以外的国家；比如，越南对美国实施零关税的同时，如果同等对与自身激烈竞争的中国开放，可能对本土产业造成较大冲击。这条路径实现的难度很大。

场景二是美国与所有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主要通过双边协议确定，但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继续维持现有的贸易体系。根据这种安排，在美国市场，不同国家会面对不同的“歧视性关税”；而在其他国家市场上，美国产品又在一般性的“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享受单独的优惠税率。

在特朗普政府明显冲击国际贸易体系之后，这种安排避免了其他国家进一步进行贸易谈判的高昂成本，也是现有国际贸易秩序冲击较小的选择，大概率会实现。

实际上，新加坡前总理、国务资政李显龙近期也提出“世界减一”国际贸易秩序——维持现有国际体系只是暂时少了美国——可能是当下国际社会的最优选择。这种安排可能还有一种好处，那就是尽管短期美国似乎占了便宜，但是长期而言若其他国家多边贸易谈判获得成果，美国恐怕也不能自动享受，反而有利于美国最终重回多边贸易体系。

场景三则是其他经济体也纷纷效仿美国，特别是那些有较明显贸易逆差或因为其他原因在贸易中具备优势的国家，也试图通过双边关税谈判形成对自身更有利的贸易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基于最惠国待遇的多边贸易体系可能全面解体；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安排可能退回到1947年关贸总协定生效前的状况——由双面贸易协定、以及区域性的关税同盟主导。

实际上，在二战爆发前的一百多年间，重商主义和保护本土产业的考虑使得许多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国如德、美建立较高的关税壁垒，贸易战频频爆发，非关税壁垒同样泛滥。同时，一些主导性的大国建立对自身有利的区域关税同盟；例如，英国主导的“帝国特惠制”在英帝国与其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削减关税，从而更好的与德国、美国竞争。若这一场景变成现实，越是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国家越可能明显受损。

面对三种可能的路径，笔者以为中国可以联合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较大的经济体，高举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旗帜，以追求第一种场景作为谈判筹码，积极参与未来国际贸易体系的协商，尽量避免第三种场景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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