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超预期，中美关系能否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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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关税回落，中美贸易能否回到过去？关税战虽然抢镜，但毕竟只是一次战役，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可能即将迎来一场漫长的转变期。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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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说变就变。

中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确实出人意料，谈前风云欲摧，眨眼之间风云突变。5月的中美经贸高层会谈之后，官方表示中美各取消91%的关税，暂停实施24%的关税，保留4月2日之后10%的关税。

原本你来我往的反制，加征幅度高达145%的关税战，终于看似回归正常——即使这可能是暂时的，至少让人觉得世界没有疯癫。那么，中美贸易能否回到过去，中美关系能否重新回到正常呢？

超出预期的结果

耐人寻味的是，本次会面的时间、地点、人物。

时点是在关税战一个月之后，地点是中立的日内瓦，中方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代表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这代表双方相关领域的最高技术官僚。

在外界基本觉得双方都不太可能妥协的时候，反而是双方达成超出预期的成果，原本最乐观的预测也觉得关税降低50%甚至一半已属不易。外界对这次会面，多数没有报以太多期待。公告一出，资本市场欢腾。

有徐瑾经济人的读者朋友评价，这是从“交易的艺术” VS “不跪的艺术” 到“妥协的艺术”。其实，在正常的所谓市场经济中买卖谈判，本身就是双方不断讨价还价最终妥协的结果，问题只在于，这是否是正常的买卖谈判。

5月9日，我曾经和中美关系专家李成聊到这次关税战，他预测几个月内，双方最后一定会达成一个交易，双方都宣称自己赢了的那种。关税战虽然抢镜，但是毕竟只是一次战役，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未来即将迎来可能是一场漫长的转变期。

贸易vs政治

贸易，曾经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当中美关系的大船遭遇更大风浪的时候，一切预设可能都会变化。

在全球化的顺风时代，贸易确实很重要，但是在全球化退潮本地化兴起的时代，政治可能更重要，其诉求甚至压倒贸易与经济。当下，刚好正属于国际秩序重构的时代，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有美国自身的战略调整，也有中国的崛起背景。

在一百年的交往中，美国曾经对中国有很多善意，也为“失去大陆”而懊恼，双方曾经是盟友，也曾经走向敌对。美国着迷于中国，也始终为中国感到困惑，更为中国的崛起而焦虑。这种分歧，也体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态度，内部也分裂为拥抱熊猫派以及屠龙派。

当我们觉得美国不理解中国的时候，也许中国也没有那么理解美国。这就不得不回到美国的历史——是的，美国虽然年轻，但是同样有自己的传统与源流。回顾美国的外交传统，贸易在其中一直地位关键。曾经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就曾在其著作《论美国》中强调，贸易一直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传统。

从美国独立之初，贸易就成为其追求自由的重要途径，毕竟美国独立的导火索之一，就是英国对东印度公司茶叶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导致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独立的那一年是1776年，这一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正式发表。斯密始终认为，贸易是各方共赢的途径，而非零和博弈，这一理念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国父们，如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等人。在追求贸易自由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定义。他们不仅反对重商主义——即保护本国商业和产业的政策——还提出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概念。这意味着美国的商人和船只在国外应享有与当地商人同等的地位。这一理念在当时被视为新教运动的一部分，尽管今天看来这些理念可能已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甚至，外贸谈判实际上也是美国起草宪法的一个重要动机。当时各州处于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授权，无法进行有效的对外谈判。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一直等同于自由贸易。事实上，美国长期依赖关税作为财政收入，尤其是在建国之后很长时间内，关税一度占到财政收入的90%。

当然，贸易从来不是自由的，它是政治的。国父杰斐逊曾将贸易权益作为外交手段，威尔逊总统也采取过类似策略。更严重的时候，是大萧条时期的保护主义政策。不少观点都强调，每一次保护主义都为世界带来灾难。大萧条时期各国竞相保护主义措施，拖慢了经济复苏的进程，间接推动了欧洲社会主义和日本集体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

二战之后，美国思路改变，他们意识到让世界安定，美国才能安定。以国务卿赫尔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家们开启了国际贸易复苏的新篇章，他们倡导无条件、非歧视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建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二战后才形成了世界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的理念。在当时，大家可能认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复苏更为重要。但从经济角度来看，二战后的开放贸易体系才是关键，它使得一些新兴国家能够融入美国的经济网络。

这个过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这个曾经桀骜不驯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成功融入。随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经济体，也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可以说，这一体系支撑着整个社会进入全球经济网络，最终使得美国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显然，这个体系也帮助了苏联倒台和中国加入全球化，这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美国也希望中国全球化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得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推动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为中产阶层的崛起创造条件。

不过，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之后，尤其随着中国赶超以及其经济模式与美国模式分歧日渐明显，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紧张起来。

中美关系新常态

当自由贸易以及全球化面临逆流的时候，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混沌期，敌友莫辩、斗而不破或将是新常态。

正如徐瑾经济人此前专栏评价，贸易谈判，本质上属于无限游戏。打打骂骂，无非多赚少赚，而地缘政治对抗，可能就是零和博弈，输家甚至可能就下牌桌了。然而，在真实世界中，贸易与政治，往往纠缠在一起。

很多时候，美国选择与什么样的人做生意，也决定了美国选择什么人为盟友。通过关税调整贸易，不仅可以带来收入，也可以调整自己的盟友站队。

中国和美国当然存在很多不同，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双方走向对抗的原因。恰恰相反，作为博弈谈判对手而言，双方的差异其实将导致，诉求的差异应该更有利于谈判达成而不是谈判破裂。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买卖双方之所以能够构成买卖，原因就在于彼此都有对方没有的地方，这才能够形成交换合作而不是竞争对抗。

从中国角度而言，美国想法和问题当然是美国本位的，美国的庞大逆差必须予以调整。这种调整后果，会对中国带来不小影响，甚至有“美国病了中国吃药”的现象。中国的应对，同样应该是以中国为本位，应该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来赢得竞争力，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来对抗逆全球化的潮流。

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对于世界来说，中美之间的和平竞合，也许是最大压舱石。太平洋很大，希望可以容下中美的利益与雄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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