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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0 08:13
商业与经济

查税30年的法与理

徐瑾:查税为何引发市场惶恐?严格的法律条文与粗疏的社会现实间,存在灰色地带;这是对僵化机制的灵活解构,甚至是过去的中国优势之一。
工厂制造查税30年的法与理
徐瑾


在文艺青年眼中,三十年前的月亮与故事或许只在记忆中,但是在一些地方部门眼中,三十年前的税,依旧存在。

据媒体报道,上市公司维维股份公告,原控股子公司因未按规定的申报期限对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费税进行纳税申报,被相关部门要求补缴税款逾8500万元。无独有偶,上市公司博汇股份接到补税5亿元的通知,宣布停产相关项目。此外,藏格矿业等多家上市公司也表示收到补税通知。

补税新闻中,具体数字没有引发多少关注,但是1994年的日期却引发不少讨论。这是否意味“税务倒查30年”?追讨超过多年的税款,也许符合行政条文,但是在当下情况下,未必符合情理。

按照当地有关部门的解释,这是按照程序正常追缴。但是,这一解释显然没有完全平复市场担忧。国家税务总局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回应,表示未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

这件事自然有不少解释,相关部门的说法也并非没有依据。然而,市场为何如此惶恐?法律不外乎秩序,严格的法律条文与粗疏的社会现实之间,并不是黑白分明的关系,中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这种灰色地带,是对于僵化机制的一种灵活解构,从某个角度讲,甚至可以说过去中国的优势之一。在高税负、高租金、低成本的中国模式中,税收对于不少老板也是能省则省的成本。当然,这种对于灰色地带的模糊性,也为各种选择性执法带来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在2013年,前总理李克强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就有一场对话。总理一边说自己曾有过上淘宝的经历,并且被店主的留言感动,同时他也强调,这些网店按照规定都不合法,“坦率的讲,马云同志,你的那些公司,你要按我们的规定那你都不合法,就在你网上一注册就是公司了?现在你合法了,我们已经规定了,取消门槛了。当然,也有人说,说你这个可能是没有实质性意义?其实有很大实质性意义。什么叫实质性意义啊?就是让这些创业的人,原来这种做法的时候他还有一点觉得我在绕弯子走,现在有法律保障,法律规定你是允许的,允许你这样做。”

可见,如果一开始就因为不合法就取缔这些网店,可能就没有阿里巴巴与电商行业,也就没有如今数亿人的市场就业机会。法律条文是过去的产物,反映的是部门的意志,而创新是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反映的是市场的活力。法律执行中留有的余地,其实也是给民间活力留有余地,而说到底,中国国运取决于民间活力,一如40年改革开放史证明的。

回到现实来看,依法纳税是明镜高悬的尺度,也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但现实来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首先,大大小小的行政条文本身就有与法律相悖的地方,税务机关也面临执法效率的问题,抓大放小一直是传统做法。其次,相关争议中,企业面对税务机构处于不对等的弱势状态,难以用通过“法律途径积极妥当解决”涉税争议(国家税务总局语);弱者唯有用脚投票,而这当然直接导致外溢负面相应。此前,民间企业的税收问题默认是追溯三年,而不少中小企业有两本账的传统也彼此心照不宣。相反,如果运动式倒查收税,不少企业会有巨大压力,也有可能大面积歇业。在经济萎靡的当下,救企业其实就是救经济,而保企业就是保就业。困境中,对企业更应该的做法不仅不是加税,而是应该减税。

这一次补税风潮,无论如何解释,暗涌的推动力是地方政府的财力萎靡。中国财政体制的核心症结,乃是事权和财权不对等。这些年来,中央收入持续增加,地方事务却日渐增加,一增一减,使得地方在压力之下做出某些外界看来难以理解其实又在逻辑中的选择。

按照2023年财政数据,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0705亿元,同比下降9.2%。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418亿元,同比增长7.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66287亿元,同比下降10.1%。房地产的低迷,使得之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的地方财政面临巨大压力。按照学者罗志恒统计,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规模为1.4万亿,相当于GDP的4.1%,2021年为8.7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6%,而2023年土地出让金下降到5.8万亿元,2年跌掉1/3,今年头五个月更是进一步大幅走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基层的工资也面临压力。考编热的另一面是体制内人员刚性支出,“百万槽工衣食所系”,地方政府此时可谓压力山大。问题在于,通过运动式的补税,也许能缓解当下的一时困境,却可能使得未来面临无税源可用的更大困境。

在中国财税学者中,不少人一度曾经有一种迷思,即纳税人通过纳税可以获得更多话语权,为此,他们不惜论证多缴税的好处。也正因此,不少学者过去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强调加强财政税收,却无意强调监督与减税。说到底,这其实是对民间呼声的漠视。现在来看,这种迷思面临其困境,民间付出税收代价,却无力争取更多话语权。如果天真地信任自上对下的监督,那么必然结果是,一个中央面对成百上千的地方之手,难以抑制其生生不息的自利举措。

在电视剧《庆余年2》中,为了解决内库的高额亏空,主角范闲为此左思右想。他拒绝了直接侵占商家财产的建议,转而想出了发行内库债券的思路。电视剧中,在做皇家债权人的诱惑下,债券销售一空。这看起来有点类似欧洲债券市场以及中央银行诞生的故事,但在经济逻辑上却难以说通。债券对应的是资产与信用,这种信用其实是基于双方有博弈可能的基础之上。在庆国的土地上,皇帝明明可以生杀予夺,为什么要屈尊借钱呢?试问,谁有敢于成为追债皇家的债权人?毕竟剧中叶轻眉与剧外沈万三的故事,都说了这种债权的危险性。

此前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从这个意义而言,面对财政窘境,地方政府的自我克制也许是一种更大的耐心资本,避免进入竭泽而渔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央地方财政的定位也应该重启讨论,避免个别地方在事权财权不对等下,继续走向失控的方向。

毕竟,大家都期望再看到三十年后的太阳依旧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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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税30年的法与理

徐瑾:查税为何引发市场惶恐?严格的法律条文与粗疏的社会现实间,存在灰色地带;这是对僵化机制的灵活解构,甚至是过去的中国优势之一。
徐瑾


在文艺青年眼中,三十年前的月亮与故事或许只在记忆中,但是在一些地方部门眼中,三十年前的税,依旧存在。

据媒体报道,上市公司维维股份公告,原控股子公司因未按规定的申报期限对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费税进行纳税申报,被相关部门要求补缴税款逾8500万元。无独有偶,上市公司博汇股份接到补税5亿元的通知,宣布停产相关项目。此外,藏格矿业等多家上市公司也表示收到补税通知。

补税新闻中,具体数字没有引发多少关注,但是1994年的日期却引发不少讨论。这是否意味“税务倒查30年”?追讨超过多年的税款,也许符合行政条文,但是在当下情况下,未必符合情理。

按照当地有关部门的解释,这是按照程序正常追缴。但是,这一解释显然没有完全平复市场担忧。国家税务总局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回应,表示未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

这件事自然有不少解释,相关部门的说法也并非没有依据。然而,市场为何如此惶恐?法律不外乎秩序,严格的法律条文与粗疏的社会现实之间,并不是黑白分明的关系,中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这种灰色地带,是对于僵化机制的一种灵活解构,从某个角度讲,甚至可以说过去中国的优势之一。在高税负、高租金、低成本的中国模式中,税收对于不少老板也是能省则省的成本。当然,这种对于灰色地带的模糊性,也为各种选择性执法带来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在2013年,前总理李克强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就有一场对话。总理一边说自己曾有过上淘宝的经历,并且被店主的留言感动,同时他也强调,这些网店按照规定都不合法,“坦率的讲,马云同志,你的那些公司,你要按我们的规定那你都不合法,就在你网上一注册就是公司了?现在你合法了,我们已经规定了,取消门槛了。当然,也有人说,说你这个可能是没有实质性意义?其实有很大实质性意义。什么叫实质性意义啊?就是让这些创业的人,原来这种做法的时候他还有一点觉得我在绕弯子走,现在有法律保障,法律规定你是允许的,允许你这样做。”

可见,如果一开始就因为不合法就取缔这些网店,可能就没有阿里巴巴与电商行业,也就没有如今数亿人的市场就业机会。法律条文是过去的产物,反映的是部门的意志,而创新是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反映的是市场的活力。法律执行中留有的余地,其实也是给民间活力留有余地,而说到底,中国国运取决于民间活力,一如40年改革开放史证明的。

回到现实来看,依法纳税是明镜高悬的尺度,也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但现实来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首先,大大小小的行政条文本身就有与法律相悖的地方,税务机关也面临执法效率的问题,抓大放小一直是传统做法。其次,相关争议中,企业面对税务机构处于不对等的弱势状态,难以用通过“法律途径积极妥当解决”涉税争议(国家税务总局语);弱者唯有用脚投票,而这当然直接导致外溢负面相应。此前,民间企业的税收问题默认是追溯三年,而不少中小企业有两本账的传统也彼此心照不宣。相反,如果运动式倒查收税,不少企业会有巨大压力,也有可能大面积歇业。在经济萎靡的当下,救企业其实就是救经济,而保企业就是保就业。困境中,对企业更应该的做法不仅不是加税,而是应该减税。

这一次补税风潮,无论如何解释,暗涌的推动力是地方政府的财力萎靡。中国财政体制的核心症结,乃是事权和财权不对等。这些年来,中央收入持续增加,地方事务却日渐增加,一增一减,使得地方在压力之下做出某些外界看来难以理解其实又在逻辑中的选择。

按照2023年财政数据,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0705亿元,同比下降9.2%。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418亿元,同比增长7.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66287亿元,同比下降10.1%。房地产的低迷,使得之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的地方财政面临巨大压力。按照学者罗志恒统计,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规模为1.4万亿,相当于GDP的4.1%,2021年为8.7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6%,而2023年土地出让金下降到5.8万亿元,2年跌掉1/3,今年头五个月更是进一步大幅走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基层的工资也面临压力。考编热的另一面是体制内人员刚性支出,“百万槽工衣食所系”,地方政府此时可谓压力山大。问题在于,通过运动式的补税,也许能缓解当下的一时困境,却可能使得未来面临无税源可用的更大困境。

在中国财税学者中,不少人一度曾经有一种迷思,即纳税人通过纳税可以获得更多话语权,为此,他们不惜论证多缴税的好处。也正因此,不少学者过去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强调加强财政税收,却无意强调监督与减税。说到底,这其实是对民间呼声的漠视。现在来看,这种迷思面临其困境,民间付出税收代价,却无力争取更多话语权。如果天真地信任自上对下的监督,那么必然结果是,一个中央面对成百上千的地方之手,难以抑制其生生不息的自利举措。

在电视剧《庆余年2》中,为了解决内库的高额亏空,主角范闲为此左思右想。他拒绝了直接侵占商家财产的建议,转而想出了发行内库债券的思路。电视剧中,在做皇家债权人的诱惑下,债券销售一空。这看起来有点类似欧洲债券市场以及中央银行诞生的故事,但在经济逻辑上却难以说通。债券对应的是资产与信用,这种信用其实是基于双方有博弈可能的基础之上。在庆国的土地上,皇帝明明可以生杀予夺,为什么要屈尊借钱呢?试问,谁有敢于成为追债皇家的债权人?毕竟剧中叶轻眉与剧外沈万三的故事,都说了这种债权的危险性。

此前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从这个意义而言,面对财政窘境,地方政府的自我克制也许是一种更大的耐心资本,避免进入竭泽而渔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央地方财政的定位也应该重启讨论,避免个别地方在事权财权不对等下,继续走向失控的方向。

毕竟,大家都期望再看到三十年后的太阳依旧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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