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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2 14:35
社会与生活

减污降碳助推经济增长需要什么策略?

专家建议中国试点“进取型减碳战略”,推动增长型碳汇市场、区域自主减排的责任体系、完善碳核算和碳账户建立。
能源风能实现零碳排放,前景是否依然清晰?
袁漪琳

■“去年没有减碳,是增碳了。去年我们的碳是比往年增加了排放,如果要有运动是有很多运动存在,但是不存在运动式减碳。另外把供电紧张,去年的电峰归结于双碳,这也是一个误解。”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中国区总裁邹骥在8月19日美丽中国百人论坛发言中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减污降碳不再是经济增长的阻力了,而恰恰是增长的一个助推器。

8月19日,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2年会在江西赣州召开。生态环境部论坛于2020年指导成立该论坛,旨在研讨十四五规划纲要确立的2035年及中远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绿色低碳发展是此次论坛的重点。

邹骥认为,当前中国减污降碳的任务同时面临严峻的经济下行和能源保供等多重压力,特别是7月份的经济数据,回升未达预期中理想。同时,经济学界这两年有一种传统的观点:一说到经济下行,开门三件事。第一是疫情影响,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共识。第二是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影响。但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表现要高于预期。第三点最具争议,即认为中国的环保督察过严对GDP造成压抑。对此,邹骥指出事实上2021年碳排量不降反增,并非部分观点所指责的“运动式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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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2022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提到:“2021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6%,即近6亿吨二氧化碳。所有的化石燃料都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但煤炭预计将占主导地位,对排放量的增加有70%的贡献,主要由于电力部门对煤炭的使用增加。”

减污降碳之所以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关系,邹骥表示,从2013年到2020年,GDP、能源消费量等经济增长的指标都是向上走,而PM2.5的浓度,重污染天数,是在向下走。“中国的减污降碳实际上已经在发生而且效果很好,特别是在过去十年。”

背后的原因,是发展标准的提高,以及新兴产业的占比直线提升。中国人均GDP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百美元,增长到1.2万美元,已经踩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上了,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早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进入人均GDP 1.2万美元的新阶段,对生产效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生活质量,特别是对安全、健康、舒适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要靠环境污染或者放松环境管制才能得到的增长率百分点,那是低质量的,甚至是负的,是沉默资产的投资。”

对于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如何绿色转型的问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会上表示,应该基于经济学的逻辑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存量高的传统高碳能源尽管仍有一定空间但潜力具有累退性。而作为增量的新能源随着产量扩大、技术改进、成本下降加快,部分产品的绿色溢价在由正转负,替代老能源减碳成本优势变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转换进度。”

刘世锦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进取型减碳的“三支柱体系”,即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稳定的同时对促进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的技术产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

第一个支柱是建立增长型碳汇市场。现在有的碳排放权市场主要推动存量的减排。增长型的碳汇市场可以与碳排放权市场并存,用于在获得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达到鼓励低碳、负碳和零碳技术创新的目的。它可以容纳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可以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或者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比如绿氢炼钢,森林碳汇和其他负碳技术产品,甚至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碳汇价格随供求关系波动,能体现对技术创新产品减排贡献的价值评估和报酬方式。

第二个支柱是要形成区域自主减排的责任体系。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是否有效。刘世锦认为,借鉴国家巴黎协议的原则,不必对所有企业和地方套用统一的减碳标准,让各个地方根据专业化比较有优势,主动提出有一定挑战性的减排目标,在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落实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诉的减排责任要求。以低碳零碳园区和企业为例,这些企业可以用较高的市场收益购买增长型碳汇,平衡自身的碳账户。这套机制的实行可以形成新的招商引资风口,吸引低碳零碳产业落地。

第三个支柱是碳核算,也是前两个支柱——增长型碳汇市场和减排责任体系的前提,也是目前的一大短板。对于增长性碳汇技术审核和认定,刘世锦认为,应该由市场组织专业化的组织机构依法律法规操作;政府主管机构从直接审批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在此基础上,普遍建立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碳账户,条件允许的地区建立个人碳账户。碳账户的普及能把更多的活动纳入绿色金融轨道,借助增长型碳汇开发多种类型的金融产品,支持技术创新。

绿色投资的未来扩展方向,在于能源转型数字经济,还包括绿色城镇化,数字化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升级。目前,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仍任重道远。以新能源为主体意味着,要有50%以上发电量来自于风电光伏。2021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对“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描述中提到: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能源转型的工程是极为艰巨复杂的任务。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臻称,“就电力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电力生产国。我们的总装机接近24亿千瓦,其中火力发电占一半,装机二分之一,其他就是水电。特别是风电光伏和太阳能的装机,已经接近了6.3亿。但是风电光伏发电量,还不到12%。去年我们国家新能源发电量一共是18.3亿,其中火电大约占60%,40%是水电,还有只有11.7%左右的风光发电。”根据发改委《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0》公开发布稿中的愿景之一“非化石能源跨越发展行动”,“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力争达到 50%”。

刘吉臻另外指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意味着要解决风电光伏的随机性、不确定性。由于存在技术难题,目前供电保障仍旧依赖12亿千瓦的火力发电“撑局面”。

“十四五期间,投资潜力绿色低碳增长的风险,可以接近45万亿,平均每年大约是9万亿的投资潜力。”邹骥表示,现在投资的方向不是电源,而是让电网加强输配网来稳定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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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漪琳

■“去年没有减碳,是增碳了。去年我们的碳是比往年增加了排放,如果要有运动是有很多运动存在,但是不存在运动式减碳。另外把供电紧张,去年的电峰归结于双碳,这也是一个误解。”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中国区总裁邹骥在8月19日美丽中国百人论坛发言中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减污降碳不再是经济增长的阻力了,而恰恰是增长的一个助推器。

8月19日,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2年会在江西赣州召开。生态环境部论坛于2020年指导成立该论坛,旨在研讨十四五规划纲要确立的2035年及中远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绿色低碳发展是此次论坛的重点。

邹骥认为,当前中国减污降碳的任务同时面临严峻的经济下行和能源保供等多重压力,特别是7月份的经济数据,回升未达预期中理想。同时,经济学界这两年有一种传统的观点:一说到经济下行,开门三件事。第一是疫情影响,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共识。第二是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影响。但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表现要高于预期。第三点最具争议,即认为中国的环保督察过严对GDP造成压抑。对此,邹骥指出事实上2021年碳排量不降反增,并非部分观点所指责的“运动式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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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2022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提到:“2021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6%,即近6亿吨二氧化碳。所有的化石燃料都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但煤炭预计将占主导地位,对排放量的增加有70%的贡献,主要由于电力部门对煤炭的使用增加。”

减污降碳之所以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关系,邹骥表示,从2013年到2020年,GDP、能源消费量等经济增长的指标都是向上走,而PM2.5的浓度,重污染天数,是在向下走。“中国的减污降碳实际上已经在发生而且效果很好,特别是在过去十年。”

背后的原因,是发展标准的提高,以及新兴产业的占比直线提升。中国人均GDP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百美元,增长到1.2万美元,已经踩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上了,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早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进入人均GDP 1.2万美元的新阶段,对生产效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生活质量,特别是对安全、健康、舒适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要靠环境污染或者放松环境管制才能得到的增长率百分点,那是低质量的,甚至是负的,是沉默资产的投资。”

对于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如何绿色转型的问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会上表示,应该基于经济学的逻辑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存量高的传统高碳能源尽管仍有一定空间但潜力具有累退性。而作为增量的新能源随着产量扩大、技术改进、成本下降加快,部分产品的绿色溢价在由正转负,替代老能源减碳成本优势变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转换进度。”

刘世锦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进取型减碳的“三支柱体系”,即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稳定的同时对促进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的技术产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

第一个支柱是建立增长型碳汇市场。现在有的碳排放权市场主要推动存量的减排。增长型的碳汇市场可以与碳排放权市场并存,用于在获得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达到鼓励低碳、负碳和零碳技术创新的目的。它可以容纳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可以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或者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比如绿氢炼钢,森林碳汇和其他负碳技术产品,甚至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碳汇价格随供求关系波动,能体现对技术创新产品减排贡献的价值评估和报酬方式。

第二个支柱是要形成区域自主减排的责任体系。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是否有效。刘世锦认为,借鉴国家巴黎协议的原则,不必对所有企业和地方套用统一的减碳标准,让各个地方根据专业化比较有优势,主动提出有一定挑战性的减排目标,在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落实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诉的减排责任要求。以低碳零碳园区和企业为例,这些企业可以用较高的市场收益购买增长型碳汇,平衡自身的碳账户。这套机制的实行可以形成新的招商引资风口,吸引低碳零碳产业落地。

第三个支柱是碳核算,也是前两个支柱——增长型碳汇市场和减排责任体系的前提,也是目前的一大短板。对于增长性碳汇技术审核和认定,刘世锦认为,应该由市场组织专业化的组织机构依法律法规操作;政府主管机构从直接审批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在此基础上,普遍建立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碳账户,条件允许的地区建立个人碳账户。碳账户的普及能把更多的活动纳入绿色金融轨道,借助增长型碳汇开发多种类型的金融产品,支持技术创新。

绿色投资的未来扩展方向,在于能源转型数字经济,还包括绿色城镇化,数字化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升级。目前,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仍任重道远。以新能源为主体意味着,要有50%以上发电量来自于风电光伏。2021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对“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描述中提到: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能源转型的工程是极为艰巨复杂的任务。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臻称,“就电力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电力生产国。我们的总装机接近24亿千瓦,其中火力发电占一半,装机二分之一,其他就是水电。特别是风电光伏和太阳能的装机,已经接近了6.3亿。但是风电光伏发电量,还不到12%。去年我们国家新能源发电量一共是18.3亿,其中火电大约占60%,40%是水电,还有只有11.7%左右的风光发电。”根据发改委《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0》公开发布稿中的愿景之一“非化石能源跨越发展行动”,“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力争达到 50%”。

刘吉臻另外指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意味着要解决风电光伏的随机性、不确定性。由于存在技术难题,目前供电保障仍旧依赖12亿千瓦的火力发电“撑局面”。

“十四五期间,投资潜力绿色低碳增长的风险,可以接近45万亿,平均每年大约是9万亿的投资潜力。”邹骥表示,现在投资的方向不是电源,而是让电网加强输配网来稳定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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