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丘成桐谈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科学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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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专家呼吁培养本土人才，指出香港申办2030年顶级数学会议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Jane Cai，Zhang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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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现任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院长，该学院通过他自己设计的计划快速培养有才华的年轻学生。

这位76 岁的老人出生于中国南部省份广东省，曾在香港和美国接受教育，他分享了自己对科学和教育的看法，科学和教育是中国“十五”规划（2026-2030 年）的关键，预计该规划将重点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

丘先生仅以个人身份发言，分享了他对本土培养人才的重要性、香港向科学技术中心转型以及在中美争夺科技主导地位的背景下香港在 2030 年举办顶级数学会议的机会的看法。

中国“十五”规划正处于最后制定阶段。您对这份蓝图有何建议？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它能否大致服务于北京打破科技瓶颈的目标？

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得益于其庞大的熟练劳动力资源。尽管劳动力并非都具备最高学历，但他们的能力足以推动工业发展。这使得中国能够在某些领域与美国竞争。

然而，在尖端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芯片技术等领域，中国却落后了。中国缺乏足够数量的处于这些学科前沿的创新型工程师和学者。中国的许多高端研究仍然建立在美国开创的成果之上，凸显了原创性方面的差距。

（过去几年中国许多研究机构的）重点在于解决“瓶颈”问题，而不是追求突破性的进展，这反映出一种防御性思维——跟随而非引领。如果中国能够自主研发突破性技术，那么受制于外部限制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中国不应落后于其他国家，而应探索自己的道路，培育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创新，并树立全球标准。

未来几年，中国应该转变发展方式，尤其要培养年轻人才，鼓励由好奇心和兴趣驱动的创新。通过培育原创研究和技术突破的文化，中国可以从追随他人的脚步走向引领者。

尽管中国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基础性创新往往源自其他国家。即使是中国那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两弹一星”（国家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包括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最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也是建立在其他国家最初开发的概念之上的。

真正的技术独立需要中国创造自己的基础进步，减少对外部更新的依赖，并确立自己作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地位。

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引领尖端科学，并在2035年成为科技强国，实现国家最高领导层设定的目标？

21世纪的全球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深深植根于数学的领域。它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培养一支强大的国内人才队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近年来，由于美国面临的挑战，许多科学家选择回国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这固然是好事，但坦率地说，许多人也面临着适应困难。他们在美国的学术训练与国内环境不同，而且回国后，他们的薪水往往比国内同行更高，这有时会让人产生不平等的感觉。

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仅仅依靠外来培养的人才，建立起强大的科技基础。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利用别人培养的科学家，然后超越他们。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培养自己的人才。

此外，在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往往与中国有着更深厚的联系。有些世界级学者在中国长大，但在海外成名后，对祖国的依恋却有所减弱。他们可能会选择留在对他们的未来前景最有利的地方，而不一定非要留在祖国。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费尽心思从14亿人口中甄选出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如果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培训结束后最终服务于其他国家，可能会导致我们发展的停滞。

真正的科技进步在于培养根植于中国自身学术和文化背景的人才。仅仅依靠外国培养的科学家并非建设科技强国的可持续战略。

中国应该如何培养人才？教育是中国2020-2025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规划的重点是创新驱动型经济。教育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

中国的数学进步落后于美国，但差距并非不可逾越。中国初中、高中学生以及大学生的数学能力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同龄人相当，甚至超越他们。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最少的政府干预，这种潜力就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缩小差距的关键在于持续、集中地努力培养人才，不受官僚主义障碍的束缚，让学生在有利于学术卓越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然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府政策都过于重视公平，这带来了重大挑战。

我认为，过分注重标准化，不顾学生的潜力和奉献精神，是有问题的。这种做法未能为资优生或积极进取的学生提供专门的支持，从而扼杀了杰出人才的培养。政府对千篇一律的教育的强调，非但没有培育出一个让优秀人才能够领导和激励他人的精英管理体系，反而阻碍了教育的进步。

培养一小部分精英人才可以产生连锁反应，提升更广泛的学术和科学界。我们应该采取分层的教育模式，一小部分学生（比如10%左右）被培养成顶尖人才，另外20%的学生专注于应用科学，之后的各层级则支持更广泛的教育目标。

这种分层体系将使中国能够培养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创新者，效仿普林斯顿大学或哈佛大学等机构，或微软和谷歌等公司的成功，通过聚集杰出人才来推动创新。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教育体系不愿培养非传统或独特的人才。通过培育更加多元化的教育方式，中国可以更好地挖掘其最聪明人才的潜力。现行教育体系因担心不公平而不愿将杰出人才单独列出，这可能会错失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的机会。

历史上，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受益于吸引全球人才，这巩固了其科学主导地位。中国也可以通过营造一个汇聚顶尖人才的环境，形成能够产生突破性成果的临界规模，从而取得类似的成果。

海外优秀中国学者的归来带来了希望，但他们的潜力只有在一个强大的体系的支持下才能充分发挥，这个体系能够培养和赋能下一代。他们需要一支由数百甚至数千名优秀学生组成的团队来扩大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他们的贡献可能会大打折扣。

通过培养一大批高素质学生，一些杰出的人才将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领导者，就像西方领先机构或科技巨头的人才集群一样。

您带领团队申办 2030年在香港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ICM）。与您之前考虑的主办城市北京相比，香港有哪些优势？

ICM 就像运动员的奥运会，大约有 4,000 到 5,000 名数学家齐聚一堂。约有 160 位演讲者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示最先进的技术。这项四年一度的盛会还颁发数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它为所有数学家、学者和学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和学习的黄金机会。

北京自2023年起每年主办国际基础科学大会（ICBS）。国际数学联盟主席中岛宏久表示，北京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ICBS的所有筹备工作，这令他印象深刻。许多顶尖科学家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鼓励我们申办ICM。

去年我致信习近平主席，提议申办。后来，我们得到了他的祝福。之后，我们仔细研究了中国境内最佳的主办城市。虽然北京在2002年举办了一场意义非凡的ICM，但根据惯例，主办城市应该轮流举办。这最终促成了香港数学学会和中国数学学会联合申办的提议。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在审批流程和资金安排方面享有独特的灵活性。这种自主权使香港成为举办如此盛事的理想合作伙伴，增强了申办的吸引力。

香港之所以被选为主办城市，得益于其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专为举办大型国际会议而设计。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周边拥有丰富的住宿资源，可以轻松满足约5,000名ICM与会者的需求。

香港多元化的筹款框架增强了申办的可行性。我估计，此次活动的成本可能超过1亿元人民币（1400万美元）。香港政府、顶尖大学（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以及私人机构和个人捐助者的承诺确保了大部分资金。预计注册费将带来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收入，这进一步巩固了申办的财务基础。

此次活动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恰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可能会吸引国家领导人的参与，彰显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所发挥作用的承诺。

希望内地和香港的学子们能以这次活动为动力，用五年时间更加努力学习，争取在2035年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数学等基础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香港该如何定位自己？

香港有培养世界级人才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南下。

最初，这些学者是文学、历史和哲学领域的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也培养了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徐志伟和高锟等杰出人物，彰显了香港丰富的文化和知识遗产。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之前，香港在培养杰出数学家方面超过了内地。然而，随着内地在改革开放后迎头赶上，香港的学术地位开始下降。

随着城市的繁荣，社会的重心转向了金融和房地产等快速致富的行业。受快速致富前景的影响，家长们开始优先考虑为孩子寻找稳定、高薪的职业，而不是追求卓越的学业。

早在1996年，我就曾向媒体表示，香港应该优先发展科技。然而，香港最终还是将科技领域搁置，转而青睐周期性更强的金融和房地产行业。

在回归前，香港的大学曾位居全球资金最雄厚的行列，但如今，它们的总预算与清华大学等内地顶尖高校相比，显得黯然失色。由于香港未能发展高科技产业，导致资金短缺，其学术机构难以跟上全球竞争对手的步伐。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香港可能会彻底失去优势，其科技未来将面临关键时刻。

过去十年，香港的学术环境尤其充满挑战，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之后。动荡扰乱了教育，许多学生，包括初中生，往往在不完全了解问题的情况下就卷入了抗议活动。这些学生将学习时间转移到街头活动上，从而形成了一种学术追求失去吸引力的文化。
结果，追求数学等严谨学科的学生数量明显下降。我对此感到痛心。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下降留下了持久的影响，削弱了这座城市曾经充满活力的人才输送渠道。

展望未来，香港能否重夺全球学术科技强国地位，取决于其培养和留住人才以及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能力。目前，香港在高科技发展方面落后于深圳等地区竞争对手，这一差距凸显了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的紧迫性。香港政府现在必须大力投资培养世界级人才，促进创新，以防止其进一步衰落。

至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于今年9月成立的跨学科数学科学学院，丘成桐为创始院长）旨在在香港青年中恢复严谨的学术文化和求知欲。他们希望通过培养对学习的全新欣赏，重塑香港作为知识人才摇篮的声誉。

ICM 2030申办也涉及对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学家和女性数学家的支持。您能详细说明一下具体措施吗？

我非常支持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发展。最近，在我的推动下，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成立了一个新的华人女数学家联盟。其目标是汇聚女性数学家，促进前沿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成立仪式及首届论坛于10月4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这将是中国领先的女性数学家联盟，此次活动也得到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支持。许多杰出的数学家，例如王红，都参与其中，其工作成果斐然。此外，如果我们成功申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我们计划专门设立一天，让女性数学家参与其中。

我们还计划向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学家提供支持。我们一直与拉丁美洲、南亚和中亚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密切合作。此外，对于ICM 2030，我们计划邀请这三个地区各100名数学家参加大会。

这一倡议源于两个关键原因。首先，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水平正在稳步提升，相互交流对各方均有利。其次，这一倡议符合国家政策，因为中国政府正在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日益紧密的联系。

我们拥有成功的国际合作先例。例如，清华大学雁栖湖北京数学科学与应用研究院已招募了12名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学者来华进行长期研究。该研究院的学者们不受政治立场的限制，彼此合作畅通无阻。

我们希望在香港举办的ICM 2030也能成为一个团结的平台，帮助中国成为与全球南方国家接触的重要枢纽。本地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行交流，从而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最终，我们希望此次大会能够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学术、教育和产业方面的合作。

您如何评价日本和其他申办 ICM 2030 的竞争对手？

我们尊重所有 ICM 2030 的申办，包括日本和英国的强烈意愿。每位候选城市都为本次申办进程带来了独特的优势。

日本拥有深厚的数学传统，我们了解他们对主办此次大会的兴趣。然而，任何申办的成功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续的机构和资金支持。在这方面，我们相信香港来自政府、大学和私营部门的鼎力支持，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就学术活力而言，中国得益于快速扩张的数学人才队伍，这得益于越来越多的海归学者和强大的国内人才培养体系。这个充满活力且不断壮大的人才队伍是我们申办的关键资产。

最终，我们非常有信心，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稳定的金融环境、对包容性的坚定承诺、作为全球大都市的活力文化，以及来自世界上最大的华人数学界之一的坚定支持，这些独特因素使我们的申办尤为引人注目，并有望取得成功。

您认为中国有言论自由吗？这似乎是许多海外科学家在考虑来中国工作时会考虑的问题。

坦白说，美国现在的情况似乎比中国乱得多。最近，一位美国教授跟我聊天，说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学术界基本上经历了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例如，美国经常批评中国，攻击其言论自由记录。但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是，那里的自由几乎到了过度的程度。

如今，中国互联网上有无数的自媒体平台。它们可以自由解读事件，并获得数百万粉丝的支持。网上很多人可以随意批评我。

去年我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时提到，中国现在的数学研究水平大概相当于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水平。这句话在网上被转载，并遭到广泛批评。后来我听说专门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个现实。

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落后的地方。而且，暂时落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来无法赶上。1920年之前，美国的数学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但在短短二十年内，它就成为了世界领先者。这种增长是非线性的。媒体通常对这一背景的理解有限。

我们申办ICM 2030也与人才培养息息相关。这就像奥运会首次来到中国一样，激励着许多运动员刻苦训练，希望在奥运会上大放异彩。如果ICM 2030在中国举办，将会激励大量年轻学者在大会上展现自己的实力。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数学在未来五年内快速发展。

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产学研合作现状？这种合作是否有效地促进了研究？

在中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演变，双方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种既能真正促进突破性研究，又能满足实际需求的模式。我欢迎更多产学研合作，并相信随着框架的完善，产学研合作能够成为创新的强大引擎。

目前，一些合作项目侧重于中短线应用。例如，一家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公开宣称向高校捐赠了1500万元人民币，但实际上，这笔资金被分三年用于支持高校面临的特定产业问题的研究。这相当于每年花费500万元人民币，用于聘请大约40名博士生和几位教授。

另一方面，这些为科研项目捐款的企业实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例如，目前清华大学博士生的最高年薪不到7万元，而聘请一名同等学历的全职员工至少需要70万元。

我认为大学的首要使命是开展基础研究，探索自然的奥秘。有人担心，过分强调直接应用可能会吸引优秀学生远离那些能够带来真正技术突破的基础工作。因此，一种更加制度化的方法，或许可以借鉴国际模式，即大学管理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长期的研究基础设施，从而更好地将商业合作与学术抱负结合起来。

大学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进行研究……而不是主要受利润驱动而参与应用研究
丘成桐

美国产学研之间的关系则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合作项目中，教授可以直接获得15%的资助，许多人难以拒绝这样的激励。而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地方，大约80%的资助会首先流向学校，教师不会直接参与。

这表明中国大学存在制度上的差距。因此，我们的许多毕业生有机会在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从事重要的前沿工作，但在中国顶尖大学，他们可能被迫从事下游的工业应用工作。

大学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开展研究，探索自然的奥秘，服务社会，并在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而不是主要受利益驱使而参与应用研究。因此，亟需一个更健康的生态系统，让产学研合作能够补充而非偏离基础研究的核心使命。这将确保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在国内进行世界一流的研究，为知识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关系？您认为目前国家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是否足够？

我认为基础研究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应用科学或人工智能，而忽视数学等基础学科的支撑，因为这些基础学科对于这些应用领域的有效发展至关重要。

我衷心希望到2035年，中国的数学水平能够领先世界。这与中国“十四五”规划中设定的目标相一致：“到2035年，力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数学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数学达不到领先水平，其他学科也未必能达到。当前的人工智能研究，其核心就是数学问题。量子计算、机器人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许多人对产业发展的成果感到兴奋，但如果缺乏基础科学的根基，这种增长就无法持续。要在应用科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基础研究至关重要，因为理论基础是应用突破的先决条件。中国政府看到了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前景，并正在努力推动其发展。因此，真正的进步必须从基础开始。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成为应用科技领域的领导者。

要加强基础科研能力，教育至关重要。例如，目前在中国，聘请一位优秀的人工智能学者通常需要200万至300万元人民币，最高不超过400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众所周知，像Meta这样的公司会为一位同等水平的学者提供至少100万美元的薪酬。我们很难在薪酬上与美国竞争以吸引这样的人才。毋庸置疑，在中国培养自己的人才库更为可行且可持续。

大多数人工智能算法本质上都是数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加强基础科学，自然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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