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董事会认为，这份近300亿美元的奖励对于让马斯克全身心投入特斯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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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6 09:10
商业与经济 社会与生活
收入增加但生活更糟：通胀和福利缩减令许多美国家庭陷入困境
收入增加但生活更糟：通胀和福利缩减令许多美国家庭陷入困境
随着通胀加剧和新冠疫情援助结束，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陷入经济困境。近一半的美国儿童生活在低于中产阶层水平的家庭中，许多工薪父母虽然有工作、有收入，却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开销。
Dan Frosch
■
按照政府的标准，莉莎·米泽勒(Lisa Meazler)和她的三个女儿严格来说并不算贫困。
米泽勒年收入37,500美元，在一家帮助新手妈妈对接各种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她在宾厄姆顿郊外一个安静的社区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房子不大，带有蓝色护墙板和一个后院。
现年43岁的米泽勒有时会在夜里思索她的生活怎么会这样。她已经好几年没钱带三个女儿（分别为7岁、13岁和22岁）去正经度个假了。当二女儿艾米(Emmi)问她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家庭一样做“正常的晚餐”时，她会感到很心痛。艾米指的是她在朋友家吃到的家里现烧的饭菜，而不是她妈妈做的更便宜的冷冻食品。米泽勒告诉她，她们家不像其他家庭那么有钱。
“我们挺好的，妈妈，”艾米练习完篮球后，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我们是挺好的，”米泽勒微笑着说。
但当孩子们不在身边时，米泽勒的蓝眼睛里会噙满泪水。
米泽勒的信用卡已经刷爆。手机话费总是拖欠。她通常会推迟支付865美元的房贷月供，尤其是圣诞节前后，为了能有足够的现金给女儿们买些额外的东西。去年12月，她收到县社会服务部门的来信，批准她每月领取253美元的食品援助。
米泽勒说：“有时候我会想，‘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2023年的最新数据，近1,000万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还有数千万像米泽勒家孩子一样的儿童也正处在贫困边缘。一系列经济因素，包括新冠疫情时期的纾困项目到期以及通货膨胀对食品和住房价格的影响，将他们的家庭推到了悬崖边。
联邦政府削减食品福利和医疗补助(Medicaid)等援助项目的支出预计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困境。总统特朗普(Trump) 7月4日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项立法，该法案削减了政府援助资金，收紧对受助人的工作要求，并可能导致食品援助减少且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医疗保险。
即便在新的削减措施出台之前，一些指标就已显示有子女的家庭正在掉队，尽管疫情期间的就业和生活变化，以及联邦政府为应对疫情而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援助，使得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变得复杂。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Center on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汇编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和额外失业保险等临时性疫情项目的推动下，有子女家庭的贫困率在2021年骤降至5.6%的历史低点，但之后在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2023年跃升至12.9%。
该中心汇编的数据显示，所有年龄段的贫困率都已小幅上升，但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没有哪个年龄段的贫困率上升幅度比儿童更大。
该中心使用了人口普查局的补充贫困衡量标准，该指标计入了一个家庭的税后收入、政府福利和所在地区等因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与人口普查局的官方贫困衡量标准相比，这种方法能更准确地考察家庭的财务状况。官方贫困衡量标准是一种较旧的计算方法，依赖于税前收入，用于确定获得公共援助的资格。（用较老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儿童贫困率通常更高。）
还有数以百万计儿童生活在勉强糊口的家庭中。根据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研究儿童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卢克·谢弗(Luke Shaefer)汇编的2023年人口普查数据，约有3,500万儿童生活在许多经济学家视为中产阶级最底层的家庭中，占美国儿童总数的近一半。谢弗说，这一数字为五年来最高。
对于一个有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中产阶级最底层的划分标准是最高年净收入约75,000美元，其中包括政府福利。
谢弗表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仍处境堪忧的儿童数量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儿童数量的两到三倍。他称，这类贫困线上孩子所在的家庭，“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工作，却永远得不到安稳。我们在疫情期间取得的成果已经付诸东流了”。
食品银行压力大增
按照政府的标准，莉莎·米泽勒(Lisa Meazler)和她的三个女儿严格来说并不算贫困。
米泽勒年收入37,500美元，在一家帮助新手妈妈对接各种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她在宾厄姆顿郊外一个安静的社区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房子不大，带有蓝色护墙板和一个后院。
现年43岁的米泽勒有时会在夜里思索她的生活怎么会这样。她已经好几年没钱带三个女儿（分别为7岁、13岁和22岁）去正经度个假了。当二女儿艾米(Emmi)问她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家庭一样做“正常的晚餐”时，她会感到很心痛。艾米指的是她在朋友家吃到的家里现烧的饭菜，而不是她妈妈做的更便宜的冷冻食品。米泽勒告诉她，她们家不像其他家庭那么有钱。
“我们挺好的，妈妈，”艾米练习完篮球后，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我们是挺好的，”米泽勒微笑着说。
但当孩子们不在身边时，米泽勒的蓝眼睛里会噙满泪水。
米泽勒的信用卡已经刷爆。手机话费总是拖欠。她通常会推迟支付865美元的房贷月供，尤其是圣诞节前后，为了能有足够的现金给女儿们买些额外的东西。去年12月，她收到县社会服务部门的来信，批准她每月领取253美元的食品援助。
米泽勒说：“有时候我会想，‘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2023年的最新数据，近1,000万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还有数千万像米泽勒家孩子一样的儿童也正处在贫困边缘。一系列经济因素，包括新冠疫情时期的纾困项目到期以及通货膨胀对食品和住房价格的影响，将他们的家庭推到了悬崖边。
联邦政府削减食品福利和医疗补助(Medicaid)等援助项目的支出预计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困境。总统特朗普(Trump) 7月4日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项立法，该法案削减了政府援助资金，收紧对受助人的工作要求，并可能导致食品援助减少且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医疗保险。
即便在新的削减措施出台之前，一些指标就已显示有子女的家庭正在掉队，尽管疫情期间的就业和生活变化，以及联邦政府为应对疫情而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援助，使得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变得复杂。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Center on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汇编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和额外失业保险等临时性疫情项目的推动下，有子女家庭的贫困率在2021年骤降至5.6%的历史低点，但之后在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2023年跃升至12.9%。
该中心汇编的数据显示，所有年龄段的贫困率都已小幅上升，但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没有哪个年龄段的贫困率上升幅度比儿童更大。
该中心使用了人口普查局的补充贫困衡量标准，该指标计入了一个家庭的税后收入、政府福利和所在地区等因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与人口普查局的官方贫困衡量标准相比，这种方法能更准确地考察家庭的财务状况。官方贫困衡量标准是一种较旧的计算方法，依赖于税前收入，用于确定获得公共援助的资格。（用较老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儿童贫困率通常更高。）
还有数以百万计儿童生活在勉强糊口的家庭中。根据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研究儿童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卢克·谢弗(Luke Shaefer)汇编的2023年人口普查数据，约有3,500万儿童生活在许多经济学家视为中产阶级最底层的家庭中，占美国儿童总数的近一半。谢弗说，这一数字为五年来最高。
对于一个有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中产阶级最底层的划分标准是最高年净收入约75,000美元，其中包括政府福利。
谢弗表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仍处境堪忧的儿童数量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儿童数量的两到三倍。他称，这类贫困线上孩子所在的家庭，“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工作，却永远得不到安稳。我们在疫情期间取得的成果已经付诸东流了”。
食品银行压力大增
在纽约州中南部的布鲁姆县，这种损失显而易见。在这里，宾厄姆顿等后工业化城市被群山和林地环绕。根据用于各县的人口普查模型估算，2022年，布鲁姆县36,100名儿童中超过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中，较2021年增加了近50%。这一比率在2023年有所下降，尽管如此，过去一年帮助经济困难家庭的非营利组织看到需求飙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2024年，南部地区食品银行(Food Bank of the Southern Tier)通过其在布鲁姆县的三个主要地方项目，收到了超过92,000份为儿童提供食物的请求，比2023年多出约9,000份，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
布鲁姆县城市联盟(Broome County Urban League)为家庭提供的2024年租金援助资金在去年11月就已告罄，比往常提前了几周，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
在米泽勒工作的私营非营利组织Mothers & Babies，为新手妈妈提供从婴儿床到婴儿服装等各种用品的转介数量在一年内增加了一倍。
米泽勒在她遇到的许多母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工作赚来的钱满足基本开销都捉襟见肘。她们熬夜到很晚，试图弄清楚哪些政府援助项目可能有所帮助，哪些账单可以推迟支付。她们一分钱也存不下来。
布鲁姆县位于锡拉丘兹以南约70英里处，人口约196,000，过去十年儿童贫困率都很高。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IBM诞生于此。1911年，最早一批信息处理公司中的三家合并，并在恩迪科特村设立了总部，当时那里生活着很多为当地一家鞋厂工作的意大利移民。
IBM在萨斯奎汉纳河附近曾拥有一个庞大的园区，为几代人提供了制造业工作岗位和经济稳定。上世纪90年代，随着IBM将生产转移到别处并裁员，该公司在布鲁姆县的业务开始衰落。IBM于2002年出售了该园区，但继续租用某些建筑。这种情况在2023年宣告结束，那年12月31日，该公司位于恩迪科特的早已空置的巨大灰色办公楼开始拆除。
“IBM的关闭使当地经济陷入萧条，”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下属的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公共管理与政策系主任科姆拉·兹格贝德(Komla Dzigbede)说。“在很多方面，当地经济从未完全恢复。”
但他表示，经济已有复苏的迹象。例如，按2023年的美元汇价计算，布鲁姆县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从2013年的59,044美元增至2023年的约63,590美元。
宾厄姆顿大学连同几家医院，现在是该县的主要经济引擎。过去十年间，该大学的年招生人数增加了约2,000人，同时还增加了数百名员工。随着房东迎合那些有能力支付更高租金的外来专业人士和学生，租金有所上涨，豪华公寓也随之增多。
根据Zillow的数据，过去几年布鲁姆县的租金几乎翻了一番，一套“典型”公寓的租金从2018年5月的694美元涨至2025年5月的1,292美元。Zillow将“典型”公寓定义为市场上租金中间三分之一区间的平均水平。在宾厄姆顿市中心，一栋高层公寓为学生提供豪华住房。
与美国其他地区一样，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临时性的新冠疫情福利在2021年曾短暂帮助布鲁姆县降低了儿童贫困率，使其降至17.6%的十年低点。例如，拜登(Joe Biden)政府2021年的《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中包含的扩大版儿童税收抵免政策，为全美工薪家庭每个孩子额外提供约1,000至1,600美元的补助，具体金额取决于孩子的年龄。该项抵免政策于当年年底到期。
次年，布鲁姆县的儿童贫困率跃升至27%，之后在2023年回落至19.8%。当地社会服务团体表示，他们不确定是什么因素促使贫困率下降。在实际工作中，他们说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在艰难挣扎。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失灵的体制，最低工资远不足以支付一个家庭的生活开销，”Mothers & Babies副主任克里斯蒂·芬奇(Christie Finch)说。“许多家庭不得不在支付房租与购买食品杂货或支付取暖费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去年，Mothers & Babies向174个家庭分发了衣物和婴儿用品，多于2023年的86个家庭。2025年上半年，该组织向151个家庭提供了食品援助，而2024年同期为90个家庭。
追赶通胀
去年，布鲁姆县的平均失业率仅为4%。长期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员表示，他们对一些家庭的状况感到震惊：这些家庭的薪水虽然上涨了，但生活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劳工经济学家阿比盖尔·沃兹尼亚克(Abigail Wozniak)说，与其他经济群体一样，低收入者的工资也有所上涨。但根据该行高级经济撰稿人杰夫·霍维奇(Jeff Horwich)的分析，联邦数据显示，在过去四年中，较贫困家庭受通货膨胀的冲击更严重。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低收入者将更大一部分钱花在住房和食品上，而这两项的价格都已大幅上涨。
布鲁姆县的一些工薪家庭现在越发依赖公共救助来维持生活。但如果他们的工资哪怕只是略有增加，他们获得州和联邦援助的资格就可能会被削减。
布鲁姆县城市联盟首席执行官詹妮弗·莱斯科(Jennifer Lesko)说，她的个案工作者发现客户在获得加薪或加班后，失去了部分食品或住房补助。
“有人在一个发薪周期里只多挣了几美元，就立刻失去了福利，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说。“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39岁的护理助理费利卡·艾伦(Felica Allen)是一位单身母亲，她在宾厄姆顿附近的UHS Wilson医疗中心急诊室上夜班，每天早上回家照顾她的四个孩子，年龄分别为3岁、12岁、14岁和17岁。她的另一个孩子22岁，去年9月份搬出去住了。
去年艾伦的时薪从20美元涨到22.90美元。按她2024年实际工作时间计算收入约为39,000美元，其中包括奖金和加班费。这是她有史以来挣得最多的一次，但并不比联邦政府针对其家庭规模设定的补充贫困线高出多少。
她说，这些钱仍然远不足以支付她的开销，尽管收入增加了，她的财务状况却恶化了。
圣诞节前，她收到了县社会服务部门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由于她现在的工资更高了，她每月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福利（联邦食品援助计划的正式名称）将从近1,000美元大幅削减至564美元。联邦食品援助是根据一个将收入和家庭规模都考虑在内的公式计算的。
“我那天晚上知道消息后，简直是带着眼泪去上班的，”艾伦说。“以前我都是勉强糊口，现在让我怎么养活我的家人？”
去年夏天，她依靠“第八条款”(Section 8)的补贴从一套两居室搬到了五居室，月租为1,950美元。这项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联邦住房计划为她承担了750美元的房租。艾伦自己支付剩余的1,200美元。
她每月到手的税后收入在2,400美元到2,600美元之间，具体金额取决于她的工作时长。每月的开销加起来有：车贷162美元；车险287美元；电话费和网费400美元；以及因欠费而可能超过500美元的电费账单。
艾伦把剩下的钱都花在了购买卫生纸、牙膏、家庭清洁用品、汽油和食品杂货上。
今年3月份，她决定将自己每周的正式工作时长从32小时减至26小时，以便能重新获得220美元的食品福利。为了弥补工资减少的影响，她设法在医院有额外班次时去加班。
即使时薪上涨，艾伦也总是拖欠房租，她不得不向姐妹、姨（姑）妈和最要好的朋友借钱付房租。艾伦说，孩子们的父亲不参与他们的生活，她和他们也几乎没有联系。
她说，感觉自己被困在一场没完没了的“打地鼠”游戏中，要琢磨哪些账单必须马上付清，哪些可以拖一拖。最近几个月，公用事业公司威胁要断电，因为她拖欠了太多账单。
“我不想欠债。我不想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她说。
艾伦喜欢急诊室的忙碌，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慰藉，能让她从自身的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她即将获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D)，梦想着参加成为注册护士所需的培训项目。
但她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抽出时间。她每天早上7:30从医院回到家，然后送孩子们去上学。3岁的幼子留在她身边，艾伦会趁孩子午睡时眯一会儿。到了晚上，她准备好晚餐，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然后出门去上班，她的轮班是晚上11点。她不在家时，17岁的女儿马拉吉亚(Malajia)会在晚上照看年幼的弟妹。
艾伦说，她为自己买不起东西而感到痛苦，同时还在与抑郁症作斗争。除了通过“给孩子们的玩具”(Toys for Tots)等慈善项目为孩子获得的一些圣诞节礼物外，她不得不等到2月份收到退税后才能买得起节日礼物。她今年收到了8,000美元的退税（其中大部分来自一项旨在激励低收入者工作的税收抵免），她用其中一部分钱为孩子们买了台新的PlayStation、游戏椅和一些礼品卡。剩下的钱，她用来给最小的孩子买衣服，并努力补交房租和账单。
在一家为新手妈妈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工作的米泽勒也对今年的退税款早有打算。在支付了房贷、汽车维修费和其他开销后，她用一部分钱带着女儿们去佐治亚州探望她生病的母亲，米泽勒已经两年没见过母亲了。米泽勒还是没能给女儿艾米买她一直想要的大床，也没能买一辆她朋友们所拥有的那种滑板车。
米泽勒说，她和最小的两个女儿的父亲关系还算融洽，他会时不时地接走女儿，但她只在紧急情况下才向他要钱。米泽勒22岁的女儿最近在赛百味(Subway)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时薪15.50美元，这是纽约州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
去佐治亚州旅行是这家人期盼已久的事。米泽勒从退税款中拿出800美元，用于支付往返2,000英里的租车费和油费。她们在米泽勒母亲家住了一周，其中一天早上，米泽勒带着女儿们去了几小时车程外的巴拿马城海滩。她们在一家Five Below商店花5美元买了冲浪板，还吃了披萨。米泽勒记得，当时她笑着看女儿们在海浪中嬉戏，将橄榄球抛来抛去，直到天色渐暗。那一刻，她似乎忘却了自己的烦恼。
开车回到恩迪科特的家几天后，米泽勒的母亲因肾衰竭住院。她不得不请假，把退税款的最后一部分花在了飞回佐治亚州的机票上。她很快又拖欠了4月和5月的房贷。
“感觉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忙于生计。不停地工作、工作、再工作，”米泽勒说。“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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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胀加剧和新冠疫情援助结束，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陷入经济困境。近一半的美国儿童生活在低于中产阶层水平的家庭中，许多工薪父母虽然有工作、有收入，却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开销。
Dan Fro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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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府的标准，莉莎·米泽勒(Lisa Meazler)和她的三个女儿严格来说并不算贫困。
米泽勒年收入37,500美元，在一家帮助新手妈妈对接各种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她在宾厄姆顿郊外一个安静的社区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房子不大，带有蓝色护墙板和一个后院。
现年43岁的米泽勒有时会在夜里思索她的生活怎么会这样。她已经好几年没钱带三个女儿（分别为7岁、13岁和22岁）去正经度个假了。当二女儿艾米(Emmi)问她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家庭一样做“正常的晚餐”时，她会感到很心痛。艾米指的是她在朋友家吃到的家里现烧的饭菜，而不是她妈妈做的更便宜的冷冻食品。米泽勒告诉她，她们家不像其他家庭那么有钱。
“我们挺好的，妈妈，”艾米练习完篮球后，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我们是挺好的，”米泽勒微笑着说。
但当孩子们不在身边时，米泽勒的蓝眼睛里会噙满泪水。
米泽勒的信用卡已经刷爆。手机话费总是拖欠。她通常会推迟支付865美元的房贷月供，尤其是圣诞节前后，为了能有足够的现金给女儿们买些额外的东西。去年12月，她收到县社会服务部门的来信，批准她每月领取253美元的食品援助。
米泽勒说：“有时候我会想，‘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2023年的最新数据，近1,000万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还有数千万像米泽勒家孩子一样的儿童也正处在贫困边缘。一系列经济因素，包括新冠疫情时期的纾困项目到期以及通货膨胀对食品和住房价格的影响，将他们的家庭推到了悬崖边。
联邦政府削减食品福利和医疗补助(Medicaid)等援助项目的支出预计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困境。总统特朗普(Trump) 7月4日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项立法，该法案削减了政府援助资金，收紧对受助人的工作要求，并可能导致食品援助减少且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医疗保险。
即便在新的削减措施出台之前，一些指标就已显示有子女的家庭正在掉队，尽管疫情期间的就业和生活变化，以及联邦政府为应对疫情而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援助，使得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变得复杂。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Center on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汇编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和额外失业保险等临时性疫情项目的推动下，有子女家庭的贫困率在2021年骤降至5.6%的历史低点，但之后在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2023年跃升至12.9%。
该中心汇编的数据显示，所有年龄段的贫困率都已小幅上升，但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没有哪个年龄段的贫困率上升幅度比儿童更大。
该中心使用了人口普查局的补充贫困衡量标准，该指标计入了一个家庭的税后收入、政府福利和所在地区等因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与人口普查局的官方贫困衡量标准相比，这种方法能更准确地考察家庭的财务状况。官方贫困衡量标准是一种较旧的计算方法，依赖于税前收入，用于确定获得公共援助的资格。（用较老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儿童贫困率通常更高。）
还有数以百万计儿童生活在勉强糊口的家庭中。根据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研究儿童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卢克·谢弗(Luke Shaefer)汇编的2023年人口普查数据，约有3,500万儿童生活在许多经济学家视为中产阶级最底层的家庭中，占美国儿童总数的近一半。谢弗说，这一数字为五年来最高。
对于一个有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中产阶级最底层的划分标准是最高年净收入约75,000美元，其中包括政府福利。
谢弗表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仍处境堪忧的儿童数量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儿童数量的两到三倍。他称，这类贫困线上孩子所在的家庭，“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工作，却永远得不到安稳。我们在疫情期间取得的成果已经付诸东流了”。
食品银行压力大增
按照政府的标准，莉莎·米泽勒(Lisa Meazler)和她的三个女儿严格来说并不算贫困。
米泽勒年收入37,500美元，在一家帮助新手妈妈对接各种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她在宾厄姆顿郊外一个安静的社区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房子不大，带有蓝色护墙板和一个后院。
现年43岁的米泽勒有时会在夜里思索她的生活怎么会这样。她已经好几年没钱带三个女儿（分别为7岁、13岁和22岁）去正经度个假了。当二女儿艾米(Emmi)问她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家庭一样做“正常的晚餐”时，她会感到很心痛。艾米指的是她在朋友家吃到的家里现烧的饭菜，而不是她妈妈做的更便宜的冷冻食品。米泽勒告诉她，她们家不像其他家庭那么有钱。
“我们挺好的，妈妈，”艾米练习完篮球后，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我们是挺好的，”米泽勒微笑着说。
但当孩子们不在身边时，米泽勒的蓝眼睛里会噙满泪水。
米泽勒的信用卡已经刷爆。手机话费总是拖欠。她通常会推迟支付865美元的房贷月供，尤其是圣诞节前后，为了能有足够的现金给女儿们买些额外的东西。去年12月，她收到县社会服务部门的来信，批准她每月领取253美元的食品援助。
米泽勒说：“有时候我会想，‘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2023年的最新数据，近1,000万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还有数千万像米泽勒家孩子一样的儿童也正处在贫困边缘。一系列经济因素，包括新冠疫情时期的纾困项目到期以及通货膨胀对食品和住房价格的影响，将他们的家庭推到了悬崖边。
联邦政府削减食品福利和医疗补助(Medicaid)等援助项目的支出预计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困境。总统特朗普(Trump) 7月4日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项立法，该法案削减了政府援助资金，收紧对受助人的工作要求，并可能导致食品援助减少且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医疗保险。
即便在新的削减措施出台之前，一些指标就已显示有子女的家庭正在掉队，尽管疫情期间的就业和生活变化，以及联邦政府为应对疫情而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援助，使得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变得复杂。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Center on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汇编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和额外失业保险等临时性疫情项目的推动下，有子女家庭的贫困率在2021年骤降至5.6%的历史低点，但之后在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2023年跃升至12.9%。
该中心汇编的数据显示，所有年龄段的贫困率都已小幅上升，但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没有哪个年龄段的贫困率上升幅度比儿童更大。
该中心使用了人口普查局的补充贫困衡量标准，该指标计入了一个家庭的税后收入、政府福利和所在地区等因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与人口普查局的官方贫困衡量标准相比，这种方法能更准确地考察家庭的财务状况。官方贫困衡量标准是一种较旧的计算方法，依赖于税前收入，用于确定获得公共援助的资格。（用较老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儿童贫困率通常更高。）
还有数以百万计儿童生活在勉强糊口的家庭中。根据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研究儿童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卢克·谢弗(Luke Shaefer)汇编的2023年人口普查数据，约有3,500万儿童生活在许多经济学家视为中产阶级最底层的家庭中，占美国儿童总数的近一半。谢弗说，这一数字为五年来最高。
对于一个有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中产阶级最底层的划分标准是最高年净收入约75,000美元，其中包括政府福利。
谢弗表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仍处境堪忧的儿童数量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儿童数量的两到三倍。他称，这类贫困线上孩子所在的家庭，“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工作，却永远得不到安稳。我们在疫情期间取得的成果已经付诸东流了”。
食品银行压力大增
在纽约州中南部的布鲁姆县，这种损失显而易见。在这里，宾厄姆顿等后工业化城市被群山和林地环绕。根据用于各县的人口普查模型估算，2022年，布鲁姆县36,100名儿童中超过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中，较2021年增加了近50%。这一比率在2023年有所下降，尽管如此，过去一年帮助经济困难家庭的非营利组织看到需求飙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2024年，南部地区食品银行(Food Bank of the Southern Tier)通过其在布鲁姆县的三个主要地方项目，收到了超过92,000份为儿童提供食物的请求，比2023年多出约9,000份，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
布鲁姆县城市联盟(Broome County Urban League)为家庭提供的2024年租金援助资金在去年11月就已告罄，比往常提前了几周，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
在米泽勒工作的私营非营利组织Mothers & Babies，为新手妈妈提供从婴儿床到婴儿服装等各种用品的转介数量在一年内增加了一倍。
米泽勒在她遇到的许多母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工作赚来的钱满足基本开销都捉襟见肘。她们熬夜到很晚，试图弄清楚哪些政府援助项目可能有所帮助，哪些账单可以推迟支付。她们一分钱也存不下来。
布鲁姆县位于锡拉丘兹以南约70英里处，人口约196,000，过去十年儿童贫困率都很高。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IBM诞生于此。1911年，最早一批信息处理公司中的三家合并，并在恩迪科特村设立了总部，当时那里生活着很多为当地一家鞋厂工作的意大利移民。
IBM在萨斯奎汉纳河附近曾拥有一个庞大的园区，为几代人提供了制造业工作岗位和经济稳定。上世纪90年代，随着IBM将生产转移到别处并裁员，该公司在布鲁姆县的业务开始衰落。IBM于2002年出售了该园区，但继续租用某些建筑。这种情况在2023年宣告结束，那年12月31日，该公司位于恩迪科特的早已空置的巨大灰色办公楼开始拆除。
“IBM的关闭使当地经济陷入萧条，”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下属的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公共管理与政策系主任科姆拉·兹格贝德(Komla Dzigbede)说。“在很多方面，当地经济从未完全恢复。”
但他表示，经济已有复苏的迹象。例如，按2023年的美元汇价计算，布鲁姆县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从2013年的59,044美元增至2023年的约63,590美元。
宾厄姆顿大学连同几家医院，现在是该县的主要经济引擎。过去十年间，该大学的年招生人数增加了约2,000人，同时还增加了数百名员工。随着房东迎合那些有能力支付更高租金的外来专业人士和学生，租金有所上涨，豪华公寓也随之增多。
根据Zillow的数据，过去几年布鲁姆县的租金几乎翻了一番，一套“典型”公寓的租金从2018年5月的694美元涨至2025年5月的1,292美元。Zillow将“典型”公寓定义为市场上租金中间三分之一区间的平均水平。在宾厄姆顿市中心，一栋高层公寓为学生提供豪华住房。
与美国其他地区一样，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临时性的新冠疫情福利在2021年曾短暂帮助布鲁姆县降低了儿童贫困率，使其降至17.6%的十年低点。例如，拜登(Joe Biden)政府2021年的《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中包含的扩大版儿童税收抵免政策，为全美工薪家庭每个孩子额外提供约1,000至1,600美元的补助，具体金额取决于孩子的年龄。该项抵免政策于当年年底到期。
次年，布鲁姆县的儿童贫困率跃升至27%，之后在2023年回落至19.8%。当地社会服务团体表示，他们不确定是什么因素促使贫困率下降。在实际工作中，他们说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在艰难挣扎。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失灵的体制，最低工资远不足以支付一个家庭的生活开销，”Mothers & Babies副主任克里斯蒂·芬奇(Christie Finch)说。“许多家庭不得不在支付房租与购买食品杂货或支付取暖费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去年，Mothers & Babies向174个家庭分发了衣物和婴儿用品，多于2023年的86个家庭。2025年上半年，该组织向151个家庭提供了食品援助，而2024年同期为90个家庭。
追赶通胀
去年，布鲁姆县的平均失业率仅为4%。长期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员表示，他们对一些家庭的状况感到震惊：这些家庭的薪水虽然上涨了，但生活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劳工经济学家阿比盖尔·沃兹尼亚克(Abigail Wozniak)说，与其他经济群体一样，低收入者的工资也有所上涨。但根据该行高级经济撰稿人杰夫·霍维奇(Jeff Horwich)的分析，联邦数据显示，在过去四年中，较贫困家庭受通货膨胀的冲击更严重。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低收入者将更大一部分钱花在住房和食品上，而这两项的价格都已大幅上涨。
布鲁姆县的一些工薪家庭现在越发依赖公共救助来维持生活。但如果他们的工资哪怕只是略有增加，他们获得州和联邦援助的资格就可能会被削减。
布鲁姆县城市联盟首席执行官詹妮弗·莱斯科(Jennifer Lesko)说，她的个案工作者发现客户在获得加薪或加班后，失去了部分食品或住房补助。
“有人在一个发薪周期里只多挣了几美元，就立刻失去了福利，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说。“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39岁的护理助理费利卡·艾伦(Felica Allen)是一位单身母亲，她在宾厄姆顿附近的UHS Wilson医疗中心急诊室上夜班，每天早上回家照顾她的四个孩子，年龄分别为3岁、12岁、14岁和17岁。她的另一个孩子22岁，去年9月份搬出去住了。
去年艾伦的时薪从20美元涨到22.90美元。按她2024年实际工作时间计算收入约为39,000美元，其中包括奖金和加班费。这是她有史以来挣得最多的一次，但并不比联邦政府针对其家庭规模设定的补充贫困线高出多少。
她说，这些钱仍然远不足以支付她的开销，尽管收入增加了，她的财务状况却恶化了。
圣诞节前，她收到了县社会服务部门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由于她现在的工资更高了，她每月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福利（联邦食品援助计划的正式名称）将从近1,000美元大幅削减至564美元。联邦食品援助是根据一个将收入和家庭规模都考虑在内的公式计算的。
“我那天晚上知道消息后，简直是带着眼泪去上班的，”艾伦说。“以前我都是勉强糊口，现在让我怎么养活我的家人？”
去年夏天，她依靠“第八条款”(Section 8)的补贴从一套两居室搬到了五居室，月租为1,950美元。这项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联邦住房计划为她承担了750美元的房租。艾伦自己支付剩余的1,200美元。
她每月到手的税后收入在2,400美元到2,600美元之间，具体金额取决于她的工作时长。每月的开销加起来有：车贷162美元；车险287美元；电话费和网费400美元；以及因欠费而可能超过500美元的电费账单。
艾伦把剩下的钱都花在了购买卫生纸、牙膏、家庭清洁用品、汽油和食品杂货上。
今年3月份，她决定将自己每周的正式工作时长从32小时减至26小时，以便能重新获得220美元的食品福利。为了弥补工资减少的影响，她设法在医院有额外班次时去加班。
即使时薪上涨，艾伦也总是拖欠房租，她不得不向姐妹、姨（姑）妈和最要好的朋友借钱付房租。艾伦说，孩子们的父亲不参与他们的生活，她和他们也几乎没有联系。
她说，感觉自己被困在一场没完没了的“打地鼠”游戏中，要琢磨哪些账单必须马上付清，哪些可以拖一拖。最近几个月，公用事业公司威胁要断电，因为她拖欠了太多账单。
“我不想欠债。我不想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她说。
艾伦喜欢急诊室的忙碌，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慰藉，能让她从自身的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她即将获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D)，梦想着参加成为注册护士所需的培训项目。
但她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抽出时间。她每天早上7:30从医院回到家，然后送孩子们去上学。3岁的幼子留在她身边，艾伦会趁孩子午睡时眯一会儿。到了晚上，她准备好晚餐，安顿孩子们上床睡觉，然后出门去上班，她的轮班是晚上11点。她不在家时，17岁的女儿马拉吉亚(Malajia)会在晚上照看年幼的弟妹。
艾伦说，她为自己买不起东西而感到痛苦，同时还在与抑郁症作斗争。除了通过“给孩子们的玩具”(Toys for Tots)等慈善项目为孩子获得的一些圣诞节礼物外，她不得不等到2月份收到退税后才能买得起节日礼物。她今年收到了8,000美元的退税（其中大部分来自一项旨在激励低收入者工作的税收抵免），她用其中一部分钱为孩子们买了台新的PlayStation、游戏椅和一些礼品卡。剩下的钱，她用来给最小的孩子买衣服，并努力补交房租和账单。
在一家为新手妈妈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工作的米泽勒也对今年的退税款早有打算。在支付了房贷、汽车维修费和其他开销后，她用一部分钱带着女儿们去佐治亚州探望她生病的母亲，米泽勒已经两年没见过母亲了。米泽勒还是没能给女儿艾米买她一直想要的大床，也没能买一辆她朋友们所拥有的那种滑板车。
米泽勒说，她和最小的两个女儿的父亲关系还算融洽，他会时不时地接走女儿，但她只在紧急情况下才向他要钱。米泽勒22岁的女儿最近在赛百味(Subway)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时薪15.50美元，这是纽约州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
去佐治亚州旅行是这家人期盼已久的事。米泽勒从退税款中拿出800美元，用于支付往返2,000英里的租车费和油费。她们在米泽勒母亲家住了一周，其中一天早上，米泽勒带着女儿们去了几小时车程外的巴拿马城海滩。她们在一家Five Below商店花5美元买了冲浪板，还吃了披萨。米泽勒记得，当时她笑着看女儿们在海浪中嬉戏，将橄榄球抛来抛去，直到天色渐暗。那一刻，她似乎忘却了自己的烦恼。
开车回到恩迪科特的家几天后，米泽勒的母亲因肾衰竭住院。她不得不请假，把退税款的最后一部分花在了飞回佐治亚州的机票上。她很快又拖欠了4月和5月的房贷。
“感觉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忙于生计。不停地工作、工作、再工作，”米泽勒说。“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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