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自由贸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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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作为二战后自由贸易的大赢家，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去维护这一体系的正常运转，减少美国这个曾经的“带头大哥”对这一体系的破坏。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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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假如你去问一个普通美国人：“我们还需要自由贸易吗？”或许他会说自由贸易“不公平”地抢走了很多美国工人的饭碗，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修正”。

普通美国人这么看不奇怪，毕竟随着海量国外商品，尤其是中国商品的涌入，美国相关行业受到了极大地冲击，这些行业的工人也随之失业。失业带来了收入下滑和社区衰败，这些地方充满了愤怒、悲观与失望的情绪。

然而，自由贸易之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无数人所推崇自有其理由。自由贸易被人们所推崇，甚至颂扬的根本理由就在于其会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多的产出，由此增加民众的财富。那么自由贸易为什么有这样“神奇”的作用呢？这就引出了经济学上的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分工，二是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分工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将生产过程分解为许多个单独的环节，交给不同的生产方去生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很早就发现，分工可以大幅地提高生产效率，令产出成倍的增长。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实现分工，你来提供原材料，他来生产，最后卖给所有人。

比较优势的概念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简单来说，比较优势指的是当一方，例如一个国家，进行一项生产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比另一方低，这一方就拥有了进行这项生产的比较优势。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在总体上对各方都是有利的，比较优势可以分为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机会成本指的是做出选择时放弃另一选择的代价，例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鱼和熊掌就互为机会成本。

举例来说，英国既可以种植棉花，也可以发展纺纱，印度也可以从事这两个行业，那么英国和印度应该如何分工呢？这取决于双方的比较优势何在。假如英国纺纱的效率高于印度，而印度种植棉花的效率高于英国，那么英国应该聚焦于纺纱，而印度应该聚焦于种植棉花，然后双方通过自由贸易来交换商品，以增加总产出，达成共赢。

实际上，全球化就是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和自由贸易，从而提高效率和产出。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分工体系，例如在北美地区制造汽车，其零部件就会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流动加工，这些产品有时甚至会反复多次跨越国境，而决定这些跨国生产流程应该定于何地的因素主要就是比较优势。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一环，假如没有自由贸易，那么分工就只能在本地进行，比较优势无法获得充分的发挥，经济产出必然会被降低。

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产出增加会惠及所有的参与方，尤其是企业。现代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配置自己的供应链使得生产效率获得了极大地提升，以苹果公司的iPhone为例，其设计是在美国，但供应商遍及全球，最后又将制造外包给了富士康公司。供应链的全球化为苹果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使得苹果公司曾长时间的占据着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宝座，为其投资者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简称巴菲特），带来了巨额的投资回报，因此巴菲特曾在今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股东大会上公开向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简称CEO）蒂姆•库克（Tim Cook，简称库克）表示感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苹果公司的现任CEO库克的背景也说明了供应链全球化对苹果公司的重要性。与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简称乔布斯）出身设计领域不同，库克是一个供应链管理专家。在库克的手中，苹果公司真正做到了在全球配置资源，这极大地提高了苹果的运营利润。

自由贸易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由此被生产出来，这给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还是以美国为例，在中国制造崛起后，大量低价高质中国商品的输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国的通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在低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造在商品附加值上不断攀升，经济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可以说，中国是自由贸易的大赢家。

很明显，假如没有自由贸易，那么供应链全球化就无从谈起，消费者也无法获得那么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中国经济也不会出现增长“奇迹”。但既然自由贸易有那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自由贸易呢？原因在于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在分配上非常不均。自由贸易会给所有的参与国都带来净收益，但这是净收益。具体来看，这些参与国的内部是有赢家和输家的。对美国来说，其赢家是消费者，输家则是一些在与外国公司竞争中落败的公司中的工人。消费者收获的总收益肯定是大于受冲击工人的总损失的，但消费者收获的收益是非常分散的，而受冲击工人的损失则是非常集中的。当一个群体的损失非常明显和集中时，其组织起来发起诉求的动力就会很大。这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受冲击工人在政治上有着不成比例的巨大力量，而消费者则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到头来，一些保护受冲击工人的政策和法律就比较容易颁布。

反观中国，为什么中国批评自由贸易的人很少呢？因为中国的赢家和输家和美国相比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赢家是出口企业，这些公司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以国际定价销售其商品。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压低价格水平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涨价，而涨价意味着出口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涨价对中国消费者来说明显是不利的，因此中国的消费者是利益受损者。同样，中国的消费者也是非常分散的，因此其也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中国来说，出口企业有着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这在当初事关人民币升值的辩论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对出口企业来说，自由贸易当然是好事，因此中国主张自由贸易有着坚实的国内政治基础。

这里有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就是中国制造崛起的原因何在？在中国看来，中国制造崛起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是勤劳的中国人民和敢打敢拼的中国企业家干出来的。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这么看。在它们看来，中国制造崛起的最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补贴。在它们的思维中，中国政府给予了企业大量的补贴，这使得中国企业可以低价，甚至低于成本价的向全球“倾销”商品，而美国企业是无力阻挡这种冲击的，这就是美国企业在与中国同行竞争中落败的“根本原因”。

在笔者看来，政府补贴导致中国制造崛起的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假如政府补贴可以决定一个产业的兴衰，那么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早就该迈入发达国家的水平了，苏东国家也不会在东西方的经济竞争中落败了。假如我们把税收减免和低价土地等优惠措施也看作政府补贴，那么苹果公司为了获得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而留在爱尔兰的巨额利润该如何解释？特斯拉公司在上海的超级工厂所享有的税收减免和廉价土地又该如何解释？归根到底，补贴或许对中国制造的崛起有一定的作用，但肯定没有起到主要作用。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中国在事实上存在的减税、中国人民的勤劳和中国企业家的敢打敢拼。

然而，一边是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真金白银，另一边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冲击”，这两种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冲突，我们究竟有没有解决之道呢？有的。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从那些自由贸易的获益者身上征税去补贴那些受损者的利益。但加税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很不得人心，尤其是给富人加税，因此过去两党在这方面都是减税多而加税少。最近特朗普又通过新的法案给富人大规模减税，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本来应该是国内政治解决的问题，由于政治阻力而无法推进，政客们到头来就把祸水外引，转移注意力，中国自然成了美国政治内斗的“替罪羊”。

不管我们怎么看待目前的局面，中国恐怕都要做好自由贸易大潮退去的准备工作了。直到今天，笔者依然认为自由贸易是个好东西，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早在多年前，美国的幕后掌权者（Deep State）就开始将美国在收入分配上的困难怪罪于中国了，并提出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明确看法。这些人的想法一般会领先于华府3到5年，特朗普就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如今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险峻的局面，外部的环境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关键还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作为二战后自由贸易的大赢家，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去维护这一体系的正常运转，减少美国这个曾经的“带头大哥”对这一体系的破坏。短期来看，中国需要联合非美经济体，团结大家一起去维护自由贸易。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大经济体。这样的改革对中国经济来说不啻于第二次改革开放，假如其未来能够获得成功，那么中国经济必将使自身和全球经济都获得巨大的增量利益。届时我们可能不会再谈什么“中国冲击”，而会把“中国机遇”挂在嘴边。笔者对这一天殷殷期待，也希望中国的作为可以让自由贸易重焕魅力，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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