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技术上真能“卡住”中国的“脖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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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美国政府的做法阻碍了知识交流，延缓了技术进步，有害于人类社会的总福利，对于中国，我们不能决定美国政府的做法，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态度。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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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消停几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简称特朗普）就又开始作妖了。

2025年5月12日，在经过了激烈的谈判后，中美两国政府在日内瓦达成共识，大幅降低彼此之间近乎“恐怖”的关税。中美关税战被摁下了暂停键，市场因此松了一口气。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特朗普政府一边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例如进一步收紧了对英伟达在中国出售芯片的限制；另一边又甩锅中国，称中国没有按照此前的约定，放开对稀土的出口管制，这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真是正说反说都有理，无奈啊！

特朗普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蛮横与霸道已是天下共知，但这不是笔者撰写本文要探讨的主题。笔者在本文中要探讨的主题是“卡脖子”的问题。具体来说，近年来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对华进行技术封锁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禁止英伟达公司将自己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其理由在于这会加快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国防实力，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人把美国政府这种行为叫做“卡脖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美国会得偿所愿吗？

客观地说，对中国搞“卡脖子”的政策不是特朗普政府的“专利”，乔•拜登（Joe Biden，简称拜登）政府也限制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将这些政策进一步升级了。实际上，在当今的美国政坛上，两党在绝大多数的政策选择上都是泾渭分明的，但也有极少数问题两党是存在共识的，对华政策就是其中之一。简单来说，两党的对华政策是既合作又限制，但以限制为主。

出现这种局面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密不可分。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一系列科技领域均出现了明显的突破，例如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领域的深度求索（简称DeepSeek）公司，电动车领域的比亚迪，动力电池领域的宁德时代，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等等。说实在话，美国政府有点“心慌慌”——已经有这么多的限制政策了，中国还发展这么快。假如不加以限制，那结果会如何？

然而，美国政府的想法是错误的。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希望通过搞技术封锁的方式来打压别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当今世界的很多基础研究成果都是开源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也是开源的。笔者是一个大学教授，笔者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成果就是开源的。学者通过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外发布来获得学界内外的承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学术期刊等方式来几乎无成本的学习这些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基础研究成果进行商业应用的结果，例如晶体管的发明就来自于基础研究领域，而后其应用则遍及几乎大半个电子信息产业。多说一句，发明晶体管的约翰•巴丁（John Bardeen）、沃尔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三人还荣获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除了基础研究成果是开源的之外，很多高科技产品本身也是开源的，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DeepSeek的AI模型。DeepSeek的AI模型是建立在其他开源AI模型的基础上的，而其自身也是开源的，全球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的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与很多人预想的有些不同，高科技领域一直活跃着一股强大的开源模式的支持者，这里面最有名的成果之一就是Linux操作系统。

基础理论是开源的，很多产品也是开源的，在这样的产业中，有人要搞技术封锁，是不是有点奇怪？

第二，技术封锁本身就是很困难的。即使我们不考虑那些开源的信息和知识，技术封锁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新的技术一般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会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企业有保守秘密的动力，但这是很难实现的，这方面英国人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简称斯莱特）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

斯莱特生于1768年，是一位英裔美国实业家。在斯莱特出生的年代，英国率先在全球完成了工业革命，其经济实力一枝独秀。当时英国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其技术更是全球领先。由于害怕其他国家“盗取”英国的纺织技术，英国当时禁止纺织机器、图纸和熟练技工等生产要素离境，但斯莱特的经历说明这种做法是螳臂当车。

斯莱特10岁的时候就进入当地的纺织厂做童工了，等他到21岁的时候，他对纺织厂的一切都已十分熟悉。斯莱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可以在美国开始自己的新事业，于是他用心记下了从纺织机械的构造到工厂的生产组织流程等各方面的关键信息。1789年，21岁的斯莱特乔装打扮成雇农前往美国，你没看错，他为了逃避纺织厂技工不能离境的规定，假冒了雇农的身份。斯莱特来到美国之后，凭着记忆（人的记忆有时候真是很可怕）复制出了英国先进的纺织机械，并将整个生产流程引入了美国的工厂，美国的纺织业由此开始蓬勃发展。

斯莱特日后被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森（Andrew Jackson）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Father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但英国人则叫他作叛徒（Slater the traitor）。斯莱特的冒险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当他于1835年去世时，他已拥有了13家工厂，身价130万美元，这相当于2022年的4200万美元。

英伟达公司凭借AI芯片一度成为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早期投资了英伟达的人都赚的盆满钵满。在巨额回报的诱惑下，将来肯定会有人将相关的技术带回中国。或许现在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只不过他们很低调，在“闷声大发财”，所以我们还不知道。

第三，逆向工程是突破技术封锁的成熟路径，这方面的典型就是新兴汽车公司的崛起之路。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又称反向工程，是一种技术仿造过程，即对一项目标产品进行逆向分析及研究，从而演绎并得出该产品的处理流程、组织结构、功能性能规格等设计要素，以制作出功能相近，但又不完全一样的产品。逆向工程源于商业及军事领域中的硬件分析。其主要目的是，在无法轻易获得必要的生产信息下，直接从成品的分析，推导产品的设计原理。

以比亚迪为例，其造车的早期就是通过对欧美汽车巨头的成熟车型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而开始的。有趣的是，当比亚迪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巨头之时，日本又开始对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进行逆向工程了。

第四，只要有技术封锁，就会有走私，很多英伟达芯片在美国颁布禁令之后还能流入中国，就是拜走私所赐。政府要对抗走私这种市场行为，就会像打地鼠一样艰难，灭掉一个，又冒出来三个，无休无止。

实际上，技术封锁十之八九会促进中国的技术创新，而非拖慢。一方面，中国会通过上文所说的种种方式去突破技术封锁；另一方面，中国还会找到新的路径去规避相关的技术封锁，这方面华为最新的昇腾（Ascend）910C人工智能芯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根据媒体报道，华为昇腾（Ascend）910C的单芯算力虽然仅为英伟达最新芯片的三分之一，但该公司CloudMatrix 384AI超级计算机中集成的该芯片数量是英伟达的五倍。在每台CloudMatrix计算机原始算力以及至关重要的内存容量方面，华为已经超越了英伟达。尽管华为的CloudMatrix 384耗电量是英伟达产品的四倍，但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能源。

面对这样的状况，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简称CEO）黄仁勋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技术封锁政策，认为“出口管制是失败的”。他认为全球一半的AI开发人才在中国，技术封锁政策会加快中国开发AI芯片的进程，并最终培育出在全球能与英伟达一较高下的芯片巨头，例如华为。

根据黄仁勋最近提供的数据，“四年前，在拜登政府上台初期，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接近95%，如今仅为50%”。英伟达失去的市场给了中国企业机会，而这可能在未来对英伟达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美国政府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黄仁勋是个明白人，可惜美国政府不明白。

行文至此，笔者要说一句，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来说，美国政府的做法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延缓了技术的进步，有害于人类社会的总福利，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应该有的做法。

对中国来说，我们不能决定美国政府的做法，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态度。美国搞技术封锁，我们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多与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欧盟，搞技术交流。在高水平的开放中去发展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一定会势不可挡的崛起，而美国政府的“卡脖子”行为最终可能“卡”的是自己的“脖子”，而非他人的。对此，笔者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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