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加坡大选有哪些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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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治坚：新加坡未来的挑战，是如何让繁荣可持续，让团结更深厚，让制度更有生命力。这需要领导层的智慧，也需要国民集体的觉醒与承担。

伍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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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3日，新加坡将举行第14届全国大选，选出第15届议会的97名民选议员。本次选举共有211名候选人，角逐33个选区（包括15个单选区和18个集选区）。参加本次选举的主要政党包括：

人民行动党（PAP）：自1965年独立以来长期执政，由总理黄循财领导。本次推出97位候选人参选所有议会席位，强调“变革中的世界、新的团队、新的决心”，承诺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保障新加坡的稳定和繁荣。在上一次2020年大选后，人民行动党赢得了83个议席，占据总议席的89%，拥有绝对数量优势。

工人党（WP）：由毕丹星领导，是新加坡主要的反对党。在2020年大选中，工人党赢得10个议席，虽然占据少数席位，但他们是新加坡议会中唯一能向执政党提一些反对意见的政党。本次大选，工人党的目标是赢得至少三分之一议席，以加强议会制衡。主张关注生活成本、住房负担与社会保障，提出“为新加坡而努力”的口号。

新加坡前进党（PSP）、新加坡民主党（SDP）、红点联合党（RDU）、人民改革联盟（PAR）：这些较小的反对党同样积极参选，主张扩大社会福利、强化本地人保护、降低生活成本。

本次大选不仅是议会席位之争，更是治国方向的较量。其涉及到的议题涵盖生活成本上升、就业保障、社会公平与外来干预防范等方面。

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主张延续全球化竞争战略，强调秩序、效率与精英治国，支持经济开放，通过技能培训和有条件补贴帮助本地人适应全球变化。第一大反对党工人党主张制度内制衡、理性监督、渐进改革，关注生活成本、住房负担、就业保障，但坚持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开放的原则，强调建设性反对而非激进对抗。剩下的其他反对党（PSP、SDP、RDU、PAR）则倾向“新加坡人第一”，强调保护本地人优先政策，主张增加福利、强化社会安全网、收紧外国人政策，并推动更快更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

对比以上三大阵营的治国理念，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不同。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强调全球竞争和秩序优先，强调自力更生，给予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有限补贴，维持高开放度。工人党主张建设性制衡和渐进改良，适度加强、强调财政可持续性，推动多元声音，加强公共监督。而剩下的其他反对党则有点类似于欧美的极右：他们希望推动更大力度的社会重塑，提倡经济民族主义和福利扩张，提出全民津贴、扩大免费项目，强烈收紧外劳，引导资源优先分配本地人。

从以上不同治国理念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政党吸引的主要人群。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主要吸引那些“赢家”，包括所有从高学历、稳定工作和全球化中获益的人群。比如假设你从大学毕业后，进入一个全球500强的跨国公司，你在公司中的职位和薪水稳步提升，让你有实力在结婚之后购买一套，甚至两套以上住房。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孩子和你走上相似的道路，顺利进入不错的中学和大学，在高学历的加持下，获得不错的工作，继续保持在中产或以上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家庭背景，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人民行动党。

执政党的另一个优势，是目前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有利于他们能够给选民带来的价值：稳定。

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特别是在大选期间，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防止大选造成选民分化对立，甚至走极端变成部落冲突？比如在美国，特朗普推动的MAGA运动引发了严重的党派极化，社会撕裂至今未愈。在英国，脱欧（Brexit）公投撕裂了社会阶层、族群与地理区域之间的共识，导致政治长期动荡。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种族、宗教、移民政策等，很容易成为激发内部矛盾的导火索，甚至升级到暴力冲突（比如新加坡在1964年的种族骚乱），一发不可收拾。新加坡是一个面积狭小、人口稠密、资源匮乏、族群多元的城市国家，一旦种族或宗教议题被不负责任地政治化，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最近的一场竞选集会中，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警告国人，种族和宗教政治的危险不可小觑。他强调，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操作种族或宗教议题，都可能撕裂新加坡脆弱的多元社会。这种警告长期以来一直是人民行动党（PAP）论述的核心内容。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和西欧发生的政治生态右翼化，会促使一些新加坡选民产生担心，并倾向于投“安全票”来支持人民行动党。

但是在这个群体中，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支持工人党。支持工人党的最大理由，是选民不愿意看到行动党一手遮天，一党独大。他们希望在议会中看到健康的辩论，而不是一群不敢提反对意见的应声虫。同时，选民们也希望反对党成为一支独立的监督力量，在人民行动党做出一些让人担心的决策时（比如2024年的德国安联集团并购新加坡英康保险公司事件，后被政府叫停），能够有人站出来逼迫执政党提高决策透明度，杜绝腐败，向人民负责。

另外还有一个群体，是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输家”，他们可能由于学历不够高，或者运气不好，没有享受到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红利，成为中低收入家庭。这个群体和美国的MAGA群体以及英国的支持脱欧群体有类似之处，由于收入不够高，他们处处受到生活成本高的压力测试，并且受到外国劳工的威胁最大。这部分群体支持相对比较民粹的其他反对党，并不让人意外，他们需要政府给他们更多的政策倾斜，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外国人之上，给他们更多的高薪工作机会和更多的补贴和转移支付，将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降下来。代表这部分民意的反对党，有时会提出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政策建议。比如上文提到的人民改革联盟（PAR）提议，取消新加坡永久居民（PR）购买二手组屋的资格。红点联合党（RDU）提议，向每个新加坡公民发放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公民红包）。这些观点大胆极端，能够吸引一些眼球，但很难获得大部分选民的认同。

总体上来说，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代表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民意。其他反对党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有形成气候，对前面两个党无法形成任何严肃的威胁，对于选民的价值娱乐性高于实质性。

本次选举引发的另一个思辨点，是自由和秩序之争。

在过去几十年，评论家们对于新加坡政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政治气氛和言论缺乏自由。比如虽然新加坡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人均GDP高达92,000美元（IMF），但在国际自由指数上得分偏低，被归入“部分自由”国家类别，还不如非洲的毛里求斯（自由）。反对党对于执政党的批评，有很大一部分也集中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对于政治和言论自由的压制。

新加坡强调秩序优先、长期规划优先的模式，确实带来了杰出的物质成果。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高度集中式管理，未来是否仍能持续并符合国家利益？如今的新加坡，如果以人均GDP来衡量，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是否有空间来降低集中式管理的高度，容忍更多的自由和反对声？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新加坡获得成功的模式并非唯一的治理模式。世界上有其他小型多元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毛里求斯，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这个拥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华人组成的国家，在没有集选区制度、没有种族保留选举、没有严苛言论控制的情况下，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维护了族群和谐。毛里求斯在国际自由指数上得分远高于新加坡，被归类为“自由”。这表明，通过培育公民社会、而非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管理，同样可以实现多元与团结。

但现实也同样严酷。毛里求斯的人均GDP仅为约11,300美元，不到新加坡人均GDP的1/8。毛里求斯虽然国土面积更大，拥有更多自然资源，战略风险也较低，却仍然停留在中高收入水平，而新加坡在几乎零资源的情况下跻身全球最富裕国家之列。

同时具有警示意义的是中国台湾的例子。中国台湾，曾与新加坡一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在强有力、集中式政府统治下实现了经济奇迹。然而，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民主化之后，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如今，台湾地区的人均GDP约为34,000美元，仅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台湾地区政治开放、社会自由，但其内部政治僵局、民粹主义抬头和经济改革受阻的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台湾和毛里求斯的实例告诉我们：自由本身并不能创造繁荣。如果缺乏集中的改革推动、长期的制度耐性与牺牲精神，国家可能会陷入“自由但停滞”的困境。即使在实现了基本繁荣后，全面的政治自由化若缺乏足够的公民成熟度，也可能导致国家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

但另一方面，这是否就说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导的模式一定会带来成功呢？这也未必。集中治理方式存在的最大风险是，一旦最高领导层判断失误，代价将极其巨大。举例来说，前苏联的高度集中体制在1970-80年代失去改革动力，经济结构僵化，最终导致国家解体。中央集权体系缺乏有效反馈机制，使得错误政策得以持续，最终导致全面系统性崩溃。集权体制一旦失误，缺乏自我修复能力，代价极为沉重。因此人民行动党倡导的治理模式想要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他们需要证明该党高层高瞻远瞩，把人民的利益置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对腐败零容忍，在关键时刻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最符合新加坡整体利益的决策，哪怕这个决策不一定受到多数人欢迎。这个要求，无疑是非常高的。

小结：2025年大选的真正意义

2025年的新加坡大选，是一场事关未来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检验。她提醒选民们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新加坡能否继续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活力？能否在保持秩序的同时，培育更多元、理性、负责任的公民社会？能否在不放弃稳定与繁荣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政治透明度与社会韧性？

新加坡过去几十年靠秩序和远见赢得了全球尊重。未来的挑战，是如何让繁荣可持续，让团结更深厚，让制度更有生命力。这需要领导层的智慧，也需要国民集体的觉醒与承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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