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玛特是低迷的中国股票中一个罕见的亮点，这家香港上市公司将盲盒玩具打造成了摇钱树，至少目前而言是如此。
发布日期：2024-12-10 05:31
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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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多次声称，要向所有贸易伙伴额外加征10%或者20%的关税，并且向中国额外加征60%的关税。市场一直在揣测他实施关税计划的具体力度与节奏。
11月26日，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首份关税计划，就职后将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的关税，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特朗普这个决定与之前宣布的有很大差别，除了公开的理由，以关税应对非法越境和贩毒行为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吗？未来特朗普可能继续提高关税，甚至取消与中国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截止到2023年底，美国最大的进口来自于墨西哥，其次是中国，加拿大排名第三。2020年美墨西加谈成了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对外的平均关税是3.4%，额外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之后，平均关税就上升到了28.4%。2018-2019年中美多轮贸易战下来，截止到2023年底，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是19.3%，现在额外加征10%的关税后，平均关税就上升到了29.3%。因此，一种合理的可能是，特朗普希望把最大的三位贸易伙伴的进口关税对齐，统一提高到28%-29%。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出口企业的利用关税差别来进行套利。
为什么加征关税无法缩小贸易逆差？
特朗普出招让墨西哥和加拿大承压，但这并不代表其他贸易伙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也不代表中国无需担心更高关税了。毕竟这只是特朗普宣布的首份关税计划，未来变局加码都是可选项。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特朗普的长期目标，尽管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取得成功，但这并不会妨碍特朗普继续挥舞他钟爱的关税大棒。
从理论上来说，无论关税高低，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的差额恒等于国内私营企业的净储蓄（通常为正数）和政府的预算盈余，也就是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孪生”现象。2017年至今，特朗普和拜读通过的刺激国内需求的各项法案，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也就是储蓄少于投资，贸易逆差自然也就水涨船高。针对不同国家提高关税只会改变贸易逆差的分布，但无法阻止贸易逆差总额的攀升。
数据上，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战之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逆差持续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和占GDP的比重都在继续扩大，已经快接近2006年最高的逆差水平。事实是美国贸易逆差总额和占GDP比重下降最明显的三年，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7-2009年。
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更大力度地刺激国内需求自然会带动美元走强，而美联储控制价格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增加美元的吸引力。然而，美元走强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这会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按照初级教科书的想法，如果美元保持不变，国内供需不变，提高关税的确会带来贸易逆差的缩小。但其他经济不可能不变，美国宏观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美元和供需会变化到不仅完全抵消掉高关税的效果，而且会引发更大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未必能够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但过去的数据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特朗普启动贸易战后，美元走强，贸易逆差扩大。
在第二任期，特朗普一方面计划减少美国企业的所得税来刺激需求，一方面又计划驱赶非法移民来限制供给，供需失衡必然会带来高通胀与高赤字，自然也会带来更高的贸易逆差和更强的美元。要知道，即使马斯克能顺利推进政府支出削减，更高的进口关税能够增加政府收入，这两项合计也无法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
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刚刚突破36万亿美元。沃顿商学院的研究显示，相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准预测，特朗普在竞选中宣布的政策建议将在未来十年内使得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再增加14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把缩小贸易逆差当做政府目标，特朗普应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才可以降低国内总需求，同时压低美元，这样才可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
现在，很多机构都模拟了特朗普加征关税不同组合的后果，这些模拟结果几乎都显示即使美国只向贸易伙伴加征10%的关税，会使得美国实际GDP低于正常基准最少0.16%，最大负面冲击超过1%并在2028年达到3.6%（穆迪预测）。平均来说，GDP会减少0.5%。一旦贸易伙伴报复，GDP遭受的负面冲击会更大。
一项大模型模拟的结果是加征10%的关税，主要经济体的GDP下行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对特朗普政策不同的组合还显示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水平，但随着经济的降温，物价水平也会逐步走软。与预期的结果一致，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会缩小，反而会继续扩大（McKibbin, Hogan, and Noland，2024a）。
如果特朗普还大力驱赶非法移民，并且干预美联储的运作，那么即使他能够顺利实行减税和放松监管，美国经济都会遭受严重的负面冲击。而这两个动作对中国倒是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当然，我之前担心的最坏结果就是只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甚至取消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PNTR），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遭遇的冲击都会大于美国。
为什么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如此重要？
相比加征关税，我更担心的是美国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从30多年前我读大学开始，每年中央电视台都会报道，美国国会又一次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吵得不可开交，也就是要不要向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和其他正常贸易伙伴一样的低关税。从历史根源来说，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一直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设置很高的关税，但中国是一个例外。中美建交之后，从1980年开始，美国给中国设置了正常贸易关系下的低关税。
但这样的NTR待遇并不是永久的，而只是临时的，每年国会都要审查批准是否继续延期。如果不延期，中国享受的低关税就会跳涨变成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高关税（不同行业面临的关税税率不同）。由于这种临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外商到中国投资生产总会担心贸易关系发生变化，中国企业也一样会畏手畏脚，这就限制了中国生产和贸易规模的扩大。
1989年事件发生后，美国众议院从1990年到2001年每年都提议取消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平均支持率达到38%，而且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都取得成功，只不过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支持。因为美国企业家觉得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好处就会被欧洲企业家拿走。
所以，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每年都获得了临时NTR的延期，出口关税一直保持在低位。1999年11月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给予中国 PNTR 地位，这个变化的背后离不开两国领导人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中国2001 年 12 月加入WTO，2002年1月PNTR正式生效。
不确定性消失之后，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每年都快速增加，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国享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迅速增加。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开始变大，但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并没有什么人说要打贸易战和取消中国的PNTR。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改变了这一切？原来在2000年之前，美国制造业工人长期维持在1800万人，但到了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大幅下降了600万人。美国几位名校的教授经过一些不完整的计算后就认为中国加入WTO，向美国出售廉价商品冲击了制造业，造成了200万人失业，其余400万人失业是美国自己的问题。特朗普就抓住了这个“中国冲击”说，主张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为制造业工人创造就业，成功当选总统。
其中一个研究就发现，美国原来一些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高关税的行业（例如玩具产业的关税高达70%），在中国获得PNTR地位之后，因为不确定性下降更大，所以这些行业向中国的投资力度更大，但也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的工人更多。
这个研究最有意思的发现是，由于欧洲国家一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所以欧洲和中国企业对于双方之间的贸易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2000年之后，中国出口商品规模变化不明显，也没有明显冲击欧洲的就业。这个对比也说明了PNTR的重要性。
很可惜的是，在应对贸易战上，中国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专家型官员，并不了解相关研究，反而错误地认为，中国在获得PNTR之前和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从来没有变化，因此PNTR无关紧要。加上其他一些偏离事实的认知（比如高估了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对经济模拟结果的误导性解读，对美国贸易逆差的错误归因，完全不承认“中国冲击”说等等），使得谈判中的双方矛盾论不减反增，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后，美国总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许多政客并不愿意面对经济学的真相（即本文第一部分），反而顽固地认为，如果贸易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逆差，那就取消中国的PNTR，回到每年审查贸易关系的老日子，这样既可以把美国企业投资留在国内，也可以限制中国的贸易出口。
但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研究发现，取消PNTR，中国的GDP会在未来四年每年相比基准降低0.5%-0.6%，美国GDP也会降低0.1%-0.2%（McKibbin, Hogan, and Noland，2024b）。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能低估保持PNTR地位的重要性，必须与美国谈判减少分歧。
有意思的是，前文提到的那几位名校的教授重新研究数据后发现，中国冲击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美国失业问题主要是美国税制变化、超级大企业采用机器自动化替代工人造成的。此外，虽然中国出口商品冲击了美国制造业，但大大帮助了美国的非制造业，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和服务业。整体上，与中国的贸易增加了美国的总就业和总收入（Wei, Wang, Yu, and Zhu, 2018）。只可惜，特朗普几乎从来不批评自动化，美国政客也听不进去这些客观真相。
如何应对特朗普2.0的挑战？
如前所述，美国的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都有着复杂的成因，加征关税是无法解决的。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第二任期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要大于好转的可能性。
但是，2025-2028年，中国可能会面临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大的加征关税的压力。特朗普现在宣布的10%关税只是权宜之计，不排除未来逐步升级。我们认为这一次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相反，更可能采取务实接触和扩大贸易伙伴的做法。中国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将中国制造业转移到美国生产，都有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特朗普反对中国绕开关税到第三国生产，但可能允许中国具有领先优势的企业在美国投资，雇佣美国工人，实现其重振制造业的目标。
近期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各自的贸易总额，以及贸易占GDP的比重都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换言之，即使处于贸易冲突中的国家有“脱钩”表现，他们也都增加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在全球187个有双边贸易的国家中，有46个国家与中国的相对贸易成本减少，与美国的相对贸易成本增加，构成中国贸易集团。类似的，美国贸易集团有43个国家，剩下的98个国家属于不结盟集团。研究有最重要的两个发现：第一，三大集团里面中位数国家的实际收入都是提高的，说明脱钩并不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第二，美国集团内的中位数国家加入中国集团，实际收入反而会上升。中国集团内的中位数国家加入美国集团，也是如此（Bonadio, et al.，2024）。
因此，当特朗普挥动贸易大棒，会有更多的国家成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如果中国能够延续2018年开始的降低贸易伙伴关税的做法（中国对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降至6.5%），加大单边开放的做法，都会明显缓冲中国面对的外部挑战。
当然，中国政府更好的做法是以更大力度的内部改革来迎接外部压力。中国在9月底10月初启动的“五只箭”政策力度，必须在未来数年持续加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必须从过去的重生产经济结构转向重消费的经济结构，必须改变错误的“节衣缩食”观念，必须借鉴日本“失去三十年”的教训，必须凝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也必须学习特朗普希望推动的财政货币双宽松做法。除了救助房地产和提振家庭消费，政府返还企业欠款，将逐步带动经济走出低谷，告别通缩螺旋。即使特朗普未能获胜，这些也都是中国逆转经济势头的必然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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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9 07:44
商业与经济
特朗普冲击vs.中国冲击：哪个更让世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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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加征关税无法缩小美国贸易逆差。相比加征关税，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中国应以更大力度内部改革来迎接外部压力。
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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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多次声称，要向所有贸易伙伴额外加征10%或者20%的关税，并且向中国额外加征60%的关税。市场一直在揣测他实施关税计划的具体力度与节奏。
11月26日，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首份关税计划，就职后将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的关税，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特朗普这个决定与之前宣布的有很大差别，除了公开的理由，以关税应对非法越境和贩毒行为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吗？未来特朗普可能继续提高关税，甚至取消与中国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截止到2023年底，美国最大的进口来自于墨西哥，其次是中国，加拿大排名第三。2020年美墨西加谈成了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对外的平均关税是3.4%，额外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之后，平均关税就上升到了28.4%。2018-2019年中美多轮贸易战下来，截止到2023年底，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是19.3%，现在额外加征10%的关税后，平均关税就上升到了29.3%。因此，一种合理的可能是，特朗普希望把最大的三位贸易伙伴的进口关税对齐，统一提高到28%-29%。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出口企业的利用关税差别来进行套利。
为什么加征关税无法缩小贸易逆差？
特朗普出招让墨西哥和加拿大承压，但这并不代表其他贸易伙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也不代表中国无需担心更高关税了。毕竟这只是特朗普宣布的首份关税计划，未来变局加码都是可选项。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特朗普的长期目标，尽管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取得成功，但这并不会妨碍特朗普继续挥舞他钟爱的关税大棒。
从理论上来说，无论关税高低，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的差额恒等于国内私营企业的净储蓄（通常为正数）和政府的预算盈余，也就是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孪生”现象。2017年至今，特朗普和拜读通过的刺激国内需求的各项法案，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也就是储蓄少于投资，贸易逆差自然也就水涨船高。针对不同国家提高关税只会改变贸易逆差的分布，但无法阻止贸易逆差总额的攀升。
数据上，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战之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逆差持续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和占GDP的比重都在继续扩大，已经快接近2006年最高的逆差水平。事实是美国贸易逆差总额和占GDP比重下降最明显的三年，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7-2009年。
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更大力度地刺激国内需求自然会带动美元走强，而美联储控制价格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增加美元的吸引力。然而，美元走强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这会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按照初级教科书的想法，如果美元保持不变，国内供需不变，提高关税的确会带来贸易逆差的缩小。但其他经济不可能不变，美国宏观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美元和供需会变化到不仅完全抵消掉高关税的效果，而且会引发更大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未必能够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但过去的数据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特朗普启动贸易战后，美元走强，贸易逆差扩大。
在第二任期，特朗普一方面计划减少美国企业的所得税来刺激需求，一方面又计划驱赶非法移民来限制供给，供需失衡必然会带来高通胀与高赤字，自然也会带来更高的贸易逆差和更强的美元。要知道，即使马斯克能顺利推进政府支出削减，更高的进口关税能够增加政府收入，这两项合计也无法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
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刚刚突破36万亿美元。沃顿商学院的研究显示，相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准预测，特朗普在竞选中宣布的政策建议将在未来十年内使得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再增加14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把缩小贸易逆差当做政府目标，特朗普应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才可以降低国内总需求，同时压低美元，这样才可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
现在，很多机构都模拟了特朗普加征关税不同组合的后果，这些模拟结果几乎都显示即使美国只向贸易伙伴加征10%的关税，会使得美国实际GDP低于正常基准最少0.16%，最大负面冲击超过1%并在2028年达到3.6%（穆迪预测）。平均来说，GDP会减少0.5%。一旦贸易伙伴报复，GDP遭受的负面冲击会更大。
一项大模型模拟的结果是加征10%的关税，主要经济体的GDP下行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对特朗普政策不同的组合还显示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水平，但随着经济的降温，物价水平也会逐步走软。与预期的结果一致，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会缩小，反而会继续扩大（McKibbin, Hogan, and Noland，2024a）。
如果特朗普还大力驱赶非法移民，并且干预美联储的运作，那么即使他能够顺利实行减税和放松监管，美国经济都会遭受严重的负面冲击。而这两个动作对中国倒是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当然，我之前担心的最坏结果就是只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甚至取消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PNTR），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遭遇的冲击都会大于美国。
为什么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如此重要？
相比加征关税，我更担心的是美国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从30多年前我读大学开始，每年中央电视台都会报道，美国国会又一次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吵得不可开交，也就是要不要向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和其他正常贸易伙伴一样的低关税。从历史根源来说，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一直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设置很高的关税，但中国是一个例外。中美建交之后，从1980年开始，美国给中国设置了正常贸易关系下的低关税。
但这样的NTR待遇并不是永久的，而只是临时的，每年国会都要审查批准是否继续延期。如果不延期，中国享受的低关税就会跳涨变成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高关税（不同行业面临的关税税率不同）。由于这种临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外商到中国投资生产总会担心贸易关系发生变化，中国企业也一样会畏手畏脚，这就限制了中国生产和贸易规模的扩大。
1989年事件发生后，美国众议院从1990年到2001年每年都提议取消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平均支持率达到38%，而且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都取得成功，只不过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支持。因为美国企业家觉得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好处就会被欧洲企业家拿走。
所以，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每年都获得了临时NTR的延期，出口关税一直保持在低位。1999年11月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给予中国 PNTR 地位，这个变化的背后离不开两国领导人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中国2001 年 12 月加入WTO，2002年1月PNTR正式生效。
不确定性消失之后，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每年都快速增加，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国享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迅速增加。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开始变大，但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并没有什么人说要打贸易战和取消中国的PNTR。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改变了这一切？原来在2000年之前，美国制造业工人长期维持在1800万人，但到了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大幅下降了600万人。美国几位名校的教授经过一些不完整的计算后就认为中国加入WTO，向美国出售廉价商品冲击了制造业，造成了200万人失业，其余400万人失业是美国自己的问题。特朗普就抓住了这个“中国冲击”说，主张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为制造业工人创造就业，成功当选总统。
其中一个研究就发现，美国原来一些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高关税的行业（例如玩具产业的关税高达70%），在中国获得PNTR地位之后，因为不确定性下降更大，所以这些行业向中国的投资力度更大，但也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的工人更多。
这个研究最有意思的发现是，由于欧洲国家一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所以欧洲和中国企业对于双方之间的贸易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2000年之后，中国出口商品规模变化不明显，也没有明显冲击欧洲的就业。这个对比也说明了PNTR的重要性。
很可惜的是，在应对贸易战上，中国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专家型官员，并不了解相关研究，反而错误地认为，中国在获得PNTR之前和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从来没有变化，因此PNTR无关紧要。加上其他一些偏离事实的认知（比如高估了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对经济模拟结果的误导性解读，对美国贸易逆差的错误归因，完全不承认“中国冲击”说等等），使得谈判中的双方矛盾论不减反增，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后，美国总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许多政客并不愿意面对经济学的真相（即本文第一部分），反而顽固地认为，如果贸易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逆差，那就取消中国的PNTR，回到每年审查贸易关系的老日子，这样既可以把美国企业投资留在国内，也可以限制中国的贸易出口。
但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研究发现，取消PNTR，中国的GDP会在未来四年每年相比基准降低0.5%-0.6%，美国GDP也会降低0.1%-0.2%（McKibbin, Hogan, and Noland，2024b）。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能低估保持PNTR地位的重要性，必须与美国谈判减少分歧。
有意思的是，前文提到的那几位名校的教授重新研究数据后发现，中国冲击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美国失业问题主要是美国税制变化、超级大企业采用机器自动化替代工人造成的。此外，虽然中国出口商品冲击了美国制造业，但大大帮助了美国的非制造业，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和服务业。整体上，与中国的贸易增加了美国的总就业和总收入（Wei, Wang, Yu, and Zhu, 2018）。只可惜，特朗普几乎从来不批评自动化，美国政客也听不进去这些客观真相。
如何应对特朗普2.0的挑战？
如前所述，美国的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都有着复杂的成因，加征关税是无法解决的。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第二任期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要大于好转的可能性。
但是，2025-2028年，中国可能会面临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大的加征关税的压力。特朗普现在宣布的10%关税只是权宜之计，不排除未来逐步升级。我们认为这一次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相反，更可能采取务实接触和扩大贸易伙伴的做法。中国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将中国制造业转移到美国生产，都有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特朗普反对中国绕开关税到第三国生产，但可能允许中国具有领先优势的企业在美国投资，雇佣美国工人，实现其重振制造业的目标。
近期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各自的贸易总额，以及贸易占GDP的比重都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换言之，即使处于贸易冲突中的国家有“脱钩”表现，他们也都增加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在全球187个有双边贸易的国家中，有46个国家与中国的相对贸易成本减少，与美国的相对贸易成本增加，构成中国贸易集团。类似的，美国贸易集团有43个国家，剩下的98个国家属于不结盟集团。研究有最重要的两个发现：第一，三大集团里面中位数国家的实际收入都是提高的，说明脱钩并不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第二，美国集团内的中位数国家加入中国集团，实际收入反而会上升。中国集团内的中位数国家加入美国集团，也是如此（Bonadio, et al.，2024）。
因此，当特朗普挥动贸易大棒，会有更多的国家成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如果中国能够延续2018年开始的降低贸易伙伴关税的做法（中国对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降至6.5%），加大单边开放的做法，都会明显缓冲中国面对的外部挑战。
当然，中国政府更好的做法是以更大力度的内部改革来迎接外部压力。中国在9月底10月初启动的“五只箭”政策力度，必须在未来数年持续加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必须从过去的重生产经济结构转向重消费的经济结构，必须改变错误的“节衣缩食”观念，必须借鉴日本“失去三十年”的教训，必须凝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也必须学习特朗普希望推动的财政货币双宽松做法。除了救助房地产和提振家庭消费，政府返还企业欠款，将逐步带动经济走出低谷，告别通缩螺旋。即使特朗普未能获胜，这些也都是中国逆转经济势头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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