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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5 16:56
时政 金融

金融副省长的新使命

自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副省长密集增加,渐成一种制度化安排。
上海金融中国央行宣布提振经济的一揽子措施:降息降准降存量房贷利率
杨志锦


7月31日,长沙市韶山中路190号,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任命王俊寿为湖南省副省长。当王俊寿到主席台领取任命书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此之前,王俊寿在金融系统工作了三十年,先后在地方城商行、原银监会、原银保监会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任职。到地方任职后,像王俊寿这样拥有丰富金融从业经历的官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直辖市称副市长,自治区称副主席,以下统称副省长)。

据记者统计,自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副省长密集增加,渐成一种制度化安排。截至目前,已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占比达55%。金融副省长成为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市场高度关注他们在任上的新举措。

上任10天后,王俊寿开启了首次调研,调研地点为湖南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在8月12日的调研中,王俊寿表示,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全面构建连环债清偿机制,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盘活金融资产。

湖南省委金融办是此轮机构改革新设立的部门。但这并非孤例,今年以来31个省份陆续挂牌组建省级党委金融办,作为省级党委金融委的办事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抓监管、风险处置和加强金融机构党建工作。从公开信息看,省级党委金融办主任一般由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兼任。

当前金融领域的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中央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是重要一环。金融副省长在这场改革中的位置特别关键,未来如何统筹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抓党建等多项任务将是他们任上的重要课题。

渐成制度化安排

王俊寿出生于1971年3月,现年53岁。和王俊寿类似,其他16位金融副省长也出生于1970年前后。这群金融副省长大多具有相同的成长经历,他们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是9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亟需经济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

2017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这次会议闭幕6天后,交通银行原副行长王江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出任副省长的序幕。在江苏工作两年半后,王江先后出任中行行长、建行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等职。2023年5月,王江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据记者梳理,2019年8月已有15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此后虽然调动不断,但配备金融副省长的省份占比整体呈稳中有升的趋势,金融副省长渐成一种制度化安排。截至2024年8月,已有17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占比达55%。

金融副省长密集出现是中国金融深化的要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76.5亿元增加至2023年的10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1%增加至7.9%。如果以绝对值衡量,2023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和印度尼西亚全年GDP规模相当,可跻身全球GDP前16强。与此同时,近年来金融风险开始显现,也亟需专业人士参与处理。

从工作履历看,这17位副省长在金融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其中,在出任副省长之前担任国有大行副行长的为8人,占比接近一半。这意味着国有大行副行长是金融副省长人选的最大来源地。

其次,来自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数为4人,其中央行系统(含外汇局)、金融监管总局(含银监会、银保监会)、证监会分别为2人、1人、1人。

2022年4月,央行副行长刘桂平调任天津市副市长,再度出任金融副省(市)长。刘桂平在农行工作了二十多年,从基层员工逐步升迁至省级分行行长,2014年调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两年后他调任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担任副市长。2019年3月,刘桂平再度回到金融系统,担任建行行长一职。

“我是27年的金融工作经历,其中25年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近3年在政府,分管的也是金融。虽然刚加入到建行,但要说我也算金融界的老人。27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应该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 刘桂平2019年3月在建行业绩发布会上谈到从地方要员到大行高管的角色转变时称。

再次,来自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数为3人。2022年11月,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张雁云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开创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升任金融副省长的先河。2023年上海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解冬、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韦秀长也被拔擢为金融副省长,分别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这一重要变化显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重要性在上升。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本世纪初地方政府陆续成立金融办,但机构性质不明且主要职能以服务为主。2008年省级政府金融办得到中编办批复,成为正式编制;2018年省级政府金融办加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牌子,以强化对类金融机构的监管。

此外,来自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数为2人,如中信集团副总经理黄志强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五矿资本董事长任珠峰调任江西省副省长。中信集团是首批获批金融控股公司牌照的公司,由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控股平台;五矿资本是五矿集团旗下的金控平台,旗下拥有五矿证券、五矿信托、外贸金租、五矿期货等金融牌照。

多重任务待解

金融监管主要是中央事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更关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改革及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而地方政府更希望参与调配金融资源,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协调央地金融监管、平衡好风险化解和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平稳发展十分重要。

为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作,2020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在各省份陆续建立。该机制由央行省级分支机构担任召集人,原银保监局、证监局、外汇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地方财政及发改部门担任成员。但当时一些央行省级分支机构负责人只是副厅级,难以进行有效协调。“之前央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级别大多是副厅级,地方政府召开的厅局级会议都无权参加。”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称。

2021年1月,时任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撰文称,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一些地方更多聚焦于促进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主要开展引进金融机构,为地方企业获得信贷、债券发行和股票上市资源等工作,而对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由于人力不足等原因,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

尤其是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地方倾向于让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兜底。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称,此前在各类投资者保护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人民银行为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被动承担了部分金融风险处置成本和金融改革成本,但最后贷款人职能泛化易引发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条件上与央行屡有博弈。

新一轮机构改革着眼于解决前述问题。中央层面,国务院金融委升级为中央金融委,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与此同时,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

今年以来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陆续推开:一是成立省级党委金融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省级党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二是省级党委金融办、省级党委金融工委、省级地方金融管理局合署办公。按照中央要求,省级党委组建金融委及其办公室、金融工委,要在地方现有金融工作机构基础上统筹设置,就是一个机构,主要是抓监管和风险处置,加强金融机构党建工作。

截至8月22日,诸多省份都已召开省级党委金融委会议。据界面新闻记者梳理,省级党委金融委主任要么由省长担任,要么由省委书记、省长共同出任,而省级党委金融办主任、省级金融工委书记则由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兼任。一些省份的金融副省长还兼任了省级党委金融委副主任,比如广东省副省长张新、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黄志强。

考虑到省委书记、省长要统筹领导全省各项工作,金融工作可能仍由兼任省级党委金融办主任、省级金融工委书记的金融副省长具体处理。这其中有一系列难题待解,比如地方金融系统的党建如何开展;金融监管横向上如何加强监管沟通,纵向上如何与中央金融办等协同以畅通政策传导;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风险化解等。

王俊寿对此的思辨可供管窥一豹。王俊寿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要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按照行政区划和机构等级,实施分层负责。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对地方承担金融管理职能的机构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地方党委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切实抓好属地金融机构党的建设、防范处置风险等工作,保证属地金融稳定。

一些地方也有新定调。今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党委金融办主任、金融工委书记黄志强主持召开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精神工作会。他在会上表示,要聚焦防风险,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隐患。要持续强监管,把党的全面领导融入到金融工作的各环节各方面。要精准促发展,推动金融资源集聚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实在在做好“五篇大文章”。

三大金融风险化解

全国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于今年5月21日在京召开。因为各省份金融副省长兼任当地党委金融办主任,他们应该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央金融办主任何立峰在此次会议上表示,要直面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按照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的工作主线,讲求策略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扎实做好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当前,要统筹做好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相互交织风险的严防严控,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前述三大金融风险的化解近期也在多个高层会议上提及,也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腰斩债务压力骤增,城投非标违约事件增加,而一些地方中小银行投向房地产、融资平台的资金较多,资产出现劣变,三类风险呈现相互交织的态势。

如何化解这三类风险并阻断相互间的传导路径正考验着金融副省长。7月12日召开的湖南省委金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永恒主题,聚焦地方债务风险控总量,聚焦房地产风险去存量,聚焦金融风险防变量,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据记者梳理,17位金融副省长中,所学专业大多是经济管理类,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他们中的11位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不含在职),占比高达65%,其中5位还取得博士学位。

在处理债务问题时,金融副省长应对得更为专业,也会通过专业的沟通去说服机构投资者。2019年-2022年间,贵州、山西、天津等省份陆续召开债券投资者恳谈会,当地金融副省长亲自带队出席,直面投资者的质疑,对提振当地区域信用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如天津市2021年6月召开债券市场投资人恳谈会,时任副市长康义宣讲天津经济发展情况、公开市场债券风险防范措施。康义表示,天津将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体系,签署债务风险责任状,对公开市场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化解不力、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人员,一追到底、终生问责。

康义有着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历,他曾在建行工作了20多年,2016年11月出任农行副行长,一年后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在天津担任四年副市长后,他于2022年3月调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据记者梳理,除分管金融事务外,金融副省长还分管发改、财政、税务、文旅等事务,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其中八位金融副省长还出任省委常委,这使得他们能更好地统筹省内资源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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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副省长的新使命

自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副省长密集增加,渐成一种制度化安排。
杨志锦


7月31日,长沙市韶山中路190号,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任命王俊寿为湖南省副省长。当王俊寿到主席台领取任命书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此之前,王俊寿在金融系统工作了三十年,先后在地方城商行、原银监会、原银保监会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任职。到地方任职后,像王俊寿这样拥有丰富金融从业经历的官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直辖市称副市长,自治区称副主席,以下统称副省长)。

据记者统计,自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副省长密集增加,渐成一种制度化安排。截至目前,已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占比达55%。金融副省长成为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市场高度关注他们在任上的新举措。

上任10天后,王俊寿开启了首次调研,调研地点为湖南省委金融办、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在8月12日的调研中,王俊寿表示,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全面构建连环债清偿机制,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盘活金融资产。

湖南省委金融办是此轮机构改革新设立的部门。但这并非孤例,今年以来31个省份陆续挂牌组建省级党委金融办,作为省级党委金融委的办事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抓监管、风险处置和加强金融机构党建工作。从公开信息看,省级党委金融办主任一般由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兼任。

当前金融领域的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中央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是重要一环。金融副省长在这场改革中的位置特别关键,未来如何统筹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抓党建等多项任务将是他们任上的重要课题。

渐成制度化安排

王俊寿出生于1971年3月,现年53岁。和王俊寿类似,其他16位金融副省长也出生于1970年前后。这群金融副省长大多具有相同的成长经历,他们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是9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亟需经济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

2017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这次会议闭幕6天后,交通银行原副行长王江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出任副省长的序幕。在江苏工作两年半后,王江先后出任中行行长、建行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等职。2023年5月,王江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据记者梳理,2019年8月已有15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此后虽然调动不断,但配备金融副省长的省份占比整体呈稳中有升的趋势,金融副省长渐成一种制度化安排。截至2024年8月,已有17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占比达55%。

金融副省长密集出现是中国金融深化的要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76.5亿元增加至2023年的10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1%增加至7.9%。如果以绝对值衡量,2023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和印度尼西亚全年GDP规模相当,可跻身全球GDP前16强。与此同时,近年来金融风险开始显现,也亟需专业人士参与处理。

从工作履历看,这17位副省长在金融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其中,在出任副省长之前担任国有大行副行长的为8人,占比接近一半。这意味着国有大行副行长是金融副省长人选的最大来源地。

其次,来自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数为4人,其中央行系统(含外汇局)、金融监管总局(含银监会、银保监会)、证监会分别为2人、1人、1人。

2022年4月,央行副行长刘桂平调任天津市副市长,再度出任金融副省(市)长。刘桂平在农行工作了二十多年,从基层员工逐步升迁至省级分行行长,2014年调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两年后他调任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担任副市长。2019年3月,刘桂平再度回到金融系统,担任建行行长一职。

“我是27年的金融工作经历,其中25年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近3年在政府,分管的也是金融。虽然刚加入到建行,但要说我也算金融界的老人。27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应该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 刘桂平2019年3月在建行业绩发布会上谈到从地方要员到大行高管的角色转变时称。

再次,来自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数为3人。2022年11月,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张雁云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开创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升任金融副省长的先河。2023年上海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解冬、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韦秀长也被拔擢为金融副省长,分别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这一重要变化显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重要性在上升。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本世纪初地方政府陆续成立金融办,但机构性质不明且主要职能以服务为主。2008年省级政府金融办得到中编办批复,成为正式编制;2018年省级政府金融办加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牌子,以强化对类金融机构的监管。

此外,来自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数为2人,如中信集团副总经理黄志强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五矿资本董事长任珠峰调任江西省副省长。中信集团是首批获批金融控股公司牌照的公司,由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控股平台;五矿资本是五矿集团旗下的金控平台,旗下拥有五矿证券、五矿信托、外贸金租、五矿期货等金融牌照。

多重任务待解

金融监管主要是中央事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更关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改革及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而地方政府更希望参与调配金融资源,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协调央地金融监管、平衡好风险化解和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平稳发展十分重要。

为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作,2020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在各省份陆续建立。该机制由央行省级分支机构担任召集人,原银保监局、证监局、外汇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地方财政及发改部门担任成员。但当时一些央行省级分支机构负责人只是副厅级,难以进行有效协调。“之前央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级别大多是副厅级,地方政府召开的厅局级会议都无权参加。”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称。

2021年1月,时任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撰文称,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一些地方更多聚焦于促进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主要开展引进金融机构,为地方企业获得信贷、债券发行和股票上市资源等工作,而对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由于人力不足等原因,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

尤其是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地方倾向于让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兜底。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称,此前在各类投资者保护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人民银行为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被动承担了部分金融风险处置成本和金融改革成本,但最后贷款人职能泛化易引发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条件上与央行屡有博弈。

新一轮机构改革着眼于解决前述问题。中央层面,国务院金融委升级为中央金融委,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与此同时,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

今年以来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陆续推开:一是成立省级党委金融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省级党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二是省级党委金融办、省级党委金融工委、省级地方金融管理局合署办公。按照中央要求,省级党委组建金融委及其办公室、金融工委,要在地方现有金融工作机构基础上统筹设置,就是一个机构,主要是抓监管和风险处置,加强金融机构党建工作。

截至8月22日,诸多省份都已召开省级党委金融委会议。据界面新闻记者梳理,省级党委金融委主任要么由省长担任,要么由省委书记、省长共同出任,而省级党委金融办主任、省级金融工委书记则由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兼任。一些省份的金融副省长还兼任了省级党委金融委副主任,比如广东省副省长张新、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黄志强。

考虑到省委书记、省长要统筹领导全省各项工作,金融工作可能仍由兼任省级党委金融办主任、省级金融工委书记的金融副省长具体处理。这其中有一系列难题待解,比如地方金融系统的党建如何开展;金融监管横向上如何加强监管沟通,纵向上如何与中央金融办等协同以畅通政策传导;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风险化解等。

王俊寿对此的思辨可供管窥一豹。王俊寿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要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按照行政区划和机构等级,实施分层负责。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对地方承担金融管理职能的机构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地方党委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切实抓好属地金融机构党的建设、防范处置风险等工作,保证属地金融稳定。

一些地方也有新定调。今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党委金融办主任、金融工委书记黄志强主持召开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精神工作会。他在会上表示,要聚焦防风险,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隐患。要持续强监管,把党的全面领导融入到金融工作的各环节各方面。要精准促发展,推动金融资源集聚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实在在做好“五篇大文章”。

三大金融风险化解

全国地方党委金融办主任会议于今年5月21日在京召开。因为各省份金融副省长兼任当地党委金融办主任,他们应该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央金融办主任何立峰在此次会议上表示,要直面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按照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的工作主线,讲求策略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扎实做好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当前,要统筹做好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相互交织风险的严防严控,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前述三大金融风险的化解近期也在多个高层会议上提及,也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腰斩债务压力骤增,城投非标违约事件增加,而一些地方中小银行投向房地产、融资平台的资金较多,资产出现劣变,三类风险呈现相互交织的态势。

如何化解这三类风险并阻断相互间的传导路径正考验着金融副省长。7月12日召开的湖南省委金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永恒主题,聚焦地方债务风险控总量,聚焦房地产风险去存量,聚焦金融风险防变量,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据记者梳理,17位金融副省长中,所学专业大多是经济管理类,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他们中的11位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不含在职),占比高达65%,其中5位还取得博士学位。

在处理债务问题时,金融副省长应对得更为专业,也会通过专业的沟通去说服机构投资者。2019年-2022年间,贵州、山西、天津等省份陆续召开债券投资者恳谈会,当地金融副省长亲自带队出席,直面投资者的质疑,对提振当地区域信用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如天津市2021年6月召开债券市场投资人恳谈会,时任副市长康义宣讲天津经济发展情况、公开市场债券风险防范措施。康义表示,天津将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体系,签署债务风险责任状,对公开市场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化解不力、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人员,一追到底、终生问责。

康义有着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历,他曾在建行工作了20多年,2016年11月出任农行副行长,一年后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在天津担任四年副市长后,他于2022年3月调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据记者梳理,除分管金融事务外,金融副省长还分管发改、财政、税务、文旅等事务,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其中八位金融副省长还出任省委常委,这使得他们能更好地统筹省内资源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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