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在新一轮融资中已筹集66亿美元，其投资方包括微软、软银、Thrive Capital和英伟达等企业。
发布日期：2024-10-03 15:42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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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103672
黄渊普是“EqualOcean”创始合伙人，“黄渊普频道”主理人。2014年2月创办科创产业信息平台和智库忆欧，获多轮VC融资。2018年11月，创立“EqualOcean”，2019年5月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2020年11月当选为APEC中国数字经济委员会专家咨询工作组委员，2021年11月入选胡润全美创新杰出人物。2023年4月，黄渊普发起了“出海全球化百人会”；2024年6月，所著《新出海浪潮》一书成功上市。
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作为从事出海的一线专家，您认为新出海浪潮与之前"下南洋"的区别在哪里？
黄渊普：业内普遍认为“下南洋”是从明朝开始、以福建、广东两省民众为主、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被迫以东南亚各国为目的地的一次人口大迁移。翻看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下南洋”伴随着很多心酸和悲惨故事。而近年兴起的新出海浪潮，几乎覆盖了全国各省份、各行各业，是在中国具备供应链优势、数字化能力、工程师红利基础上的企业主动全球化、以高素质的新出海人为主，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也去到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
福建、广东两省在古代属于偏远的“沿海过渡带”，民众普遍是因为战乱、以同宗或同族成批迁入、又距离王朝都城较远，形成了基于宗族基础的社会关系。“下南洋”后，基于这样的关系网络华人经过几代拼搏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距离政治权力较远、没有在政治上取得与之对应的地位。
对比中国古代历史，新出海浪潮和唐宋时期的积极拥抱世界更像；对比世界历史，又和“二战”后美国推动全球化相似，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种体现。唐宋时期中国对外输出瓷器、丝绸等好物，新出海时期中国也将越来越多输出技术驱动和品牌驱动的好东西，实现从“Made in China”到“Brands from China”，从单纯向海外卖商品到越来越多提供标准的升级。
问：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抬升，您认为现在是否可以定论“中式全球化”正在来临？如果是，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黄渊普：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英式全球化”的式微是从1913年开始加速的，但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标志着“美式全球化”真正开启。从1913年到1945年，持续了长达42年的过渡期。当前我们谈未来全球经贸关系时有两个预期：一是“新全球化”，中国作为部分规则制度的制定者；二是“中式全球化”，中国是未来各项规则制度的主导者。
参考从“英式全球化”到“美式全球化”的历程，如果我们以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的2013年起算，站在2024年的当下，无论是“新全球化”还是“中式全球化”的形成都还有较远的距离。
新一轮的“逆全球化”或海外一些国家的“去中国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否会实现“中式全球化”，中国肯定会在未来的全球经贸规则与制度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式全球化”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受益者，但这并非说构建“美式全球化”的一系列规则制度没有缺陷；作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中国，去推动改变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制度理所当然。
无论是“新全球化”还是“中式全球化”，应该要有更健康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发展能惠及到更多人。最终要形成更公平的全球生产关系，从而促进世界生产力解放。参考“美式全球化”，跟随美国的很多国家先富了起来；“中式全球化”下，也会有很多国家地区受益于中国产业链转移或扶持而富起来。
问：中国正在成长的全球化新一代，您观察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同作为发展中大国，这些群体与印度的全球化新一代差异在哪里？
黄渊普：我毕业于外交学院和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加上创立的公司“EqualOcean”是服务中国企业出海的智库，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从年龄来说，全球化新一代普遍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家庭和教育背景较好，相当比例有海外留学经历；对欧美国家比较了解的同时，他们是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而成长起来，所以普遍对中国和对自己充满自信。
具体到出海方向，全球化新一代从业者明显有别于之前的出海人。他们有较强的荣誉或自我实现驱动力，以技术驱动或品牌驱动，积极打造全球化组织文化、推进本地化，并对“ESG”理念十分推崇。所以，如果说老出海人是以“卖货”为主，新一代则越来越多抱着去创立世界级品牌的使命愿景。
我在Stern商学院班上有10多个印度同学，我的直观感受是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对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事业成功也非常有动力；但他们普遍不愿意回到印度，而是以从印度走出来为荣。相比而言，中国的全球化新一代，对母国更有连接感和骄傲感，叶落归根是普遍选择。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欠缺母国支撑的印度全球化新一代更能融入世界，落叶生根也更常见。
问：中国企业出海时最难跨过的“梗”是什么？您认为未来其它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还有哪些？
黄渊普：不同阶段，中国企业出海时遇到的困难不同，20年前中国刚“入世”不久，廉价低质的商品畅销世界，当时属于浅度出海阶段，基本上不需要本地化。20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度出海阶段，越来越多碰撞到“水面下”的东西和隐形的天花板。如跨文化沟通和管理、地缘政治变化或冲突等。
中国的文化特征是高语境、关系型社会、权力自上而下、集体主义、渴望成功、长期主义、克制压抑等，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很像的国家极少。而且文化是水面下的东西，不是去海外留过学就能达到跨文化理解。接下来，类似TikTok此前在英国和员工冲突的案例会更多发生。
我私下和几个中国大公司的老板聊过，他们在做出海业务时最担心的还是台海局势可能会引发的中美冲突。极端情况下，他们认为出海业务可能会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而一朝归零。因为存有这样的担忧，他们公司出海在选择海外市场和进入方式时会给自己设限较多。对于很多中国私企来说，出海时遇到困难也较难得到中国驻外使馆的帮助，经常陷入两边不讨好的境地。
问：中国企业出海是该选“G7工业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投资？不同的选择对企业在战略设计上有什么差异化的注意事项吗？
黄渊普：这个问题此前EqualOcean做过一些研究，从清廉度、国家脆弱度、政治风险、货币自由度、营商环境等维度对比美国、德国、法国等G7国家和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得出的结论是对绝大多数中国出海企业来说，G7国家的风险更小。数据上来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分布也是发达国家占大头。
当然，也要结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现实情况来考虑。比如，各维度都表现较差的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受西方制裁，加上俄罗斯和中国政治关系很好，在这几年很有利于中国企业做生意，不少中国企业因此赚到了钱。而加拿大各项指标表现很好，但受中加政治关系变冷及前几年“孟晚舟事件”影响，中国不少企业对出海去加拿大明显信心不足。
对于进入G7国家的中国出海企业，要注意在合规层面不要心存侥幸。选择后发国家的中国出海企业，则要在关系层面多方面布局。中国大企业出海时有较为理性的思考，但大多数中小企业出海时感性拍脑袋的情况较多。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一窝蜂进入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后又一窝蜂撤离的案例。在决策时引入更多定量指标，这是中国出海企业可以参考的点。
问：目前，中国企业出海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如何？中国企业出海的前景会是怎样的？
黄渊普：过去几年新出海浪潮兴起，有部分中国企业带着情绪走出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担心就业和税收，对属地企业大量出海有所顾虑。可以说，目前企业出海和地方政府之间，还没有达到一种良性的相互理解。目前，少数地方政府如深圳、上海公开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借船出海”，但多数地方政府的思维还停留在只重视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时代。
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把越来越多的业务和团队放在海外，这是挡不住的趋势。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定位，而是要鼓励中国人“去世界开工厂”。对各地方政府来说，要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变成了中国企业；所以，重视引入外资的同时，服务好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出海也同等重要。只有先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使企业“走出去”后再“走回来”。
这一波新出海浪潮，正在使中国的经济辐射能力大幅提升，也将推动中国与海外相关国家的关系从政府间到商业界再到民间层面的改善。如果参考美国和日本的实践，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会达到三五成。未来十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200万亿元，届时也将在海外有一个大几十万亿元的经济体量。
（注：黄渊普，毕业于外交学院、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MBA，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媒八期。）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103672
黄渊普是“EqualOcean”创始合伙人，“黄渊普频道”主理人。2014年2月创办科创产业信息平台和智库忆欧，获多轮VC融资。2018年11月，创立“EqualOcean”，2019年5月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2020年11月当选为APEC中国数字经济委员会专家咨询工作组委员，2021年11月入选胡润全美创新杰出人物。2023年4月，黄渊普发起了“出海全球化百人会”；2024年6月，所著《新出海浪潮》一书成功上市。
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作为从事出海的一线专家，您认为新出海浪潮与之前"下南洋"的区别在哪里？
黄渊普：业内普遍认为“下南洋”是从明朝开始、以福建、广东两省民众为主、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被迫以东南亚各国为目的地的一次人口大迁移。翻看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下南洋”伴随着很多心酸和悲惨故事。而近年兴起的新出海浪潮，几乎覆盖了全国各省份、各行各业，是在中国具备供应链优势、数字化能力、工程师红利基础上的企业主动全球化、以高素质的新出海人为主，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也去到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
福建、广东两省在古代属于偏远的“沿海过渡带”，民众普遍是因为战乱、以同宗或同族成批迁入、又距离王朝都城较远，形成了基于宗族基础的社会关系。“下南洋”后，基于这样的关系网络华人经过几代拼搏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距离政治权力较远、没有在政治上取得与之对应的地位。
对比中国古代历史，新出海浪潮和唐宋时期的积极拥抱世界更像；对比世界历史，又和“二战”后美国推动全球化相似，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种体现。唐宋时期中国对外输出瓷器、丝绸等好物，新出海时期中国也将越来越多输出技术驱动和品牌驱动的好东西，实现从“Made in China”到“Brands from China”，从单纯向海外卖商品到越来越多提供标准的升级。
问：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抬升，您认为现在是否可以定论“中式全球化”正在来临？如果是，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黄渊普：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英式全球化”的式微是从1913年开始加速的，但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标志着“美式全球化”真正开启。从1913年到1945年，持续了长达42年的过渡期。当前我们谈未来全球经贸关系时有两个预期：一是“新全球化”，中国作为部分规则制度的制定者；二是“中式全球化”，中国是未来各项规则制度的主导者。
参考从“英式全球化”到“美式全球化”的历程，如果我们以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的2013年起算，站在2024年的当下，无论是“新全球化”还是“中式全球化”的形成都还有较远的距离。
新一轮的“逆全球化”或海外一些国家的“去中国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否会实现“中式全球化”，中国肯定会在未来的全球经贸规则与制度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式全球化”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受益者，但这并非说构建“美式全球化”的一系列规则制度没有缺陷；作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中国，去推动改变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制度理所当然。
无论是“新全球化”还是“中式全球化”，应该要有更健康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发展能惠及到更多人。最终要形成更公平的全球生产关系，从而促进世界生产力解放。参考“美式全球化”，跟随美国的很多国家先富了起来；“中式全球化”下，也会有很多国家地区受益于中国产业链转移或扶持而富起来。
问：中国正在成长的全球化新一代，您观察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同作为发展中大国，这些群体与印度的全球化新一代差异在哪里？
黄渊普：我毕业于外交学院和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加上创立的公司“EqualOcean”是服务中国企业出海的智库，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从年龄来说，全球化新一代普遍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家庭和教育背景较好，相当比例有海外留学经历；对欧美国家比较了解的同时，他们是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而成长起来，所以普遍对中国和对自己充满自信。
具体到出海方向，全球化新一代从业者明显有别于之前的出海人。他们有较强的荣誉或自我实现驱动力，以技术驱动或品牌驱动，积极打造全球化组织文化、推进本地化，并对“ESG”理念十分推崇。所以，如果说老出海人是以“卖货”为主，新一代则越来越多抱着去创立世界级品牌的使命愿景。
我在Stern商学院班上有10多个印度同学，我的直观感受是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对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事业成功也非常有动力；但他们普遍不愿意回到印度，而是以从印度走出来为荣。相比而言，中国的全球化新一代，对母国更有连接感和骄傲感，叶落归根是普遍选择。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欠缺母国支撑的印度全球化新一代更能融入世界，落叶生根也更常见。
问：中国企业出海时最难跨过的“梗”是什么？您认为未来其它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还有哪些？
黄渊普：不同阶段，中国企业出海时遇到的困难不同，20年前中国刚“入世”不久，廉价低质的商品畅销世界，当时属于浅度出海阶段，基本上不需要本地化。20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度出海阶段，越来越多碰撞到“水面下”的东西和隐形的天花板。如跨文化沟通和管理、地缘政治变化或冲突等。
中国的文化特征是高语境、关系型社会、权力自上而下、集体主义、渴望成功、长期主义、克制压抑等，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很像的国家极少。而且文化是水面下的东西，不是去海外留过学就能达到跨文化理解。接下来，类似TikTok此前在英国和员工冲突的案例会更多发生。
我私下和几个中国大公司的老板聊过，他们在做出海业务时最担心的还是台海局势可能会引发的中美冲突。极端情况下，他们认为出海业务可能会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而一朝归零。因为存有这样的担忧，他们公司出海在选择海外市场和进入方式时会给自己设限较多。对于很多中国私企来说，出海时遇到困难也较难得到中国驻外使馆的帮助，经常陷入两边不讨好的境地。
问：中国企业出海是该选“G7工业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投资？不同的选择对企业在战略设计上有什么差异化的注意事项吗？
黄渊普：这个问题此前EqualOcean做过一些研究，从清廉度、国家脆弱度、政治风险、货币自由度、营商环境等维度对比美国、德国、法国等G7国家和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得出的结论是对绝大多数中国出海企业来说，G7国家的风险更小。数据上来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分布也是发达国家占大头。
当然，也要结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现实情况来考虑。比如，各维度都表现较差的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受西方制裁，加上俄罗斯和中国政治关系很好，在这几年很有利于中国企业做生意，不少中国企业因此赚到了钱。而加拿大各项指标表现很好，但受中加政治关系变冷及前几年“孟晚舟事件”影响，中国不少企业对出海去加拿大明显信心不足。
对于进入G7国家的中国出海企业，要注意在合规层面不要心存侥幸。选择后发国家的中国出海企业，则要在关系层面多方面布局。中国大企业出海时有较为理性的思考，但大多数中小企业出海时感性拍脑袋的情况较多。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一窝蜂进入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后又一窝蜂撤离的案例。在决策时引入更多定量指标，这是中国出海企业可以参考的点。
问：目前，中国企业出海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如何？中国企业出海的前景会是怎样的？
黄渊普：过去几年新出海浪潮兴起，有部分中国企业带着情绪走出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担心就业和税收，对属地企业大量出海有所顾虑。可以说，目前企业出海和地方政府之间，还没有达到一种良性的相互理解。目前，少数地方政府如深圳、上海公开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借船出海”，但多数地方政府的思维还停留在只重视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时代。
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把越来越多的业务和团队放在海外，这是挡不住的趋势。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定位，而是要鼓励中国人“去世界开工厂”。对各地方政府来说，要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变成了中国企业；所以，重视引入外资的同时，服务好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出海也同等重要。只有先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使企业“走出去”后再“走回来”。
这一波新出海浪潮，正在使中国的经济辐射能力大幅提升，也将推动中国与海外相关国家的关系从政府间到商业界再到民间层面的改善。如果参考美国和日本的实践，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会达到三五成。未来十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200万亿元，届时也将在海外有一个大几十万亿元的经济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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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0 08:42
商业与经济
黄渊普：中企出海潮中，“中式全球化”是否来临？
黄渊普：中企出海潮中，“中式全球化”是否来临？
EqualOcean创始合伙人黄渊普受访表示，中国会在未来全球经贸规则与制度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全球化新一代从业者明显有别于之前的出海人。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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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作为从事出海的一线专家，您认为新出海浪潮与之前"下南洋"的区别在哪里？
黄渊普：业内普遍认为“下南洋”是从明朝开始、以福建、广东两省民众为主、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被迫以东南亚各国为目的地的一次人口大迁移。翻看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下南洋”伴随着很多心酸和悲惨故事。而近年兴起的新出海浪潮，几乎覆盖了全国各省份、各行各业，是在中国具备供应链优势、数字化能力、工程师红利基础上的企业主动全球化、以高素质的新出海人为主，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也去到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
福建、广东两省在古代属于偏远的“沿海过渡带”，民众普遍是因为战乱、以同宗或同族成批迁入、又距离王朝都城较远，形成了基于宗族基础的社会关系。“下南洋”后，基于这样的关系网络华人经过几代拼搏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距离政治权力较远、没有在政治上取得与之对应的地位。
对比中国古代历史，新出海浪潮和唐宋时期的积极拥抱世界更像；对比世界历史，又和“二战”后美国推动全球化相似，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种体现。唐宋时期中国对外输出瓷器、丝绸等好物，新出海时期中国也将越来越多输出技术驱动和品牌驱动的好东西，实现从“Made in China”到“Brands from China”，从单纯向海外卖商品到越来越多提供标准的升级。
问：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抬升，您认为现在是否可以定论“中式全球化”正在来临？如果是，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黄渊普：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英式全球化”的式微是从1913年开始加速的，但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标志着“美式全球化”真正开启。从1913年到1945年，持续了长达42年的过渡期。当前我们谈未来全球经贸关系时有两个预期：一是“新全球化”，中国作为部分规则制度的制定者；二是“中式全球化”，中国是未来各项规则制度的主导者。
参考从“英式全球化”到“美式全球化”的历程，如果我们以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的2013年起算，站在2024年的当下，无论是“新全球化”还是“中式全球化”的形成都还有较远的距离。
新一轮的“逆全球化”或海外一些国家的“去中国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否会实现“中式全球化”，中国肯定会在未来的全球经贸规则与制度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式全球化”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受益者，但这并非说构建“美式全球化”的一系列规则制度没有缺陷；作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中国，去推动改变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制度理所当然。
无论是“新全球化”还是“中式全球化”，应该要有更健康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发展能惠及到更多人。最终要形成更公平的全球生产关系，从而促进世界生产力解放。参考“美式全球化”，跟随美国的很多国家先富了起来；“中式全球化”下，也会有很多国家地区受益于中国产业链转移或扶持而富起来。
问：中国正在成长的全球化新一代，您观察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同作为发展中大国，这些群体与印度的全球化新一代差异在哪里？
黄渊普：我毕业于外交学院和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加上创立的公司“EqualOcean”是服务中国企业出海的智库，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从年龄来说，全球化新一代普遍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家庭和教育背景较好，相当比例有海外留学经历；对欧美国家比较了解的同时，他们是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而成长起来，所以普遍对中国和对自己充满自信。
具体到出海方向，全球化新一代从业者明显有别于之前的出海人。他们有较强的荣誉或自我实现驱动力，以技术驱动或品牌驱动，积极打造全球化组织文化、推进本地化，并对“ESG”理念十分推崇。所以，如果说老出海人是以“卖货”为主，新一代则越来越多抱着去创立世界级品牌的使命愿景。
我在Stern商学院班上有10多个印度同学，我的直观感受是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对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事业成功也非常有动力；但他们普遍不愿意回到印度，而是以从印度走出来为荣。相比而言，中国的全球化新一代，对母国更有连接感和骄傲感，叶落归根是普遍选择。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欠缺母国支撑的印度全球化新一代更能融入世界，落叶生根也更常见。
问：中国企业出海时最难跨过的“梗”是什么？您认为未来其它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还有哪些？
黄渊普：不同阶段，中国企业出海时遇到的困难不同，20年前中国刚“入世”不久，廉价低质的商品畅销世界，当时属于浅度出海阶段，基本上不需要本地化。20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度出海阶段，越来越多碰撞到“水面下”的东西和隐形的天花板。如跨文化沟通和管理、地缘政治变化或冲突等。
中国的文化特征是高语境、关系型社会、权力自上而下、集体主义、渴望成功、长期主义、克制压抑等，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很像的国家极少。而且文化是水面下的东西，不是去海外留过学就能达到跨文化理解。接下来，类似TikTok此前在英国和员工冲突的案例会更多发生。
我私下和几个中国大公司的老板聊过，他们在做出海业务时最担心的还是台海局势可能会引发的中美冲突。极端情况下，他们认为出海业务可能会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而一朝归零。因为存有这样的担忧，他们公司出海在选择海外市场和进入方式时会给自己设限较多。对于很多中国私企来说，出海时遇到困难也较难得到中国驻外使馆的帮助，经常陷入两边不讨好的境地。
问：中国企业出海是该选“G7工业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投资？不同的选择对企业在战略设计上有什么差异化的注意事项吗？
黄渊普：这个问题此前EqualOcean做过一些研究，从清廉度、国家脆弱度、政治风险、货币自由度、营商环境等维度对比美国、德国、法国等G7国家和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得出的结论是对绝大多数中国出海企业来说，G7国家的风险更小。数据上来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分布也是发达国家占大头。
当然，也要结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现实情况来考虑。比如，各维度都表现较差的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受西方制裁，加上俄罗斯和中国政治关系很好，在这几年很有利于中国企业做生意，不少中国企业因此赚到了钱。而加拿大各项指标表现很好，但受中加政治关系变冷及前几年“孟晚舟事件”影响，中国不少企业对出海去加拿大明显信心不足。
对于进入G7国家的中国出海企业，要注意在合规层面不要心存侥幸。选择后发国家的中国出海企业，则要在关系层面多方面布局。中国大企业出海时有较为理性的思考，但大多数中小企业出海时感性拍脑袋的情况较多。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一窝蜂进入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后又一窝蜂撤离的案例。在决策时引入更多定量指标，这是中国出海企业可以参考的点。
问：目前，中国企业出海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如何？中国企业出海的前景会是怎样的？
黄渊普：过去几年新出海浪潮兴起，有部分中国企业带着情绪走出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担心就业和税收，对属地企业大量出海有所顾虑。可以说，目前企业出海和地方政府之间，还没有达到一种良性的相互理解。目前，少数地方政府如深圳、上海公开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借船出海”，但多数地方政府的思维还停留在只重视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时代。
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把越来越多的业务和团队放在海外，这是挡不住的趋势。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定位，而是要鼓励中国人“去世界开工厂”。对各地方政府来说，要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变成了中国企业；所以，重视引入外资的同时，服务好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出海也同等重要。只有先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使企业“走出去”后再“走回来”。
这一波新出海浪潮，正在使中国的经济辐射能力大幅提升，也将推动中国与海外相关国家的关系从政府间到商业界再到民间层面的改善。如果参考美国和日本的实践，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会达到三五成。未来十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200万亿元，届时也将在海外有一个大几十万亿元的经济体量。
（注：黄渊普，毕业于外交学院、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MBA，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媒八期。）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103672
黄渊普是“EqualOcean”创始合伙人，“黄渊普频道”主理人。2014年2月创办科创产业信息平台和智库忆欧，获多轮VC融资。2018年11月，创立“EqualOcean”，2019年5月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2020年11月当选为APEC中国数字经济委员会专家咨询工作组委员，2021年11月入选胡润全美创新杰出人物。2023年4月，黄渊普发起了“出海全球化百人会”；2024年6月，所著《新出海浪潮》一书成功上市。
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作为从事出海的一线专家，您认为新出海浪潮与之前"下南洋"的区别在哪里？
黄渊普：业内普遍认为“下南洋”是从明朝开始、以福建、广东两省民众为主、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被迫以东南亚各国为目的地的一次人口大迁移。翻看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下南洋”伴随着很多心酸和悲惨故事。而近年兴起的新出海浪潮，几乎覆盖了全国各省份、各行各业，是在中国具备供应链优势、数字化能力、工程师红利基础上的企业主动全球化、以高素质的新出海人为主，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也去到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
福建、广东两省在古代属于偏远的“沿海过渡带”，民众普遍是因为战乱、以同宗或同族成批迁入、又距离王朝都城较远，形成了基于宗族基础的社会关系。“下南洋”后，基于这样的关系网络华人经过几代拼搏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距离政治权力较远、没有在政治上取得与之对应的地位。
对比中国古代历史，新出海浪潮和唐宋时期的积极拥抱世界更像；对比世界历史，又和“二战”后美国推动全球化相似，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种体现。唐宋时期中国对外输出瓷器、丝绸等好物，新出海时期中国也将越来越多输出技术驱动和品牌驱动的好东西，实现从“Made in China”到“Brands from China”，从单纯向海外卖商品到越来越多提供标准的升级。
问：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抬升，您认为现在是否可以定论“中式全球化”正在来临？如果是，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黄渊普：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英式全球化”的式微是从1913年开始加速的，但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标志着“美式全球化”真正开启。从1913年到1945年，持续了长达42年的过渡期。当前我们谈未来全球经贸关系时有两个预期：一是“新全球化”，中国作为部分规则制度的制定者；二是“中式全球化”，中国是未来各项规则制度的主导者。
参考从“英式全球化”到“美式全球化”的历程，如果我们以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的2013年起算，站在2024年的当下，无论是“新全球化”还是“中式全球化”的形成都还有较远的距离。
新一轮的“逆全球化”或海外一些国家的“去中国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否会实现“中式全球化”，中国肯定会在未来的全球经贸规则与制度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式全球化”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受益者，但这并非说构建“美式全球化”的一系列规则制度没有缺陷；作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中国，去推动改变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制度理所当然。
无论是“新全球化”还是“中式全球化”，应该要有更健康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发展能惠及到更多人。最终要形成更公平的全球生产关系，从而促进世界生产力解放。参考“美式全球化”，跟随美国的很多国家先富了起来；“中式全球化”下，也会有很多国家地区受益于中国产业链转移或扶持而富起来。
问：中国正在成长的全球化新一代，您观察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同作为发展中大国，这些群体与印度的全球化新一代差异在哪里？
黄渊普：我毕业于外交学院和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加上创立的公司“EqualOcean”是服务中国企业出海的智库，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从年龄来说，全球化新一代普遍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家庭和教育背景较好，相当比例有海外留学经历；对欧美国家比较了解的同时，他们是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而成长起来，所以普遍对中国和对自己充满自信。
具体到出海方向，全球化新一代从业者明显有别于之前的出海人。他们有较强的荣誉或自我实现驱动力，以技术驱动或品牌驱动，积极打造全球化组织文化、推进本地化，并对“ESG”理念十分推崇。所以，如果说老出海人是以“卖货”为主，新一代则越来越多抱着去创立世界级品牌的使命愿景。
我在Stern商学院班上有10多个印度同学，我的直观感受是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对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事业成功也非常有动力；但他们普遍不愿意回到印度，而是以从印度走出来为荣。相比而言，中国的全球化新一代，对母国更有连接感和骄傲感，叶落归根是普遍选择。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欠缺母国支撑的印度全球化新一代更能融入世界，落叶生根也更常见。
问：中国企业出海时最难跨过的“梗”是什么？您认为未来其它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还有哪些？
黄渊普：不同阶段，中国企业出海时遇到的困难不同，20年前中国刚“入世”不久，廉价低质的商品畅销世界，当时属于浅度出海阶段，基本上不需要本地化。20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度出海阶段，越来越多碰撞到“水面下”的东西和隐形的天花板。如跨文化沟通和管理、地缘政治变化或冲突等。
中国的文化特征是高语境、关系型社会、权力自上而下、集体主义、渴望成功、长期主义、克制压抑等，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很像的国家极少。而且文化是水面下的东西，不是去海外留过学就能达到跨文化理解。接下来，类似TikTok此前在英国和员工冲突的案例会更多发生。
我私下和几个中国大公司的老板聊过，他们在做出海业务时最担心的还是台海局势可能会引发的中美冲突。极端情况下，他们认为出海业务可能会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而一朝归零。因为存有这样的担忧，他们公司出海在选择海外市场和进入方式时会给自己设限较多。对于很多中国私企来说，出海时遇到困难也较难得到中国驻外使馆的帮助，经常陷入两边不讨好的境地。
问：中国企业出海是该选“G7工业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投资？不同的选择对企业在战略设计上有什么差异化的注意事项吗？
黄渊普：这个问题此前EqualOcean做过一些研究，从清廉度、国家脆弱度、政治风险、货币自由度、营商环境等维度对比美国、德国、法国等G7国家和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得出的结论是对绝大多数中国出海企业来说，G7国家的风险更小。数据上来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分布也是发达国家占大头。
当然，也要结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现实情况来考虑。比如，各维度都表现较差的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受西方制裁，加上俄罗斯和中国政治关系很好，在这几年很有利于中国企业做生意，不少中国企业因此赚到了钱。而加拿大各项指标表现很好，但受中加政治关系变冷及前几年“孟晚舟事件”影响，中国不少企业对出海去加拿大明显信心不足。
对于进入G7国家的中国出海企业，要注意在合规层面不要心存侥幸。选择后发国家的中国出海企业，则要在关系层面多方面布局。中国大企业出海时有较为理性的思考，但大多数中小企业出海时感性拍脑袋的情况较多。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一窝蜂进入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后又一窝蜂撤离的案例。在决策时引入更多定量指标，这是中国出海企业可以参考的点。
问：目前，中国企业出海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如何？中国企业出海的前景会是怎样的？
黄渊普：过去几年新出海浪潮兴起，有部分中国企业带着情绪走出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担心就业和税收，对属地企业大量出海有所顾虑。可以说，目前企业出海和地方政府之间，还没有达到一种良性的相互理解。目前，少数地方政府如深圳、上海公开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借船出海”，但多数地方政府的思维还停留在只重视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时代。
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把越来越多的业务和团队放在海外，这是挡不住的趋势。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定位，而是要鼓励中国人“去世界开工厂”。对各地方政府来说，要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变成了中国企业；所以，重视引入外资的同时，服务好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出海也同等重要。只有先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使企业“走出去”后再“走回来”。
这一波新出海浪潮，正在使中国的经济辐射能力大幅提升，也将推动中国与海外相关国家的关系从政府间到商业界再到民间层面的改善。如果参考美国和日本的实践，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会达到三五成。未来十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200万亿元，届时也将在海外有一个大几十万亿元的经济体量。
（注：黄渊普，毕业于外交学院、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MBA，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媒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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