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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8 06:46
商业与经济

用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兵法攻克“保交楼”

河邑忠昭:我经常被问及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话题,当时泡沫演变成了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症结显现为“保交楼”,瞄准根源精准出击是良策。
房地产展望2025:坐待天明,底部在望
河邑忠昭

■近来,我经常被问及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及之后日本的经济政策相关的话题。本人于1995年进入日本当时的大藏省(兼有中国的财政部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管局职能的部门)。日本的房价于1991年达到顶峰,在那之后就开始持续下跌,1995年时人们意识到“房价可能不会回到之前的水平了”,这种想法开始扩散,体量较小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开始陆续破产。

我被上司委派的第一个工作是研究“昭和金融恐慌”。“昭和金融恐慌”是1927年在日本发生的金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争特需造成了产能过剩。在战后需求急速收缩的情况下,又受到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这一巨大的外生冲击,就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金融机构还在努力处理坏账的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一家小微银行的经营破产为导火索,引发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

“为什么还要研究7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呢?”当时大学刚毕业的我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翻阅了沉睡在文献室里的“昭和金融恐慌”的记录。看了不久我大惊失色,因为我发现了当时的帝国议会的讨论,包括报纸的论调与1995年的情况惊人的相似。要想规避金融危机,就需要及时投入大量政府资金。但是,用国民的税金去拯救造成危机的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困难的选择。徘徊在这个二律背反的讨论中,政府错过了介入的最佳时期。

其实1995年的日本政府并不比70年前更贤明,也在重复类似的讨论中耽误了很长时间。到1997年大银行都开始破产后,日本政府才决定动用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给银行系统。无论在哪个时代,采取科学上正确但政治上敏感的政策是很困难的选择。

此后,在将近三十年的作为经济官员的生涯中,我多次目睹了经济危机,其中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雷曼事件、2009年的欧元危机等等。也许是技术官僚的职业病吧,每当看到其他国家的危机时,我就习惯性地问自己“如果是你的话该如何应对”,并在脑子里进行兵棋推演。

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九十年代的日本“非常相似”,也有人认为“完全不像”。在我看来,准确的答案是“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中国与日本的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也完全不一样。若要指出一个“完全不像”之处的话,那就是“保交楼”问题。日本没有所谓的“预约销售(期房)”的商业习惯,基本是要在住房贷款放款、交纳房款的同时来交房。在中国,可以说房地产公司的信用风险由购房者承担,而日本是由向该公司融资的金融机构来承担。因此,在日本,房价的崩溃比在中国更容易引爆金融危机。

虽然中国与日本的情况不同,但是应对危机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一致的。孙子曰 “兵之情主速”。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强调“把握敌军的重心并把它凝聚。以集中兵力打击敌军的重心”。当面对经济危机时,政府的财政资金就是有力的兵器。中国也许需要集中兵力攻克问题的重心即“保交楼”问题。

投入财政资金时,必须要明确的是,并非要救那些造成问题的房地产公司,而是要拯救那些购买了“保交楼”房子的无辜百姓。例如,各省分别成立“保交楼取得机构”,并以市场价格从房地产公司购买“保交楼”。然后,在地方政府的监管下,该机构负责完成“保交楼”的建设,并交付给购房者。该机构的融资,可由地方政府担保,也可考虑像日本过去实行的“交付国债”那样,由中央政府给予该机构一定的资金支持。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演变成了金融危机。日本政府为了解决金融危机使用了国民的税金。中国的房地产症结显现为 “保交楼”。我认为,瞄准问题的根源,精准出击乃是良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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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邑忠昭:我经常被问及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话题,当时泡沫演变成了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症结显现为“保交楼”,瞄准根源精准出击是良策。
河邑忠昭

■近来,我经常被问及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及之后日本的经济政策相关的话题。本人于1995年进入日本当时的大藏省(兼有中国的财政部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管局职能的部门)。日本的房价于1991年达到顶峰,在那之后就开始持续下跌,1995年时人们意识到“房价可能不会回到之前的水平了”,这种想法开始扩散,体量较小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开始陆续破产。

我被上司委派的第一个工作是研究“昭和金融恐慌”。“昭和金融恐慌”是1927年在日本发生的金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争特需造成了产能过剩。在战后需求急速收缩的情况下,又受到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这一巨大的外生冲击,就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金融机构还在努力处理坏账的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一家小微银行的经营破产为导火索,引发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

“为什么还要研究7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呢?”当时大学刚毕业的我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翻阅了沉睡在文献室里的“昭和金融恐慌”的记录。看了不久我大惊失色,因为我发现了当时的帝国议会的讨论,包括报纸的论调与1995年的情况惊人的相似。要想规避金融危机,就需要及时投入大量政府资金。但是,用国民的税金去拯救造成危机的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困难的选择。徘徊在这个二律背反的讨论中,政府错过了介入的最佳时期。

其实1995年的日本政府并不比70年前更贤明,也在重复类似的讨论中耽误了很长时间。到1997年大银行都开始破产后,日本政府才决定动用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给银行系统。无论在哪个时代,采取科学上正确但政治上敏感的政策是很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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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与日本的情况不同,但是应对危机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一致的。孙子曰 “兵之情主速”。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强调“把握敌军的重心并把它凝聚。以集中兵力打击敌军的重心”。当面对经济危机时,政府的财政资金就是有力的兵器。中国也许需要集中兵力攻克问题的重心即“保交楼”问题。

投入财政资金时,必须要明确的是,并非要救那些造成问题的房地产公司,而是要拯救那些购买了“保交楼”房子的无辜百姓。例如,各省分别成立“保交楼取得机构”,并以市场价格从房地产公司购买“保交楼”。然后,在地方政府的监管下,该机构负责完成“保交楼”的建设,并交付给购房者。该机构的融资,可由地方政府担保,也可考虑像日本过去实行的“交付国债”那样,由中央政府给予该机构一定的资金支持。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演变成了金融危机。日本政府为了解决金融危机使用了国民的税金。中国的房地产症结显现为 “保交楼”。我认为,瞄准问题的根源,精准出击乃是良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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