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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2 15:33
时政

西方是时候靠边站了

20世纪40年代,我们建立过一系列准则,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永远由欧洲人领导,世界银行应该永远由美国人领导。这些准则也许在他们主导世界的时候有点道理,但是今天,西方经济在世界上的份额大大下降。
“金砖”国家红火扩员,西方为啥慌了?
马凯硕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马凯硕: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撰写过一本叫《大融合》的书,我结合了自己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十年的亲身经历,聊了聊全球治理问题,这是我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全球治理的现状如何?我认为,世界深陷困局,一方面,世界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在急剧上升,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供给却在减少。这就像是一个悖论,在经济市场中,按照供求关系,当需求上升时,供给应该增加,但在全球治理领域,供给与需求成反比。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为什么全球治理的需求会上升?最简单的原因是,世界在不断地缩小,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缩小且相互依存的世界,过去一两百年间的全球化进程将世界各国聚拢在一起,通过贸易和经济的联系让世界缩小。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与此同时,科技也在缩小我们的世界,今天不论地球上任何角落发生任何事,我们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消息,不管是日本发生地震还是巴以冲突,我们都能立马知晓,时空距离已经消失了。

同时,这个小小的世界,正在向全人类提出了许多共同的挑战。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新冠疫情期间,病毒会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扩散到地球上的另一个角落;我们也能看到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气候变化会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随着世界越来越小,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

在我的著作《大融合》中,我提出过一个简单的“船只理论”。过去,地球上有80亿人,生活在193个不同的国家,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193艘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感染了新冠,其他船是不会感染的,因为船与船是分开的。但事实上,新冠瞬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就说明,地球上的八十亿人,不再生活在193艘不同的船上了,而是就像我书里说的那样,他们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的193个不同的船舱中。当所有人在同一条船上,不需要为每个船舱专门安排一个船长或者船组,但需要船长和船组保障整条船的安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全球治理的供给在减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全球治理机构,无论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甚至是世界贸易组织,或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些组织都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西方在二战结束后沾沾自喜时,自以为送给非西方国家的“礼物”;顺便说一句,中国也在二战期间一同抗击轴心国的侵略。

西方国家在二战胜利后获得了巨大的信心,建立起很多全球性机构,这在当时确实是件好事。但在2023年,世界却已是另一番景象了。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时代即将结束。而当他们感到不安的时候,就无法提供领导力来建设全球治理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再像以前一样提供全球治理的领导力了。

全球治理的供给减少的第二个原因是,以西方甚至是世界头号大国自居的美国曾经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但是现在正忙着把中国拉入地缘政治竞争。因此,现在的局面很复杂。

我写过一本书叫《中国赢了吗?》,这本书已经在中国出版,在书中我解释了美国很不明智地要把中国拉入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构性原因: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它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如果这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的话,那么显然,只要它忙于这场地缘政治竞争,它就没有精力提供全球治理的领导力,不能再让世界各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通过这场地缘政治竞争分裂世界。这是全球治理供给下降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全球南方国家,占据了全球人口的88%,正忙于应对自己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当遇到全球治理难题的时候,即使全球南方国家也没有立马能够代替西方曾经领导力的能力。

归根到底,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已经失败,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并承认全球治理已经无药可救?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有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办法。我们能做的有很多,比如说,我认为是时候让西方停止霸占全球治理机构了。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40年代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遥远了,但在当时,我们建立过一系列准则,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永远由欧洲人领导,世界银行应该永远由美国人领导。这些准则也许在他们主导世界的时候有点道理,但是今天,西方经济在世界上的份额大大下降。

西方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让不是美籍的人来管理世界银行,让非欧洲人来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西方国家也必须做这一努力。

与此同时,西方还可以学着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中国创建了许多有利于全球福祉的全球组织,我们知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卓有成效,金砖国家共同创立的新开发银行也收获颇丰。西方另一个明智的选择是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这些新兴机构合作,这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不管对世界还是对西方来说,营造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环境都是有明确的可行方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举办这一场活动,来讨论世界能够做什么。

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之前,我想抛一个问题给我的好朋友张维为教授。我的问题是,21世纪的中国对全球治理有何愿景?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秘密了,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期待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更强大的领导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本次活动如此适时。

我希望张维为教授能与我们分享他是怎么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愿景。最后,我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希望下一次我能在线下参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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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时候靠边站了

20世纪40年代,我们建立过一系列准则,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永远由欧洲人领导,世界银行应该永远由美国人领导。这些准则也许在他们主导世界的时候有点道理,但是今天,西方经济在世界上的份额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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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

■马凯硕: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撰写过一本叫《大融合》的书,我结合了自己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十年的亲身经历,聊了聊全球治理问题,这是我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全球治理的现状如何?我认为,世界深陷困局,一方面,世界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在急剧上升,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供给却在减少。这就像是一个悖论,在经济市场中,按照供求关系,当需求上升时,供给应该增加,但在全球治理领域,供给与需求成反比。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为什么全球治理的需求会上升?最简单的原因是,世界在不断地缩小,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缩小且相互依存的世界,过去一两百年间的全球化进程将世界各国聚拢在一起,通过贸易和经济的联系让世界缩小。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与此同时,科技也在缩小我们的世界,今天不论地球上任何角落发生任何事,我们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消息,不管是日本发生地震还是巴以冲突,我们都能立马知晓,时空距离已经消失了。

同时,这个小小的世界,正在向全人类提出了许多共同的挑战。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新冠疫情期间,病毒会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扩散到地球上的另一个角落;我们也能看到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气候变化会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随着世界越来越小,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

在我的著作《大融合》中,我提出过一个简单的“船只理论”。过去,地球上有80亿人,生活在193个不同的国家,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193艘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感染了新冠,其他船是不会感染的,因为船与船是分开的。但事实上,新冠瞬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就说明,地球上的八十亿人,不再生活在193艘不同的船上了,而是就像我书里说的那样,他们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的193个不同的船舱中。当所有人在同一条船上,不需要为每个船舱专门安排一个船长或者船组,但需要船长和船组保障整条船的安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全球治理的供给在减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全球治理机构,无论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甚至是世界贸易组织,或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些组织都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西方在二战结束后沾沾自喜时,自以为送给非西方国家的“礼物”;顺便说一句,中国也在二战期间一同抗击轴心国的侵略。

西方国家在二战胜利后获得了巨大的信心,建立起很多全球性机构,这在当时确实是件好事。但在2023年,世界却已是另一番景象了。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时代即将结束。而当他们感到不安的时候,就无法提供领导力来建设全球治理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再像以前一样提供全球治理的领导力了。

全球治理的供给减少的第二个原因是,以西方甚至是世界头号大国自居的美国曾经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但是现在正忙着把中国拉入地缘政治竞争。因此,现在的局面很复杂。

我写过一本书叫《中国赢了吗?》,这本书已经在中国出版,在书中我解释了美国很不明智地要把中国拉入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构性原因: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它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如果这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的话,那么显然,只要它忙于这场地缘政治竞争,它就没有精力提供全球治理的领导力,不能再让世界各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通过这场地缘政治竞争分裂世界。这是全球治理供给下降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全球南方国家,占据了全球人口的88%,正忙于应对自己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当遇到全球治理难题的时候,即使全球南方国家也没有立马能够代替西方曾经领导力的能力。

归根到底,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已经失败,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并承认全球治理已经无药可救?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有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办法。我们能做的有很多,比如说,我认为是时候让西方停止霸占全球治理机构了。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40年代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遥远了,但在当时,我们建立过一系列准则,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永远由欧洲人领导,世界银行应该永远由美国人领导。这些准则也许在他们主导世界的时候有点道理,但是今天,西方经济在世界上的份额大大下降。

西方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让不是美籍的人来管理世界银行,让非欧洲人来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西方国家也必须做这一努力。

与此同时,西方还可以学着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中国创建了许多有利于全球福祉的全球组织,我们知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卓有成效,金砖国家共同创立的新开发银行也收获颇丰。西方另一个明智的选择是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这些新兴机构合作,这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不管对世界还是对西方来说,营造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环境都是有明确的可行方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举办这一场活动,来讨论世界能够做什么。

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之前,我想抛一个问题给我的好朋友张维为教授。我的问题是,21世纪的中国对全球治理有何愿景?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秘密了,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期待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更强大的领导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本次活动如此适时。

我希望张维为教授能与我们分享他是怎么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愿景。最后,我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希望下一次我能在线下参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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