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总统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拉美领导人会议，北京正在寻求与该地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发布日期：2025-05-11 14:51
张璐诗
■2021年，东非裔英国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一夜之间成为了在出版和传媒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作品被翻译成了38种文字。我曾在2016年的英国布克奖的新闻发布会上与古尔纳做过简短访谈，印象最深的是他曾提及：当生活在与自我原生态脱节的环境中，如何通过写作去探索和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今年初秋，我与古尔纳约在他位于坎特伯雷近郊的家中见面，再次交谈时发觉他已不再提“对抗他人对自己身份的定势观念”或者曾经困扰他的文化错位感，对于身份的多个层面，他选择泰然处之。不变的是他对所有生活在“别处”的人生保持着深层兴趣，并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探索现实、想像、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平衡。
古尔纳与成长于圭亚那的妻子德尼斯在肯特郡的这幢房子里已住了20年。由他一手打理的后花园里结满了梨子和西红柿，无花果树高大成荫。古尔纳提到在英格兰的生活已有归属感：“因为我很清楚社会的运行规则，我比过去更了解支撑这个国家政府所作所为背后的历史和动机，我知道出台的政策都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对历史和当代状况我都很熟悉的世界当中。”
从小在桑给巴尔海边长大的古尔纳，如今的家离海也不远；“海”是他人生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像。桑给巴尔从19世纪末到196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1968年古尔纳决定离开军事动乱的家乡，沿海路移民到了英格兰。他写的小说《在海边》里面，以讽刺的手法去描写大海：“因为对于英格兰人来说，一想到海边，就是度假和野餐的地方”，比如肯特郡的海滨小镇马盖特，自从建起一座“特纳当代美术馆”以来，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海滨文艺小镇”的形象。古尔纳也写过他心目中的马盖特：“但对我来说，来自海边的经历更多是与作为一个异邦人的疏离、苦难相连。”
事实上，当前英格兰的一个新闻热点就跟肯特郡和“移民危机”有关：大批难民搭橡皮艇横跨英吉利海峡抵达肯特郡海滩，英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将难民遣送到卢旺达的提案，早前该提案已被最高法院以“卢旺达不安全”为由裁定为不合法，可是最近一周政府有意修改法案，以便通过该提案，还希望此举能吓退计划搭船来英的难民。读到这样的新闻，古尔纳觉得很难受。他认为这些人不得已冒着难以想象的生命危险横渡海峡，前提是他们遭受到了生命危险、或是原来的生存条件无法容忍，才会想方设法逃离，到别处去讨生活。他说：“令我难受的不仅是因为这些人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困境，还因为他们试图逃往的国家也在为难他们，使他们的安全抵达变得棘手。”
假如缺乏了移民经历，古尔纳也许不会成为小说家。他说，到了新的国度，自己才“被迫”去对自己的家乡和原生文化做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对未来产生担忧：“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总之对我来说，整个过程充满了种种层次的不适。”
古尔纳还提到了自己来到英格兰以后所遇到的敌意：“并不是说身体上遭受殴打，而是人们在冲你说话和看着你的时候所显示出的敌意；而这种态度会不断提醒你与他人的不一样。在老家时，你从来不会有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从刚开始的害怕犯错、害怕别人笑话自己，到写下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古尔纳开始从回忆中搜索写作素材：“回忆的确是无穷的资源库，即使是今天当我在写作时，许多素材仍然来自自我经验。而‘经验’本身也是一个含义广泛而且复杂的词，并不是单指我自己所经历的，还包括了他人告诉我的他们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有些甚至是在几百年前发生的。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想像力。”
记得在2016年布克小说奖的评选过程中，古尔纳对我说在当年的候选作品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eine Thien）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作品中写了许多我原来不了解的中国断代史”，但古尔纳有时也喜欢精简的小说，内容就关于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对古尔纳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作品应当是有能耐将你完全带入到小说营造的世界中去：“因此不管是抒情、诗意的，还是报告文学，只要能引人入胜，都是佳作。”
去年我到瑞典学院拜访常务秘书长马兹•马尔姆，他提及“见证文学”（Witness Literature）这一概念在诺奖评选中变得重要，并举例说“古尔纳可以算是对逃亡者的见证”；只不过古尔纳“不用自我视角，他写的是小说”。但古尔纳说，自己不算“逃亡者”，后者有一种“别无选择之下的大义凛然”，接着又说：“见证文学”最有力的例子来自缺乏言论自由、受到极大压迫的地方，这个称谓最初来自南美文学中的“testimonio”，尤其是危地马拉 伯内特1966年出版的《逃亡奴隶传》，内容是前奴隶埃斯特万•蒙特霍（Esteban Montejo）的口述历史。其他的“证词文学”也有来自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些人民广受压迫的地方，这些人的证词也就成为了一种抗争手段。
古尔纳不太确定“见证文学”在英国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他说英国需要的是相对低调和微妙的方式，而“见证文学”是更斩钉截铁地公开表明态度，对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指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使我联想到了这几年来英格兰对黑人身份和文化的纠正。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的第四位黑人作家得主，古尔纳接过话头：“关于黑人文化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说很久了，这两年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口吻的变化，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带出了一种迫不及待、‘我们受够了，真是受够了’的语境。但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同，有些作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同样的话题，只不过没有这么高声嚷嚷。”
移民之后，古尔纳隔了17年后才重回家乡。退休之前，他一直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在教书和写作之中，“后殖民主义”都是他的关注点。作为文学评论人，古尔纳也曾为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等后殖民小说家写过多篇深度书评。他说，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文字写小说存在几千年了，新的是用欧洲的语言写。“后殖民写作”总体来说描述的是曾经被欧洲殖民的地区，也有些是回到昔日殖民帝国写当时的历史。后殖民写作的人都不是欧洲人，我们常见的文本都是用欧洲的语言：英语、法语等等这些写成的，因此帝国、语言和后殖民小说之间彼此相连。“实际上这种性质的写作也很早已经发生了——大概是19世纪中期吧。只不过‘后殖民小说’这个名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成为一种称谓”，古尔纳提醒道：“我们对类似的小说还有另一种称呼，比如称之为‘区域写作’：非洲、亚洲小说、加勒比文学等等。归类只是为了能够比照各种文本之间的共同点。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写作视为一个群体去做研究，可能把其形容为一场‘运动’不太准确，但它们是具有集体性质的。”
古尔纳认为，“后殖民写作”这个称谓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出新的含义，今天这个概念广泛用于历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当中，当用于知识分类时是有用的，就像产品分类，这一类别是有殖民地属性，这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欧洲殖民主义发生之前，人们早已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在殖民地消失之后也依然在继续。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所引起的社会转变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平衡两者：殖民主义确实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同时不该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需要通过殖民主义这一滤镜下才能被理解。”
最初开始写小说时，古尔纳写的都是自己感兴趣和平时经常思考的事。但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坦桑尼亚毕竟不像印度，在历史上很早就与不列颠有紧密的关系；古尔纳有时候觉得，英格兰人不太了解坦桑尼亚的事，也不太愿意去了解。于是当他观察到许多人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只停留在片面的信息之上时，他就会想“让我来写一写，纠正一下”，于是这些不太对劲的社会现实也会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这么做，有点通过创作去向读者灌输历史的感觉，不过古尔纳并不承认写作是为了“教育读者”。
我问他：最初那种卡在两种文化之间的错位感还存在吗？古尔纳回答说，自己在这里已经安家，也工作了许多年，现在他在英国生活得很舒服：结婚、生儿育女，如今孙辈也有了：“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家’这一观念。哪里才算是‘家’？家的原意当然指的是你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更深层的意义是你拥有归属感的地方。比如说一个2岁的孩子跟随父母移民到英国，他/她不会说父母的语言，在这里安顿得相当舒服，跟一个18岁时搬过来的人相比，就像我当时那样，内心早已先有了对原乡和原生文化丰富的印象，所有那些细节和记忆都将留在脑海中，你永远都不可能忘掉。这两个例子的区别是，那个2岁的孩子，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她可能会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如果要那个18岁的人做出选择，根本没门。因此对于这个人而言，无论后来在异乡安的家有多好，原来的地方将永远都是家园。我所说的就是我自己的处境：我有两个家，一个住在心里，我每天都牵挂着，另一个是我实际居住的家园，这两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古尔纳并不肯定自己真正克服了两种文化的错位感，但他对原乡和对英格兰同时具有相似的亲切感：“除了在自己心里，我觉得不太可能将两种文化融到一块去。于是两个地方就像白天和黑夜：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昼夜并肩生活。”■
今年初秋，我与古尔纳约在他位于坎特伯雷近郊的家中见面，再次交谈时发觉他已不再提“对抗他人对自己身份的定势观念”或者曾经困扰他的文化错位感，对于身份的多个层面，他选择泰然处之。不变的是他对所有生活在“别处”的人生保持着深层兴趣，并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探索现实、想像、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平衡。
古尔纳与成长于圭亚那的妻子德尼斯在肯特郡的这幢房子里已住了20年。由他一手打理的后花园里结满了梨子和西红柿，无花果树高大成荫。古尔纳提到在英格兰的生活已有归属感：“因为我很清楚社会的运行规则，我比过去更了解支撑这个国家政府所作所为背后的历史和动机，我知道出台的政策都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对历史和当代状况我都很熟悉的世界当中。”
从小在桑给巴尔海边长大的古尔纳，如今的家离海也不远；“海”是他人生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像。桑给巴尔从19世纪末到196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1968年古尔纳决定离开军事动乱的家乡，沿海路移民到了英格兰。他写的小说《在海边》里面，以讽刺的手法去描写大海：“因为对于英格兰人来说，一想到海边，就是度假和野餐的地方”，比如肯特郡的海滨小镇马盖特，自从建起一座“特纳当代美术馆”以来，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海滨文艺小镇”的形象。古尔纳也写过他心目中的马盖特：“但对我来说，来自海边的经历更多是与作为一个异邦人的疏离、苦难相连。”
事实上，当前英格兰的一个新闻热点就跟肯特郡和“移民危机”有关：大批难民搭橡皮艇横跨英吉利海峡抵达肯特郡海滩，英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将难民遣送到卢旺达的提案，早前该提案已被最高法院以“卢旺达不安全”为由裁定为不合法，可是最近一周政府有意修改法案，以便通过该提案，还希望此举能吓退计划搭船来英的难民。读到这样的新闻，古尔纳觉得很难受。他认为这些人不得已冒着难以想象的生命危险横渡海峡，前提是他们遭受到了生命危险、或是原来的生存条件无法容忍，才会想方设法逃离，到别处去讨生活。他说：“令我难受的不仅是因为这些人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困境，还因为他们试图逃往的国家也在为难他们，使他们的安全抵达变得棘手。”
假如缺乏了移民经历，古尔纳也许不会成为小说家。他说，到了新的国度，自己才“被迫”去对自己的家乡和原生文化做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对未来产生担忧：“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总之对我来说，整个过程充满了种种层次的不适。”
古尔纳还提到了自己来到英格兰以后所遇到的敌意：“并不是说身体上遭受殴打，而是人们在冲你说话和看着你的时候所显示出的敌意；而这种态度会不断提醒你与他人的不一样。在老家时，你从来不会有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从刚开始的害怕犯错、害怕别人笑话自己，到写下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古尔纳开始从回忆中搜索写作素材：“回忆的确是无穷的资源库，即使是今天当我在写作时，许多素材仍然来自自我经验。而‘经验’本身也是一个含义广泛而且复杂的词，并不是单指我自己所经历的，还包括了他人告诉我的他们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有些甚至是在几百年前发生的。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想像力。”
记得在2016年布克小说奖的评选过程中，古尔纳对我说在当年的候选作品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eine Thien）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作品中写了许多我原来不了解的中国断代史”，但古尔纳有时也喜欢精简的小说，内容就关于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对古尔纳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作品应当是有能耐将你完全带入到小说营造的世界中去：“因此不管是抒情、诗意的，还是报告文学，只要能引人入胜，都是佳作。”
去年我到瑞典学院拜访常务秘书长马兹•马尔姆，他提及“见证文学”（Witness Literature）这一概念在诺奖评选中变得重要，并举例说“古尔纳可以算是对逃亡者的见证”；只不过古尔纳“不用自我视角，他写的是小说”。但古尔纳说，自己不算“逃亡者”，后者有一种“别无选择之下的大义凛然”，接着又说：“见证文学”最有力的例子来自缺乏言论自由、受到极大压迫的地方，这个称谓最初来自南美文学中的“testimonio”，尤其是危地马拉 伯内特1966年出版的《逃亡奴隶传》，内容是前奴隶埃斯特万•蒙特霍（Esteban Montejo）的口述历史。其他的“证词文学”也有来自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些人民广受压迫的地方，这些人的证词也就成为了一种抗争手段。
古尔纳不太确定“见证文学”在英国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他说英国需要的是相对低调和微妙的方式，而“见证文学”是更斩钉截铁地公开表明态度，对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指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使我联想到了这几年来英格兰对黑人身份和文化的纠正。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的第四位黑人作家得主，古尔纳接过话头：“关于黑人文化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说很久了，这两年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口吻的变化，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带出了一种迫不及待、‘我们受够了，真是受够了’的语境。但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同，有些作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同样的话题，只不过没有这么高声嚷嚷。”
移民之后，古尔纳隔了17年后才重回家乡。退休之前，他一直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在教书和写作之中，“后殖民主义”都是他的关注点。作为文学评论人，古尔纳也曾为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等后殖民小说家写过多篇深度书评。他说，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文字写小说存在几千年了，新的是用欧洲的语言写。“后殖民写作”总体来说描述的是曾经被欧洲殖民的地区，也有些是回到昔日殖民帝国写当时的历史。后殖民写作的人都不是欧洲人，我们常见的文本都是用欧洲的语言：英语、法语等等这些写成的，因此帝国、语言和后殖民小说之间彼此相连。“实际上这种性质的写作也很早已经发生了——大概是19世纪中期吧。只不过‘后殖民小说’这个名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成为一种称谓”，古尔纳提醒道：“我们对类似的小说还有另一种称呼，比如称之为‘区域写作’：非洲、亚洲小说、加勒比文学等等。归类只是为了能够比照各种文本之间的共同点。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写作视为一个群体去做研究，可能把其形容为一场‘运动’不太准确，但它们是具有集体性质的。”
古尔纳认为，“后殖民写作”这个称谓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出新的含义，今天这个概念广泛用于历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当中，当用于知识分类时是有用的，就像产品分类，这一类别是有殖民地属性，这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欧洲殖民主义发生之前，人们早已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在殖民地消失之后也依然在继续。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所引起的社会转变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平衡两者：殖民主义确实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同时不该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需要通过殖民主义这一滤镜下才能被理解。”
最初开始写小说时，古尔纳写的都是自己感兴趣和平时经常思考的事。但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坦桑尼亚毕竟不像印度，在历史上很早就与不列颠有紧密的关系；古尔纳有时候觉得，英格兰人不太了解坦桑尼亚的事，也不太愿意去了解。于是当他观察到许多人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只停留在片面的信息之上时，他就会想“让我来写一写，纠正一下”，于是这些不太对劲的社会现实也会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这么做，有点通过创作去向读者灌输历史的感觉，不过古尔纳并不承认写作是为了“教育读者”。
我问他：最初那种卡在两种文化之间的错位感还存在吗？古尔纳回答说，自己在这里已经安家，也工作了许多年，现在他在英国生活得很舒服：结婚、生儿育女，如今孙辈也有了：“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家’这一观念。哪里才算是‘家’？家的原意当然指的是你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更深层的意义是你拥有归属感的地方。比如说一个2岁的孩子跟随父母移民到英国，他/她不会说父母的语言，在这里安顿得相当舒服，跟一个18岁时搬过来的人相比，就像我当时那样，内心早已先有了对原乡和原生文化丰富的印象，所有那些细节和记忆都将留在脑海中，你永远都不可能忘掉。这两个例子的区别是，那个2岁的孩子，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她可能会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如果要那个18岁的人做出选择，根本没门。因此对于这个人而言，无论后来在异乡安的家有多好，原来的地方将永远都是家园。我所说的就是我自己的处境：我有两个家，一个住在心里，我每天都牵挂着，另一个是我实际居住的家园，这两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古尔纳并不肯定自己真正克服了两种文化的错位感，但他对原乡和对英格兰同时具有相似的亲切感：“除了在自己心里，我觉得不太可能将两种文化融到一块去。于是两个地方就像白天和黑夜：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昼夜并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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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3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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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纳：在“乡愁”与“归属感”中继续写作
古尔纳：在“乡愁”与“归属感”中继续写作
张璐诗：对于东非故乡和正在生活的英格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表示，两个地方如同白天和黑夜：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昼夜并肩生活。
张璐诗
■2021年，东非裔英国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一夜之间成为了在出版和传媒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作品被翻译成了38种文字。我曾在2016年的英国布克奖的新闻发布会上与古尔纳做过简短访谈，印象最深的是他曾提及：当生活在与自我原生态脱节的环境中，如何通过写作去探索和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今年初秋，我与古尔纳约在他位于坎特伯雷近郊的家中见面，再次交谈时发觉他已不再提“对抗他人对自己身份的定势观念”或者曾经困扰他的文化错位感，对于身份的多个层面，他选择泰然处之。不变的是他对所有生活在“别处”的人生保持着深层兴趣，并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探索现实、想像、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平衡。
古尔纳与成长于圭亚那的妻子德尼斯在肯特郡的这幢房子里已住了20年。由他一手打理的后花园里结满了梨子和西红柿，无花果树高大成荫。古尔纳提到在英格兰的生活已有归属感：“因为我很清楚社会的运行规则，我比过去更了解支撑这个国家政府所作所为背后的历史和动机，我知道出台的政策都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对历史和当代状况我都很熟悉的世界当中。”
从小在桑给巴尔海边长大的古尔纳，如今的家离海也不远；“海”是他人生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像。桑给巴尔从19世纪末到196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1968年古尔纳决定离开军事动乱的家乡，沿海路移民到了英格兰。他写的小说《在海边》里面，以讽刺的手法去描写大海：“因为对于英格兰人来说，一想到海边，就是度假和野餐的地方”，比如肯特郡的海滨小镇马盖特，自从建起一座“特纳当代美术馆”以来，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海滨文艺小镇”的形象。古尔纳也写过他心目中的马盖特：“但对我来说，来自海边的经历更多是与作为一个异邦人的疏离、苦难相连。”
事实上，当前英格兰的一个新闻热点就跟肯特郡和“移民危机”有关：大批难民搭橡皮艇横跨英吉利海峡抵达肯特郡海滩，英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将难民遣送到卢旺达的提案，早前该提案已被最高法院以“卢旺达不安全”为由裁定为不合法，可是最近一周政府有意修改法案，以便通过该提案，还希望此举能吓退计划搭船来英的难民。读到这样的新闻，古尔纳觉得很难受。他认为这些人不得已冒着难以想象的生命危险横渡海峡，前提是他们遭受到了生命危险、或是原来的生存条件无法容忍，才会想方设法逃离，到别处去讨生活。他说：“令我难受的不仅是因为这些人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困境，还因为他们试图逃往的国家也在为难他们，使他们的安全抵达变得棘手。”
假如缺乏了移民经历，古尔纳也许不会成为小说家。他说，到了新的国度，自己才“被迫”去对自己的家乡和原生文化做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对未来产生担忧：“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总之对我来说，整个过程充满了种种层次的不适。”
古尔纳还提到了自己来到英格兰以后所遇到的敌意：“并不是说身体上遭受殴打，而是人们在冲你说话和看着你的时候所显示出的敌意；而这种态度会不断提醒你与他人的不一样。在老家时，你从来不会有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从刚开始的害怕犯错、害怕别人笑话自己，到写下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古尔纳开始从回忆中搜索写作素材：“回忆的确是无穷的资源库，即使是今天当我在写作时，许多素材仍然来自自我经验。而‘经验’本身也是一个含义广泛而且复杂的词，并不是单指我自己所经历的，还包括了他人告诉我的他们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有些甚至是在几百年前发生的。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想像力。”
记得在2016年布克小说奖的评选过程中，古尔纳对我说在当年的候选作品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eine Thien）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作品中写了许多我原来不了解的中国断代史”，但古尔纳有时也喜欢精简的小说，内容就关于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对古尔纳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作品应当是有能耐将你完全带入到小说营造的世界中去：“因此不管是抒情、诗意的，还是报告文学，只要能引人入胜，都是佳作。”
去年我到瑞典学院拜访常务秘书长马兹•马尔姆，他提及“见证文学”（Witness Literature）这一概念在诺奖评选中变得重要，并举例说“古尔纳可以算是对逃亡者的见证”；只不过古尔纳“不用自我视角，他写的是小说”。但古尔纳说，自己不算“逃亡者”，后者有一种“别无选择之下的大义凛然”，接着又说：“见证文学”最有力的例子来自缺乏言论自由、受到极大压迫的地方，这个称谓最初来自南美文学中的“testimonio”，尤其是危地马拉 伯内特1966年出版的《逃亡奴隶传》，内容是前奴隶埃斯特万•蒙特霍（Esteban Montejo）的口述历史。其他的“证词文学”也有来自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些人民广受压迫的地方，这些人的证词也就成为了一种抗争手段。
古尔纳不太确定“见证文学”在英国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他说英国需要的是相对低调和微妙的方式，而“见证文学”是更斩钉截铁地公开表明态度，对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指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使我联想到了这几年来英格兰对黑人身份和文化的纠正。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的第四位黑人作家得主，古尔纳接过话头：“关于黑人文化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说很久了，这两年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口吻的变化，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带出了一种迫不及待、‘我们受够了，真是受够了’的语境。但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同，有些作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同样的话题，只不过没有这么高声嚷嚷。”
移民之后，古尔纳隔了17年后才重回家乡。退休之前，他一直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在教书和写作之中，“后殖民主义”都是他的关注点。作为文学评论人，古尔纳也曾为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等后殖民小说家写过多篇深度书评。他说，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文字写小说存在几千年了，新的是用欧洲的语言写。“后殖民写作”总体来说描述的是曾经被欧洲殖民的地区，也有些是回到昔日殖民帝国写当时的历史。后殖民写作的人都不是欧洲人，我们常见的文本都是用欧洲的语言：英语、法语等等这些写成的，因此帝国、语言和后殖民小说之间彼此相连。“实际上这种性质的写作也很早已经发生了——大概是19世纪中期吧。只不过‘后殖民小说’这个名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成为一种称谓”，古尔纳提醒道：“我们对类似的小说还有另一种称呼，比如称之为‘区域写作’：非洲、亚洲小说、加勒比文学等等。归类只是为了能够比照各种文本之间的共同点。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写作视为一个群体去做研究，可能把其形容为一场‘运动’不太准确，但它们是具有集体性质的。”
古尔纳认为，“后殖民写作”这个称谓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出新的含义，今天这个概念广泛用于历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当中，当用于知识分类时是有用的，就像产品分类，这一类别是有殖民地属性，这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欧洲殖民主义发生之前，人们早已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在殖民地消失之后也依然在继续。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所引起的社会转变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平衡两者：殖民主义确实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同时不该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需要通过殖民主义这一滤镜下才能被理解。”
最初开始写小说时，古尔纳写的都是自己感兴趣和平时经常思考的事。但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坦桑尼亚毕竟不像印度，在历史上很早就与不列颠有紧密的关系；古尔纳有时候觉得，英格兰人不太了解坦桑尼亚的事，也不太愿意去了解。于是当他观察到许多人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只停留在片面的信息之上时，他就会想“让我来写一写，纠正一下”，于是这些不太对劲的社会现实也会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这么做，有点通过创作去向读者灌输历史的感觉，不过古尔纳并不承认写作是为了“教育读者”。
我问他：最初那种卡在两种文化之间的错位感还存在吗？古尔纳回答说，自己在这里已经安家，也工作了许多年，现在他在英国生活得很舒服：结婚、生儿育女，如今孙辈也有了：“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家’这一观念。哪里才算是‘家’？家的原意当然指的是你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更深层的意义是你拥有归属感的地方。比如说一个2岁的孩子跟随父母移民到英国，他/她不会说父母的语言，在这里安顿得相当舒服，跟一个18岁时搬过来的人相比，就像我当时那样，内心早已先有了对原乡和原生文化丰富的印象，所有那些细节和记忆都将留在脑海中，你永远都不可能忘掉。这两个例子的区别是，那个2岁的孩子，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她可能会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如果要那个18岁的人做出选择，根本没门。因此对于这个人而言，无论后来在异乡安的家有多好，原来的地方将永远都是家园。我所说的就是我自己的处境：我有两个家，一个住在心里，我每天都牵挂着，另一个是我实际居住的家园，这两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古尔纳并不肯定自己真正克服了两种文化的错位感，但他对原乡和对英格兰同时具有相似的亲切感：“除了在自己心里，我觉得不太可能将两种文化融到一块去。于是两个地方就像白天和黑夜：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昼夜并肩生活。”■
今年初秋，我与古尔纳约在他位于坎特伯雷近郊的家中见面，再次交谈时发觉他已不再提“对抗他人对自己身份的定势观念”或者曾经困扰他的文化错位感，对于身份的多个层面，他选择泰然处之。不变的是他对所有生活在“别处”的人生保持着深层兴趣，并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探索现实、想像、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平衡。
古尔纳与成长于圭亚那的妻子德尼斯在肯特郡的这幢房子里已住了20年。由他一手打理的后花园里结满了梨子和西红柿，无花果树高大成荫。古尔纳提到在英格兰的生活已有归属感：“因为我很清楚社会的运行规则，我比过去更了解支撑这个国家政府所作所为背后的历史和动机，我知道出台的政策都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对历史和当代状况我都很熟悉的世界当中。”
从小在桑给巴尔海边长大的古尔纳，如今的家离海也不远；“海”是他人生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像。桑给巴尔从19世纪末到196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1968年古尔纳决定离开军事动乱的家乡，沿海路移民到了英格兰。他写的小说《在海边》里面，以讽刺的手法去描写大海：“因为对于英格兰人来说，一想到海边，就是度假和野餐的地方”，比如肯特郡的海滨小镇马盖特，自从建起一座“特纳当代美术馆”以来，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海滨文艺小镇”的形象。古尔纳也写过他心目中的马盖特：“但对我来说，来自海边的经历更多是与作为一个异邦人的疏离、苦难相连。”
事实上，当前英格兰的一个新闻热点就跟肯特郡和“移民危机”有关：大批难民搭橡皮艇横跨英吉利海峡抵达肯特郡海滩，英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将难民遣送到卢旺达的提案，早前该提案已被最高法院以“卢旺达不安全”为由裁定为不合法，可是最近一周政府有意修改法案，以便通过该提案，还希望此举能吓退计划搭船来英的难民。读到这样的新闻，古尔纳觉得很难受。他认为这些人不得已冒着难以想象的生命危险横渡海峡，前提是他们遭受到了生命危险、或是原来的生存条件无法容忍，才会想方设法逃离，到别处去讨生活。他说：“令我难受的不仅是因为这些人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困境，还因为他们试图逃往的国家也在为难他们，使他们的安全抵达变得棘手。”
假如缺乏了移民经历，古尔纳也许不会成为小说家。他说，到了新的国度，自己才“被迫”去对自己的家乡和原生文化做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对未来产生担忧：“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总之对我来说，整个过程充满了种种层次的不适。”
古尔纳还提到了自己来到英格兰以后所遇到的敌意：“并不是说身体上遭受殴打，而是人们在冲你说话和看着你的时候所显示出的敌意；而这种态度会不断提醒你与他人的不一样。在老家时，你从来不会有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从刚开始的害怕犯错、害怕别人笑话自己，到写下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古尔纳开始从回忆中搜索写作素材：“回忆的确是无穷的资源库，即使是今天当我在写作时，许多素材仍然来自自我经验。而‘经验’本身也是一个含义广泛而且复杂的词，并不是单指我自己所经历的，还包括了他人告诉我的他们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有些甚至是在几百年前发生的。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想像力。”
记得在2016年布克小说奖的评选过程中，古尔纳对我说在当年的候选作品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eine Thien）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作品中写了许多我原来不了解的中国断代史”，但古尔纳有时也喜欢精简的小说，内容就关于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对古尔纳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作品应当是有能耐将你完全带入到小说营造的世界中去：“因此不管是抒情、诗意的，还是报告文学，只要能引人入胜，都是佳作。”
去年我到瑞典学院拜访常务秘书长马兹•马尔姆，他提及“见证文学”（Witness Literature）这一概念在诺奖评选中变得重要，并举例说“古尔纳可以算是对逃亡者的见证”；只不过古尔纳“不用自我视角，他写的是小说”。但古尔纳说，自己不算“逃亡者”，后者有一种“别无选择之下的大义凛然”，接着又说：“见证文学”最有力的例子来自缺乏言论自由、受到极大压迫的地方，这个称谓最初来自南美文学中的“testimonio”，尤其是危地马拉 伯内特1966年出版的《逃亡奴隶传》，内容是前奴隶埃斯特万•蒙特霍（Esteban Montejo）的口述历史。其他的“证词文学”也有来自墨西哥和阿根廷这些人民广受压迫的地方，这些人的证词也就成为了一种抗争手段。
古尔纳不太确定“见证文学”在英国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他说英国需要的是相对低调和微妙的方式，而“见证文学”是更斩钉截铁地公开表明态度，对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指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使我联想到了这几年来英格兰对黑人身份和文化的纠正。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的第四位黑人作家得主，古尔纳接过话头：“关于黑人文化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说很久了，这两年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口吻的变化，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带出了一种迫不及待、‘我们受够了，真是受够了’的语境。但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同，有些作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同样的话题，只不过没有这么高声嚷嚷。”
移民之后，古尔纳隔了17年后才重回家乡。退休之前，他一直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在教书和写作之中，“后殖民主义”都是他的关注点。作为文学评论人，古尔纳也曾为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等后殖民小说家写过多篇深度书评。他说，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文字写小说存在几千年了，新的是用欧洲的语言写。“后殖民写作”总体来说描述的是曾经被欧洲殖民的地区，也有些是回到昔日殖民帝国写当时的历史。后殖民写作的人都不是欧洲人，我们常见的文本都是用欧洲的语言：英语、法语等等这些写成的，因此帝国、语言和后殖民小说之间彼此相连。“实际上这种性质的写作也很早已经发生了——大概是19世纪中期吧。只不过‘后殖民小说’这个名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成为一种称谓”，古尔纳提醒道：“我们对类似的小说还有另一种称呼，比如称之为‘区域写作’：非洲、亚洲小说、加勒比文学等等。归类只是为了能够比照各种文本之间的共同点。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写作视为一个群体去做研究，可能把其形容为一场‘运动’不太准确，但它们是具有集体性质的。”
古尔纳认为，“后殖民写作”这个称谓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出新的含义，今天这个概念广泛用于历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当中，当用于知识分类时是有用的，就像产品分类，这一类别是有殖民地属性，这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欧洲殖民主义发生之前，人们早已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在殖民地消失之后也依然在继续。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所引起的社会转变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平衡两者：殖民主义确实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同时不该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需要通过殖民主义这一滤镜下才能被理解。”
最初开始写小说时，古尔纳写的都是自己感兴趣和平时经常思考的事。但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坦桑尼亚毕竟不像印度，在历史上很早就与不列颠有紧密的关系；古尔纳有时候觉得，英格兰人不太了解坦桑尼亚的事，也不太愿意去了解。于是当他观察到许多人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只停留在片面的信息之上时，他就会想“让我来写一写，纠正一下”，于是这些不太对劲的社会现实也会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这么做，有点通过创作去向读者灌输历史的感觉，不过古尔纳并不承认写作是为了“教育读者”。
我问他：最初那种卡在两种文化之间的错位感还存在吗？古尔纳回答说，自己在这里已经安家，也工作了许多年，现在他在英国生活得很舒服：结婚、生儿育女，如今孙辈也有了：“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家’这一观念。哪里才算是‘家’？家的原意当然指的是你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更深层的意义是你拥有归属感的地方。比如说一个2岁的孩子跟随父母移民到英国，他/她不会说父母的语言，在这里安顿得相当舒服，跟一个18岁时搬过来的人相比，就像我当时那样，内心早已先有了对原乡和原生文化丰富的印象，所有那些细节和记忆都将留在脑海中，你永远都不可能忘掉。这两个例子的区别是，那个2岁的孩子，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她可能会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如果要那个18岁的人做出选择，根本没门。因此对于这个人而言，无论后来在异乡安的家有多好，原来的地方将永远都是家园。我所说的就是我自己的处境：我有两个家，一个住在心里，我每天都牵挂着，另一个是我实际居住的家园，这两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古尔纳并不肯定自己真正克服了两种文化的错位感，但他对原乡和对英格兰同时具有相似的亲切感：“除了在自己心里，我觉得不太可能将两种文化融到一块去。于是两个地方就像白天和黑夜：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昼夜并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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