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林高龄连任越南加速前行

叶胜舟：苏林决心大干一场，以经济高增长换取越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本人高龄连任的正当性。越南通过辛勤奋斗或有可能实现“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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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至23日，越共召开十四大，560多万名党员选出1586名代表出席。主要议程为：

20日上午开幕式，总书记苏林作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提交十四大的报告，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作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领导和指导工作评议报告；下午，各代表团分组讨论。

21日，全天讨论大会各项文件草案，上、下午各有15名代表发表意见。

22日，中央组织部长黎明兴作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人事工作报告；各代表团分组讨论，进行自荐、推荐、申请退出候选人，并研阅相关人事材料和档案；主席团表决通过十四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名单；大会投票选举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23日上午，举行十四届一中全会；下午闭幕式，通过政治报告、越南40年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推进革新事业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总结报告、2011—2025年执行《党章》情况总结报告、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领导和指导工作评议报告、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关于补充修改《党章》的建议和方向、十四大决议。

人事变局：苏林连任巩固最高权力

2025年9月，越共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列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与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并列，从而将核心决策层（相当于中共政治局常委）由“四驾马车”升级为“五驾马车”。

2021年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18人，除了前总书记阮富仲因病去世，先后7人被撤职，又补选6人。其中10人连任政治局委员，除了苏林、国会主席陈青敏、陈锦秀“三驾马车”之外，另7人为：中央组织部长黎明兴、国会常务副主席杜文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氏明怀、中央军委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公安部长梁三光、河内市委书记阮维玉、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阮仲义。

越共有不成文的规定，65岁以上退出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未连任的6名十三届政治局委员都超过65岁，作为致敬，即将退休的总理范明政主持十四大开幕会，即将退休的国家主席梁强致开幕词。但连任的10人中有2人超过65周岁：一位是苏林严重超龄，已68岁半，“五驾马车”之二的梁强、范明政分别比他小1个月、17个月，都到点退休；另一位是潘文江。

十四届一中全会六项议程之二是180名中央委员全票选举苏林连任总书记；之四是听取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人选方案的报告。外界普遍预测，苏林在4月召开的第十五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将兼任国家主席，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样，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书记三个职务合一，“五驾马车”重回“四驾”，成为胡志明之后权力最大的越共领导人。

笔者分析，潘文江超龄未退，不是安排他接国会主席，更有可能是安抚。军队没有代表按惯例进入核心决策层，只能将最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留任一届，以减轻军队高层的失落甚至不满情绪。

新当选的十四届政治局委员9人：中央宣教与民运部部长郑文决、外交部长黎怀忠、内政部常务副部长黎明智、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陈流光、中央办公厅主任范嘉足、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陈士青、中央政策与战略委员会主任阮青毅、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段明训、农业与环境部长陈德胜。

据越通社消息，十四届180名中央委员、20名候补中央委员中，113名连任、87名首次当选；21名女性（均为中委）、179名男性（含20名候补中委）；最年轻的中央委员46岁，最年轻的候补中央委员38岁。

国防部、公安部是公认的两个强力部，分别有7名、6名副部长当选为十四届中央委员，明显偏多。越共中央总书记助理、少将警衔陈登琼由公安部委派，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苏林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没有刻意偏爱公安部，与军队达成微妙平衡。

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最亮眼的政治新星是两兄弟，即前总理阮晋勇长子阮青毅（政治局委员）、次子阮明哲（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在美国、英国留学。阮青毅未满50周岁，2014年2月任坚江省委副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2015年10月任坚江省委书记，2021年4月任建设部长，2025年1月任胡志明市委常务副书记、8月任越共中央政策与战略部部长。

阮明哲未满38周岁，长期在共青团工作，步入官场快车道，2011年获得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硕士学位；2014年3月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青年委员会副主任；2014年11月任平定省团委书记；2016年4月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青年委员会主任；2021年10月至今，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十一届书记、第十二届书记、第十三届常务书记。

宏伟抱负：越南发展新阶段里程碑

苏林在开幕式报告的开场白，将十四大定位于“国家在新背景、新格局、新目标下开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又在闭幕式讲话中，称赞十四大“标志着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的确，十四大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不仅确定2026-2030年阶段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还作出关乎未来数十年越南命运的战略性决策。

2025年，越南GDP达514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32位；人均GDP达5026美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GDP增长率达8.02%，2021—2025年平均增长6.3%，位居世界前列。出口尤其亮眼，从2020年的423亿美元持续增长，2025年首次突破700亿美元。

十四大确定了两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到越共成立100周年的2030年，建成工业现代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2045年，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建成一个和平、独立、民主、富强、繁荣、文明、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还确定了2026-2030年期间一系列量化指标：GD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2030年人均GDP约8500美元；加工制造业占GDP比重约28%；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约30%；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5%以上；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8.5%；资本形成总额约占GDP的35%-36%；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约61%-62%；全社会投资总额5年平均约占GDP的40%；人类发展指数（HDI）力争达约0.8；平均预期寿命约75.5岁；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比重下降至20%以下；贫困户比例年均下降1-1.5个百分点；力争跻身幸福指数最高的40个国家之列。

相比之下，越南在2021年至2025年的GDP增长率目标仅为6.5%至7%，并非年年达标，未来五年实现年均增长率10%以上，难度不小。例如，越南外贸依存度大，“特朗普2.0”关税战未休，正在颠覆国际旧秩序；又如，中等国家的财力、人才、资源有限，科技创新知易行难，目前难以与美、中进行同量级的激烈竞争。

越共没有回避困难和问题。陈锦秀在评议报告中，列举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有五个局限和缺点：一、在领导、指导将党的某些主张、决议制度化、具体化和组织实施方面，仍有不足；二、有时、有地、有事的执行不够坚决，未能跟上形势和发展要求；三、对某些领域存在的障碍、瓶颈的领导、指导、检查和疏解工作进展缓慢，不够同步，效果不彰；四、许多历史遗留的薄弱环节和不足未能得到及时、彻底处理，造成长期不良影响；五、制度体系尚有不同步之处，仍是“瓶颈中的瓶颈”。

梁强在开幕词中既分析了国际挑战，又分析了国内短板。国际挑战有四个：一、世界和地区形势持续快速演变，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二、大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三、非传统安全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和疫情风险日益严峻；四、第四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数字技术、量子技术等的爆炸式发展，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各领域。国内短板有四个：一、经济增长尚未充分释放潜力，发展可持续性有待提升；二、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竞争力仍然有限；三、部分群众生活仍较困难；四、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疫情和网络安全风险日趋复杂。

显然，苏林决心大干一场，以经济高增长换取越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本人高龄连任的正当性。中国2001年12月加入WTO后，2002年至2011年十年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7.3%，人均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1%，被称为“黄金十年”。越南通过辛勤奋斗或有可能持续平均增长10%以上，期待越南也有“黄金十年”，实现经济起飞。

政策保障：五年全部实现难度极大

为落实上述目标，十四大政治报告明确了12项重大方向、6项重点任务和3项战略突破，并将行动计划具体化为可立即实施的任务。笔者浏览时有三个直观感受：一、迫切想跑步进入发达国家；二、任务过多、过新、过高、过急、过难，有脱离国情和国力之嫌；三、全部实现别说5年，即使20年也吃力。要点和干货概括如下：

一、体制机制方面，强调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国家治理方式向现代化、透明化、高水平问责转型；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并强化权力监督；坚决废除“特事特批”机制，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推进全域、全流程数字化，促进数据互联互通；营造安全、透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二、增长模式方面，强调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重视增长质量，确立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技术规范；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质量、效率和创新，逐步减少对资源开采和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推进工农服务业一体化发展，形成强劲增长极、重点经济区、新一代经济特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服务中心和旅游中心；依托主要国际港口、国际机场中转枢纽及大型国际口岸，打造大型物流枢纽；坚决推进绿色转型与能源转型，保障能源、环境安全和竞争要求；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三、核心动力方面，强调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重点发展战略性技术，推进全面国家数字化，完善统一、同步、贯通、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体系，建设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公民；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缩小数字鸿沟；营造试点试验环境，鼓励创新创造，保护创新成果，构建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四、文化与人方面，强调社会精神基础、内生动力、资源与国家发展源泉。构建国家价值体系、文化价值体系、家庭价值体系和新时代越南人标准；社会政策坚持包容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导向，提高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质量；缩小不平等差距，关心弱势群体，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苏林语）；持续巩固和深化减贫成果，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五、国防安全方面，强调以和平促发展、以发展强国力。着力建设革命化、正规化、精锐化、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主动、积极、负责任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提出类似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涵盖边界、领土安全，还包括制度安全、文化思想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数据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

六、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全面建设廉洁、坚强的党政体系。推进组织机构革新；大力加强权力监督；坚定不移推进“三反”（反腐败、反浪费、反消极）现象斗争；落实干部“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方针。

七、社会建设方面，强调“民富、国强、民主、公正、文明”的目标。努力大幅减少犯罪，逐步建设没有犯罪、没有灾难、陋习、没有消极现象的社会（按：有反人性的乌托邦空想之嫌），真正实现文明与幸福；切实保障人的安全，包括社会治安秩序、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加强防灾减灾和疫情防控；建设绿色、清洁、安全的生活环境。

中央和国家机关结合自身职能，进一步细化落实了上述目标、要点。未来五年，越南工贸部的重点任务是推进“双重转型”，即将绿色转型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相结合，并将数字化转型视为战略突破口；巩固并发展国内生产链与供应链，以增强经济自主性；深度、有效地融入国际一体化进程。

科技部的重点任务是，研究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建立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对GDP增长贡献的测算方法；制定国家创新创业战略，推动全民创业；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新技术试点；建议政府要求各部委和地方至少设立1个创新中心（按：有“科技大跃进”之嫌）；完善国家与企业科研联合资助机制，提升科技预算效率的重要机制，实现国家投入的1盾能够撬动企业投入3—4盾。

外交部的重点任务是，实施全面、高水平的对外战略；避免陷入被动、意外，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出贡献；将服务于发展的对外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科技创新外交。

改革创新：力争全方位全领域突破

在开幕式近40分钟的报告中，苏林展现强烈的改革紧迫感，“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革新思维、完善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十四大在多个领域推出一系列改革创新的措施，目不暇接。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措施有：领导建设和健全“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现代化、高效、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法律体系、机制和政策，加强执行纪律，确保各项主张都有清晰路线图、充足资源和有效监督机制；推动体制创新完善与重点、全面转型相衔接，符合三级政府治理模式要求；促进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分级分权管理，以服务人民和企业的质量与效率作为衡量标准等。

增长模式改革创新的措施有：提高经济的韧性和战略自主能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工业化、现代化相结合；发展数字经济、数据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有效开发海洋经济、低空经济、太空经济和地下空间等新发展空间；更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市场多元化，重点是重构出口战略，从价格竞争转向基于品牌、高标准以及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竞争；发展资本市场，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基金、金融科技模式；有选择性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先引进高科技和节能技术等。

基础设施改革创新的措施有：优先发展战略性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按照国家总体规划拓展发展空间，确保地区联动、地方协同、区域对接和全球互联互通等。

教育培训改革创新的措施有：进行根本性和全面改革，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衔接，提升数字能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的管理干部、专家、企业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队伍，满足国家跨越式发展要求等。

私营经济改革创新的措施有：私营经济成为最重要增长动力之一；为其创造便利条件，保障其财产权和经营自由；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推动知识和技术进入生产经营全过程等。

“三反”斗争改革创新的措施有：集中关注解决困难、障碍，特别是与土地相关的投资项目，以释放资源；及时弥补法律规定中的漏洞和缺陷，疏通经济结构中的堵点；坚决转向以预防为重点；强调“一把手”率先垂范的责任；主动及早、从远处识别、预报、预警违规行为等。

外交工作改革创新的措施有：确立“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深入高效融入国际”的外交路线，对40年外交思维的继承与飞跃；与越南“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诉求相呼应，通过维护多边主义、参与区域协调，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等。

执政方式改革创新的措施有：提高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能力，增强党的领导和执政效能；提高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干部工作、检查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发挥每位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管理人员的表率作用和责任感；优先培训、培养、提高干部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基层干部；大力推进与加强检查、监督、权力控制相结合的分级放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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