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工智能计划为公民带来“无限希望”，到2035年将有机器人陪伴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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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位中国专家警告称，这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两极分化、结婚率下降和“家庭伦理的侵蚀”。

Stephe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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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于8月推出“人工智能+”计划时，普遍将其视为一项新的经济刺激措施。然而，观察人士或许低估了中国政府的真正雄心。

10月10日，高级官员和专家在官方期刊《电子政务》上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文章，首次让公众全面了解该倡议的深层战略意图。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而是一项为期十年的国家蓝图，旨在推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者们称之为“智能文明”时代。

到2035年，机器人不仅能够取代工厂里的人类劳动力，从而改变工业生产，还能进入政府机构，协助社会治理，甚至可能成为中国家庭的“伴侣和孩子”。

“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旨在实现多维度的转变，同时重塑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以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立场。

政府及其顾问敏锐地意识到其中涉及的重大风险，并正在积极计划减轻潜在的负面影响，包括大规模失业、家庭结构的瓦解、人机冲突加剧、道德动荡和社会不平等加剧。

官员和专家预测，到2035年，中国可能成为前所未有的“无限希望之地”。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人工智能处副处长易成其写道：“‘AI+’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形态。”

人工智能不仅能执行人类预设的规则，还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形成新的模型、发现新的规律，甚至提出新的问题。

科学家将在知识前沿看到无限可能，企业将在前沿找到无限发展空间，民众将在改善生活质量中感受到无限希望，国际社会将在合作共赢中挖掘无限潜力。

中央党校国家治理系教授、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何哲认为，智能文明的生活方式与今天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传统文明中，人类是唯一的经济生产者。然而，在智能文明时代，随着人工智能从弱人工智能（ANI）发展到强人工智能（AGI），最终发展到超级智能（ASI），它的角色将从单纯的辅助工具转变为自主的生产主体。”他写道。

可以预见，人类将不再是唯一的生产者。随着类人具身智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将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生产任务，而是以人类的形态参与到复杂的生产决策过程中。

“因此，人类和人工智能将共同构成智能文明的生产者。”

此外，机器人的应用范围将远远超出工厂。

“高性能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的不断提升，将使人工智能实体能够作为社会主体参与到人类的广泛活动中，”何哲说道，“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纯人类社会结构。”

甚至家庭结构也预计会发生变化。

“随着个人变得更加独立，人工智能渗透到家庭生活，传统的家庭形式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他写道。“一方面，更加独立的个人将延续婚姻和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将更全面地进入家庭，智能宠物、人形机器人管家，甚至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儿童都有可能变得司空见惯，”他说道，他使用的中文词是“伙伴”或“同伴”。

“当然，也可能出现一种新的趋势：随着机器变得无处不在和常规化，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纽带的重要性可能会越来越凸显。”

这些官方解读表明，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采取了比其他地方更积极主动、更全面的态度，并致力于引领世界进入这一新的社会范式。

这种相对乐观的情绪源于切实的进步。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中国取得了快速进步。

例如，中国量产的人形机器人在年初还不能像老人一样缓慢行走，但几个月后就能够像李小龙一样表演武术踢腿和侧空翻。

这一势头部分归功于中国的监管环境。

与美国不同，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主要由企业推动，缺乏政府规定的长期路线图；与欧盟不同，欧盟施加了诸多限制，例如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将个人标记为高犯罪风险或预测消费者对生产调整的需求，而中国积极允许甚至鼓励这些应用。

国家信息中心人工智能司司长刘志写道：“智能算法可以精准识别公众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并在社会保障、医疗、交通等领域提供个性化、主动的服务。”

“智能预警模型可以实现对金融风险、重大灾害、群体性事件的早期洞察和智能应对，大大提高应急管理的精准度和效率。”

这代表着人机交互的根本性转变。“目前，用户与系统交互的模式本质上是‘人寻找平台’。用户必须主动定义自身需求，并通过搜索、点击或输入来主动操作。人仍然是交互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刘说道。

“‘AI+’计划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转向‘AI找人’的模式。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实时情境和潜在意图，AI系统可以主动预测并提供服务。”

“例如，智能助手可以根据生物特征数据自动提醒用户安排日程，或推荐健身计划。这种主动性不仅降低了决策成本，也重新定义了服务交付：服务不再是被动召唤，而是成为我们生活中隐形的伙伴。”刘说道。

这体现了对以人为本的交互的深刻理解——如今，技术会适应人类的习惯，而不是反过来。这种从“人适应技术”到“技术适应人”的转变，确保了技术发展在效率和用户体验之间取得平衡。

然而，如此深刻的变革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必须全面考虑人工智能广泛参与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活动和潜在问题。”何哲说道。

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广泛参与经济领域后可能引发的大规模失业和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自主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问题，包括其是否拥有合法权利、谁对其行为负责；人工智能融入家庭生活可能带来的结婚率进一步下降和家庭伦理道德的侵蚀；人工智能参与公共治理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加大等。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李崇照指出了一个关键的治理挑战：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跨部门的，但现有的政府部门却各自为政。

例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监管医疗人工智能，而工业和信息化部则负责管理工业人工智能。缺乏协调，这会导致“政策碎片化”——法规相互冲突、数据标准不兼容、系统脱节。李崇照倡导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协调机构，以打破这些障碍，确保政策协同。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员王翔警告称，人工智能在治理中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他表示，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良政；但如果滥用，则可能催生出一个数字利维坦。

王表示，这可能表现为无处不在的国家监控，创建一个“数字全景监狱”，公民生活在持续的监视之下，或者使用社会信用等系统来控制行为，将公民变成由算法设计和操纵的对象。

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赵京武认为，这些风险不会阻碍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赵京武指出，治理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表示，过去政府对待新技术的方式主要是“风险防范”，即关注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事情。现在，随着大型语言模型等技术的日趋成熟，重点已经从“预防”转向“促进”。

赵京武表示，中国政府的新角色不再是监管者，而更像是“父母”或“园丁”，专注于通过提供数据、计算能力和实际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创造肥沃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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