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困局能否敲醒精英

沈建光：刚闭幕慕尼黑安全论坛上，欧洲人似刚意识传统秩序已解体，需加强战略自主。欧洲何以从“富足时代”中惊醒? 如何陷入了停滞、通胀与动荡交织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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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茨将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笔者觉得，这次访问将不仅仅是经贸问题，还可能对中欧的战略关系重新定位。近些年欧洲经济的持续衰落，已经影响欧洲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但欧洲政治精英自己却似乎还处于困惑不解之中。今年年初在笔者参加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欧洲高官还因经济政策就被美国政要批评而震惊；而近期刚刚闭幕的慕尼黑安全论坛上，欧洲人似乎也才刚刚意识到传统秩序已经解体，欧洲需要加强战略自主。欧洲经济何以从“富足时代”的幻梦中惊醒? 又如何陷入了停滞、通胀与动荡交织的泥潭？笔者在几年前在FT中文网专栏多次分析指出，欧洲的困境不仅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不仅是外部冲击的结果，更是内部长期积累矛盾的集中爆发。本文从四个维度剖析欧洲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并且对欧洲经济的前景进行展望。

一、外部冲击：能源危机与地缘政治的“完美风暴”

欧洲经济的衰退并非始于俄乌冲突，但俄乌冲突无疑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是一场“完美风暴”的导火索。笔者在2022年欧洲之行后便深刻指出，能源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参见笔者文章《欧洲深陷“滞胀”困局》）。

随着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中断，欧洲的能源价格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暴涨。2022年8月底，TTF荷兰天然气期货一度突破300欧元/兆瓦时，德国和法国明年交付的电价甚至一度突破1000欧元/兆瓦时；2023年欧洲工业电力价格仍然比美国高出158%。这种价格的飙升直接转化为企业不可承受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的暴涨。能源密集型产业面临停产或外迁的绝境——比如巴斯夫（BASF）宣布缩减德国本土产能，将部分生产转移至中国和美国；同时，高企的电价还通过侵蚀居民实际购买力，抑制了消费，重创了经济的内生动能。这一时期的欧洲经济逐步“由‘滞胀’滑向衰退”。

不仅如此，地缘政治的持续动荡加剧了欧洲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影响欧洲经济增长。比如，受到地缘政治不确定的影响，欧洲央行调查显示，企业对长期投资持更审慎态度；IMF在报告中也多次指出，欧洲的不确定性指标显著高于美国。从外汇市场观察，欧元汇率在俄乌战争后也出现过明显走弱。作为深陷地缘冲突区域的近邻，欧洲供应链的不稳定和能源价格的持续波动，使其复苏步伐始终迟缓。

二、内部痼疾：高福利制度的“反噬”与不可持续

如果说能源危机是“表”，那么高福利制度带来的长期问题便是“里”。笔者多次强调，欧洲的高福利制度正在经历严重的“反噬”。

在财政层面，维持高水准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成为了巨大的考验；税收增长乏力，而福利支出却具有刚性，这种剪刀差使得欧洲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投资。以2024年数据为例，欧盟社会保护支出占GDP的27.3%，较2023年增加0.6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和医疗等刚性支出占比最大。

更深层次看，高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过度的社会保障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这种制度性成本显得尤为沉重，使得欧洲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时步履维艰。这种由财政赤字、债务攀升与经济萧条相互交织的恶性循环，正在不断侵蚀高福利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

三、战略失误：执着于“政治正确”的负作用

除了经济制度本身，笔者还观察到，欧洲执着于“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笔者2022年的随笔中曾被重点提及（参见笔者文章《欧洲的富足时代能持续吗？》）

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欧洲虽然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其激进的去工业化政策和对传统能源的过早抛弃，使其在遭遇能源供应危机时缺乏缓冲余地。过度依赖“政治正确”的对俄制裁，宁愿忍受经济重创也要切断廉价能源供应，这种地缘政治选择固然有其价值观考量，但也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

此外，笔者在近年来的观察中也提到，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缺失是其落后于美国乃至中国的重要原因。在全球竞相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三新”经济的时代，欧洲却因监管过度、内部市场碎片化、风险投资不足等原因，未能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巨头。这导致欧洲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革命中处于被动地位，经济增长缺乏长期动力。数据显示，2026年1月全球科技企业市值前50强榜单中，美国企业占据了约37家，欧元区仅仅占据了3家。而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也评论到“与其他的区域相比，欧元区从近期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投资浪潮中获益较少”。

四、政治困境：分散与不稳定的治理体系

经济问题的解决往往依赖于有效的政治决策。然而，当前欧洲政治格局的分散和不稳定，导致上述深层次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体，其决策机制复杂，各成员国利益诉求不一。在面对能源危机时，不同国家的承受能力和政策取向差异巨大，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合力。而在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势力崛起，政府更迭频繁，使得长远的结构性改革——如福利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屡屡受阻。政客们为了选票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不敢触碰既得利益集团，导致经济结构性问题年复一年地积累。

这种政治上的“散”与“弱”，使得欧洲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反应迟缓，在面对内部改革时又畏首畏尾。正如笔者此前文章所预测，欧洲的富足时代之所以面临终结，正是因为其在享受了长期和平与发展的红利后，失去了通过锐意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勇气和能力（（参见笔者文章《欧洲的富足时代能持续吗？》）。

五、前景展望：复苏迟缓与不确定性的延续

步入2025-2026年，尽管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高峰似乎已过，但欧洲经济的元气远未恢复。笔者在2026年初的全球展望中判断，全球经济延续低迷态势，主要经济体表现分化，而欧洲则属于“受能源价格和供应链波动困扰，经济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那一类。

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高企的能源成本已经永久性地损害了欧洲的工业基础，部分产业的外迁不可逆转；其次，由于财政空间受限，欧洲无法像美国那样推出大规模的产业政策来刺激新的增长点（如AI）；最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需求变化以及潜在的贸易摩擦，也给欧洲的出口带来变数。2025年欧盟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创下除疫情期间以外的3592亿欧元新高，甚至已经高于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其中，截至2025年前11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金额还没有从中国进口的一半多。这可能加剧中欧经贸摩擦的风险。

综上所述，欧洲经济的衰退并非一日之寒，也不是单一因素所致。它是 “短期外部冲击（能源危机、地缘冲突）”与 “长期内部痼疾（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数字经济缺失）” 以及 “战略选择失误（执着于政治正确）” 三者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结果。

欧洲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通过艰难的政治整合与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的竞争力；要么在僵化与内耗中，继续滑向相对衰落的深渊。在达沃斯论坛最后一天的演讲中，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意味深长的表示，“要感谢抨击者”，虽然批评的声音非常刺耳，但是也并非全无道理。即使如此，欧洲就像一个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刚刚开始摆脱懵懵懂懂的状态，但是想要立即采取行动，大力推进改革，似乎还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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