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美国战略报告的中国叙事：雄心有余，能力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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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试图打造一个长期遏制中国的战略体系，但同时也承认美国正在面临全球战略收缩、国内分裂、财政压力和盟友疑虑。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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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发布的美国政府最新版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对华叙事可能会陷入一个雄心有余，能力不足的状况。与此前美国战略文件相比，这份报告对中国的描述看似显得很克制，却更清晰、更坚决，也更现实主义。它延续了美国近十年来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对中国施加竞争压力的总体框架，但又带有当前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地位相对下滑所造成的深刻矛盾，其内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想要扩大对华竞争力度，却越来越难以支撑这种竞争的能力困境。

报告开篇部分虽然避免将中美关系重新归入“意识形态对抗”，但仍旧毫不掩饰地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强调中国具备改变国际秩序的能力与意图；更重要的是，美国不再像特朗普第一任期那样主要依赖贸易逆差、关税等议题作为竞争的出发点，而是把科技和关键供应链以及再工业化的竞争摆到了压倒性的优先位置。无论是高端芯片、AI、大规模计算能力，还是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美国工业能力的重建，这份报告几乎把所有美国自认为必须保持结构性优势的领域全部纳入对华竞争框架。报告虽然在细节上不如拜登政府全面，但在战略取向上却更加直接，甚至带着一种“必须阻止中国在这些领域突破”的焦虑感。

然而，与特朗普第一任期那种情绪化、交易式的对华竞争不同，这份新战略文件呈现出更明显的结构化特征。它并不是为了解决具体贸易问题或强化某一领域的谈判筹码，而是把美国对华竞争当成一种无期限的战略态势。这使其更像拜登时代战略文件的延续，却又被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美国国内政治的撕裂赋予了独特的矛盾性：美国需要盟友体系，但特朗普对盟友的态度却在不断削弱这个体系；美国希望通过科技和关键供应链压制中国，但它自身的产业能力、财政资源以及盟友的意愿都在下降；美国希望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国内对海外部署的耐心正在快速减弱。

虽然报告强调要“重建联盟”，但如果结合过去八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这一句话反而显得格外虚弱。拜登政府曾在价值观、外交体系、跨大西洋合作上做过大量努力，但这些努力在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几乎不可能持续。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决定他会继续要求盟友承担更多成本，而不会主动为联盟做出太多贡献。东亚盟友固然对中国保持警觉，但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正在加深；欧洲国家面对经济压力与能源问题，尤其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与警惕交织，真正愿意“站队”反华的国家反而越来越少。新战略报告一方面把联盟写入文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暗示联盟体系需要“重新设定”，这恰恰揭示了美国力量的结构性衰退：它已经意识到必须靠联盟遏制中国，但它又缺乏维系联盟的政治意愿与经济资源。

相比之下，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遏制上的意志则明显增强。过去几年，美国在半导体设备、先进光刻、GPU 算力、EDA 软件等领域对中国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限制，新报告仍把这些措施视为阻止中国崛起的关键环节。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战，到拜登时代形成的“科技封堵”体系，再到如今这份战略文件的进一步固化，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从“经济威胁”升级成“科技型潜在霸主”。华盛顿的判断越来越清晰：中国一旦突破关键技术节点，将改写国际力量平衡，因此美国必须尽可能阻止这种突破发生。

问题在于，美国是否真的具备长期实施这种战略的能力？报告本身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从逻辑上看，美国的能力限制甚至比对盟友体系的依赖更明显。半导体供应链虽然建立在美国、西欧、日本和台湾共同掌握的高端技术上，但这些国家的对华依赖并不是美国能够轻易切断的；荷兰、日本和韩国都在承受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双重压力，不可能在牺牲自身产业优势的情况下无限配合美国。此外，AI 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模型优化、架构创新与算法突破，而非单纯的硬件算力。美国可以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的 GPU，却无法阻止中国在低精度训练、分布式智能、国产 GPU 替代等方面的追赶。因此，科技封锁最终只能延缓中国，而无法彻底阻止中国。

新战略报告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重提第一岛链的重要性，“防止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并建设阻止中国夺岛的能力。这些虽然是华盛顿数十年来的标准表述，但在战略文件中的位置却有所提升，显示出美国已经把台湾问题视为中美之间最可能产生危机的地带。但与其说美国有一个清晰的台海战略，不如说美国的担忧比战略更真实——它担心中国的综合能力正在逼近某个临界点，而美国是否有能力在亚洲承担一场消耗巨大的军事冲突，则在国内并无共识。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国防预算虽然巨大，但财政赤字也处于历史高位；美国社会对于长期海外战争的耐心也在明显衰退，尤其对一个有着核武能力，并正在快速提升军事现代化水平的国家，美国社会是否做好了和它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准备，是存疑的，更别说如果战争规模扩大引发核战。换言之，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态度更强硬，但能力和整个社会的意愿并没有同步增强。这种“意图上升、能力下降”的张力，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不稳定的主要来源。

如果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份战略与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相比，两者的差异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拜登构建了制度化的对华长期竞争框架，特朗普继承了这个框架，只是用更直接、更具交易性的方式去执行它。然而，正是这种“强意图弱能力”的矛盾，让新战略报告在对华描述中呈现出一种紧张感。它试图打造一个长期遏制中国的战略体系，但同时也承认美国正在面临全球战略收缩、国内分裂、财政压力和盟友疑虑。换句话说，美国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遏制中国，却比任何时期都更缺乏这样做的条件。

总体来看，这份战略报告固化了中美竞争的结构形态，使中美关系进一步回到一种稳定而尖锐的对抗轨道上。竞争不再是政策选择，而是双方共同的战略现实；冲突不是必然，但摩擦与对抗将成为长期状态；美国希望通过科技、联盟和经济手段，或许还有军力保持对中国的优势，但其能力与意志无法形成完全匹配，这将使未来中美竞争呈现出一种“激烈而有限、全面而失衡、长期而不稳定”的特征。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决心在加强，但其遏制能力正在减弱；中国的崛起速度可能因美国的外部压力而波动，但其长期上升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换言之，中美之间即将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关系：美国会更加努力地阻止中国崛起，但美国越是努力，越会显露自身力量的边界；而中国会在压力下继续推动科技自主化、战略自主化和军事现代化，这又会反过来强化美国的焦虑。中美竞争正在从“是否竞争”转向“竞争的上限在哪里”。这一点，正是这份战略报告所不能明说、但从字里行间已然透露出的关键现实——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达到了新高度，而美国自身的战略能力却正在进入一个相对收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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