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29 06:29
金融
感恩节前夕,巴菲特留下了最后一份“航行指南”+ 查看更多
感恩节前夕,巴菲特留下了最后一份“航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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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标志着他历史性任职生涯的结束。
Dav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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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已正式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位95岁的 “奥马哈先知” 本月早些时候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股东发了一封信,简述了其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以及停止撰写其传奇年度报告的决定,此举标志着他历史性任职生涯的结束。如今,当全美各地的家庭齐聚一堂,共享火鸡,表达感恩之时,投资界却在消化一份特殊的大餐——这位最受赞誉的传奇人物最终选择“归于沉寂”。
这封日期为11月10日的信函证实,巴菲特长久以来的副手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不过,最令人感慨的变化在于巴菲特的沟通方式。数十年来,他的年度股东信一直是投资者的“圣经”,既融合了朴实的智慧,又不乏敏锐的财务洞察力与坦诚的态度。如今,他表示这一传统将画上句号。
巴菲特在信中写道:“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滔滔不绝。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归于沉寂’了,算是吧。”
这种“算是吧”是典型的巴菲特式委婉表达。尽管他将从管理这家万亿市值集团的繁重职责中退居二线,但仍计划保留一条独特的沟通渠道。他向股东们保证:“我将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继续与各位股东以及我的孩子们聊聊伯克希尔的情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群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格外慷慨,愿意与不幸的人分享自己的收益。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
除了信之外,巴菲特还拿出了一项彰显这份慷慨的实际行动。他将1800股A类股票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价值约13.5亿美元),并立即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舍伍德基金会(The Sherwood Foundation)、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以及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这一举措延续了他毕生的承诺——将99%的净资产用于慈善事业。
巴菲特在信中盛赞其继任者,向投资者保证公司将稳如泰山。巴菲特写道:“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成为掌舵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勤奋的实干家,也是一位坦诚的沟通者。祝愿他任期长久。”
此外,这封信也饱含个人情感,回顾了他与已故的查理・芒格长达64年的友谊,以及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生活的种种机缘巧合。他恳请读者“容我在今年先稍作追忆”,并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归功于“奥马哈水中的神奇成分”以及生于美国的纯粹运气。
对于商界而言,这封信无异于这位在70年间引领资本穿越市场风浪的传奇人物所留下的最后一份“航行指南”。他传递的核心思想始终如一:看好美国,相信复利,正视错误。
他说:“人无完人,但求日臻完善” 。
在格雷格・阿贝尔为接任做准备之际,明年春天来自奥马哈的 “沉寂” 将比以往更加引人瞩目。届时,我们将不再有冗长的年度宣言可供剖析,也没有马拉松式的问答环节可供解读深层含义。取而代之的是这份感恩节寄语,也是这位全球最伟大投资者留下的最后温柔提醒:金钱固然重要,但能够用来行善的时间,才是唯一会真正贬值的资产。
以下为致股东信全文:
今日(11月10日),沃伦·E·巴菲特将1800股A类股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并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其中150万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其余三家基金会——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和NoVo基金会——各获赠40万股。上述捐赠已于今日完成。
巴菲特先生致全体股东的评论如下:
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隐退”了。
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于年底接任掌门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工作孜孜不倦,沟通坦诚直率。愿他任期长久。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与各位股东及我的子女聊聊伯克希尔的近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总是格外慷慨地与境遇不佳的人分享收益。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容我先稍作回忆,随后谈谈我的伯克希尔股份分配计划,最后分享一些商业与个人见解。
感恩节将至,如今95岁高龄的我,既心怀感恩,也对自己依然健在感到意外。年轻时,我从未料到能活这么久。早年间,我曾险些丧命。那是1938年,当时奥马哈市民将当地医院分为天主教医院和新教医院,这种分类在当时似乎理所当然。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位友善的天主教徒,出诊时总提着一个黑色医药包。他叫我“小船长”,诊疗收费也不高。1938年,我突发剧烈腹痛,霍茨医生上门检查后,告诉我次日早上就会好转,随后便回家吃饭、打桥牌去了。然而,我那有些异常的症状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当晚深夜,他便安排我前往圣凯瑟琳医院(St. Catherine's Hospital)接受紧急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周,我仿佛置身修道院,并开始喜欢上这个新“讲台”。我向来爱说话——没错,那时也不例外——修女们对我很是包容。更棒的是,我三年级的老师麦德森(Madsen)小姐让全班30位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男生们的信我大概都扔了,但女生们的信却读了一遍又一遍——住院也有意外收获。
我康复期间最难忘的时刻——实际上术后第一周大部分时间情况都不太稳定——是我亲爱的伊迪(Edie)姨妈送我的一份礼物: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当即给所有照料我的修女都采集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接收的第一个新教孩子,她们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我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万一哪天某个修女走上歧途,联邦调查局(FBI)会发现他们忽略了采集修女的指纹。20世纪30年代,FBI及其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美国备受尊崇,我幻想着胡佛先生会亲自来奥马哈查看我这份珍贵的收藏。我还进一步幻想,我和胡佛能迅速识别并逮捕那个误入歧途的修女。届时我必定会全国闻名。
显然,我的幻想从未实现。但讽刺的是,几年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我本该给J·埃德加本人采集指纹——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嗯,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那时我和朋友们梦寐以求的不过是一副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只棒球手套和一套电动火车。接下来,我想说说那个年代和我住得很近、对我人生影响深远,但过了很久我才认识的几个人。
首先要说的是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我长达64年的挚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住的地方离我1958年购置并居住至今的房子仅隔一个街区。
早年,我与查理擦肩而过,未能成为朋友。查理比我大6岁零8个月,1940年夏天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挣2美元。(节俭深植于巴菲特家族的血液中。)次年我在同一家店做类似工作,但直到1959年——他35岁、我28岁时——我们才初次相遇。
二战服役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随后永久移居加利福尼亚。但查理始终认为在奥马哈的早年岁月塑造了他的人生。60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巨大,他是我最好的导师和保护我的“兄长”。我们虽有分歧,但从未争吵过。他的字典里没有“我早告诉过你”这句话。
1958年,我购置了人生中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产。当然,它位于奥马哈,离我长大的地方(宽泛定义)约两英里,距我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只需6到7分钟。
再说说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斯坦于1968年将《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出售给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之邀迁居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子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与当地一家晨报展开生死较量,对方出版布法罗唯一的周日版报纸,而我们正处于下风。最终,斯坦打造了我们的新版周日刊。此后数年,这份曾严重亏损的报纸,为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带来了年均超过100%的税前回报。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收入对伯克希尔至关重要。
斯坦在离我家约五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他的邻居之一是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诸位想必记得,正是沃尔特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引入伯克希尔。直到202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伯克希尔宝贵的董事,也是我的挚友。数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领袖,奥马哈市乃至整个州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沃尔特就读于本森高中(Benson High School),我原本也计划就读这所学校——直到1942年,我父亲在国会竞选中击败一位连任四届的现任议员,令所有人惊讶。人生充满意外。
等等,还有。
1959年,唐·基奥(Don Keough)和他年幼的家人们住在我家正对面,距离芒格一家曾居住的地方约100码。当时唐还是个咖啡推销员,但后来注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伯克希尔尽职尽责的董事。
我认识唐时,他年薪1.2万美元,却要和妻子米琪(Mickie)抚养五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要上天主教学校(需要学费)。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来自艾奥瓦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早年他娶了奥马哈姑娘米琪。加入可口可乐公司后,唐逐渐成为全球传奇人物。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乐”。唐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恢复了“经典可乐”的销售。他解释称,当时寄给“头号白痴”的邮件都会直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促使他改变了主意。他那次“撤回”演讲堪称经典,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他欣然承认,事实上,可口可乐产品属于公众而非公司。随后销量大幅飙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观看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的采访也同样精彩。)和查理·芒格一样,唐永远保持着中西部人的本色——热情、友善,骨子里透着美国人的特质。
最后要提的是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和格雷格·阿贝尔。阿吉特在印度出生长大;而格雷格是我们即将上任的加拿大籍CEO,二人都在20世纪末于奥马哈生活过几年。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住在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但当时我们从未谋面。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真有什么神奇成分?
我在华盛顿特区度过了一些青少年时光(当时我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自以为会做一辈子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和杰瑞·纽曼(Jerry Newman)待我极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身挚友。纽约有独特的优势——至今依然如此。然而,1956年,仅仅工作了一年半后,我便回到了奥马哈,此后再未离开。后来,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就读公立学校(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我父亲是1921届,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Susie)是1950届,还有查理、斯坦·利普西、欧文(Irv)和罗恩·布鲁姆金(Ron Blumkin)——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Nebraska Furniture Mart)发展的关键人物——以及杰克·林沃特(Jack Ringwalt,1923届),他创立了国民赔偿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这成为我们庞大财产险/意外险业务的基础。
我们国家拥有许多伟大的公司、学校和医疗设施,每个都肯定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人才。但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在奥马哈,我得以结识众多终身挚友,遇见我的两任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年少时结识了许多有趣且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并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Nebraska National Guard)结交了形形色色的朋友。简而言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首往昔,我认为,无论是伯克希尔还是我本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扎根于奥马哈,而非其他地方。美国中部是一个出生、养家、创业的绝佳之地。纯粹是靠运气——我出生时就抽中了一根长得离谱的好签。
现在说说我的高龄。我的基因并不特别有利——家族有史以来的长寿记录(诚然,追溯久远的家族记录会变得模糊)在我之前是92岁。但我在奥马哈遇到了睿智、友善且尽职尽责的医生,从哈利·霍茨开始,直到今天。至少有三次,我的生命得以挽救,每次都是由离我家几英里范围内的医生救治的。(不过,我已经放弃给护士采集指纹了……95岁的人可以做很多古怪的事……但总得有个限度。)
能活到老年需要极大的好运,每天都要避开香蕉皮、自然灾害、酒驾或分心驾驶的司机、雷击等等,不一而足。
但幸运女神变幻莫测,而且——没有别的词更贴切——极不公平。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和富人获得的好运远超其应得份额——而这些受益者往往不愿承认。王朝继承者一出生就获得了终身的财务独立,而另一些人来到世间,却要面对地狱般的早年生活,或者更糟的是,身体或精神的残疾剥夺了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世界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很可能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的姐妹们处境会更糟。
我于1930年出生,身体健康,智力尚可,是白人男性,并且生在美国。哇!谢谢你,幸运女神。我的姐妹们和我智商相当,性格甚至更好,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前景。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幸运女神持续眷顾,但她有比关照90多岁老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幸运终有尽头。
相反,时间之父(Father Time)随着我年岁增长,对我愈发“关注”。他从未被击败;在他看来,每个人最终都会记在他的记分牌上,算作“胜出”。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间之父已经临近。我衰老得比较晚——衰老的开始时间因人而异——但一旦出现,就无法否认。
令我惊讶的是,我总体感觉良好。尽管行动缓慢,阅读越来越困难,我仍每周五天在办公室与优秀的同仁共事。偶尔,我还能想出一些有用的点子,或者有人主动提出我们原本可能错过的合作邀约。鉴于伯克希尔的规模和当前市场水平,好点子虽少——但并非没有。
然而,我意料之外的长寿,对我的家庭和慈善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重大影响。
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些影响。
未来规划
我的子女均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为72岁、70岁和67岁。若打赌他们三人——如今在诸多方面都处于巅峰状态——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延缓衰老,那将是个错误。为了提高他们在候补受托人接替之前处置我几乎全部遗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管理的三家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与的步伐。我的孩子们现在在经验和智慧方面正值黄金时期,但尚未步入老年。这段“黄金”时期不会永远持续。
幸运的是,调整计划很容易执行。然而,还有一个额外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直到伯克希尔股东对格雷格建立起我和查理长期享有的那种信任。达到这种信任水平应该不需要太久。我的子女和伯克希尔的董事们已经百分百支持格雷格。如今三名子女都已足够成熟、聪慧、精力充沛且判断力敏锐,能够妥善管理巨额财富。等我离世后,他们依然在世,这也是一大优势;必要时,他们可以根据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动态,采取前瞻性或应对性策略。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周围发生巨变的世界。“在坟墓里发号施令”历来效果不佳,我也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所幸三名子女均从他们母亲那里继承了主导性的优秀基因。几十年来,我也努力成为他们思想和行为更好的榜样——但我永远无法与他们的母亲相提并论。
我已为子女指定了三位候补受托人,以防他们过早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这些候补受托人不分先后顺序,也未与特定子女绑定。他们皆为人出众,处世睿智,彼此间没有利益冲突。
我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不必畏惧失败或失望——这些本是人生常态,我自身也经历过。他们只需在政府项目和/或私人慈善机构通常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改进,同时认识到这些其他财富再分配方式也存在缺陷。早年间,我曾构想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尽管我固执己见,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并不可行。多年来,我也目睹过由政治投机者、王朝继承者主导的考虑不周的财富转移,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力不足或想法古怪的慈善家的做法。
只要我的子女能把慈善工作做得不错,他们就可以确信,他们的母亲和我会感到欣慰。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且已有多年实践经验:从最初微不足道的金额起步,后来资金规模不规则地增长,如今每年已超过5亿美元。三人都乐于投入大量时间帮助他人,各自以独特方式践行着这份热忱。
我加快向子女的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与的步伐,绝不意味着我对伯克希尔前景的看法发生了任何改变。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最初认为他应接任伯克希尔CEO时对他的高期望。他对我们许多业务和人员的理解远胜于现在的我,而且他在许多CEO甚至不会考虑的事务上学习速度极快。我想不出有哪位CEO、管理顾问、学者、政府成员——无论什么身份——能比格雷格更适合打理你我的积蓄。例如,他对我们财产险/意外险业务的增长潜力和风险的洞察,远超许多长期从事该行业的执行官。唯愿他未来几十年都能保持健康。若运气稍佳,伯克希尔未来百年只需五六位CEO。尤其应避开那些以65岁退休、炫富或建立家族王朝为目标的人选。
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是: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中优秀且忠诚的CEO会罹患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导致长期丧失能力的疾病。我和查理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却未能采取行动。这种疏忽可能酿成大错。董事会必须警惕CEO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CEO也必须关注子公司高管是否有类似问题。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能列举几家大公司过去的例子。我唯一能给的建议是:董事们应保持警惕,敢于发声。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试图通过要求披露CEO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对比来让CEO难堪。结果,委托投票说明书迅速从之前的20页或更少膨胀到100多页。
但这些善意举措并未奏效;反而适得其反。根据我的大多数观察——A公司的CEO看到竞争对手B公司CEO的薪酬后,会委婉地向自己的董事会暗示,他应获得更高薪酬。当然,他还会提高董事的薪酬,并精心挑选薪酬委员会成员。新规定催生了嫉妒,而非克制。这种“攀比效应”愈演愈烈。真正困扰那些非常富有的CEO的——毕竟他们也是人——往往是其他CEO变得更富有。嫉妒与贪婪如影随形。试问哪位顾问曾建议大幅削减CEO薪酬或董事报酬?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业务前景略优于平均水平,其中几家规模可观、与其他业务关联性低的“明星企业”表现突出。然而,一二十年后,必将涌现许多表现优于伯克希尔的企业;我们的规模终将成为发展的掣肘。
在我所知的所有企业中,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概率最低。而且,伯克希尔拥有比我几乎所熟知的任何公司(我见过的公司可不少)都更具股东意识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最重要的是,伯克希尔的经营始终以对美国有利为原则,绝不会涉足任何可能让自己陷入“乞求者”境地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管理层会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重要责任——但他们绝不会追求“家族传承”或“炫富”。
我们的股价会波动不定,在我管理公司的60年里曾三次下跌约50%,未来偶尔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但不必绝望:美国终将复苏,伯克希尔的股价也必将回升。
最后几点感悟
或许是一个略带私心的感悟:我欣慰地说,我对人生后半程的满意度远超前半程。我的建议是: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苛责自己——至少从中吸取些许教训,然后继续前进。任何时候想要改进都不算晚。找到对的榜样,然后效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Tom Murphy)开始;他是最好的榜样。
还记得后来以诺贝尔奖闻名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吗?据称,他弟弟去世时,一家报纸搞混了,误将他的名字登在了讣告上。诺贝尔读到了自己的“讣告”,内容令他震惊,并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行为方式。
别指望报社出错:想清楚你希望自己的讣告写些什么,然后用一生的行动去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伟大并非源于积累巨额财富、获得大量曝光或掌握政府大权。当你以成千上万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去帮助他人时,便是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善行无需成本,却价值连城。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黄金法则”都是为人处世的最佳准则。
写下这些话时,我深知自己曾无数次考虑不周,犯过很多错误,但幸运的是,我从几位挚友身上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尽管离完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记住,保洁员和董事长一样,都是平等的人。
祝愿所有读到这封信的人感恩节快乐。是的,即使是那些性情乖戾的人——改变永远不嫌晚。记得感谢美国,它为你创造了无限机遇。但回报分配难免变幻莫测,有时甚至暗藏贪腐。
谨慎选择你的榜样,然后努力效仿他们。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总能变得更好。
这封日期为11月10日的信函证实,巴菲特长久以来的副手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不过,最令人感慨的变化在于巴菲特的沟通方式。数十年来,他的年度股东信一直是投资者的“圣经”,既融合了朴实的智慧,又不乏敏锐的财务洞察力与坦诚的态度。如今,他表示这一传统将画上句号。
巴菲特在信中写道:“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滔滔不绝。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归于沉寂’了,算是吧。”
这种“算是吧”是典型的巴菲特式委婉表达。尽管他将从管理这家万亿市值集团的繁重职责中退居二线,但仍计划保留一条独特的沟通渠道。他向股东们保证:“我将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继续与各位股东以及我的孩子们聊聊伯克希尔的情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群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格外慷慨,愿意与不幸的人分享自己的收益。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
除了信之外,巴菲特还拿出了一项彰显这份慷慨的实际行动。他将1800股A类股票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价值约13.5亿美元),并立即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舍伍德基金会(The Sherwood Foundation)、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以及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这一举措延续了他毕生的承诺——将99%的净资产用于慈善事业。
巴菲特在信中盛赞其继任者,向投资者保证公司将稳如泰山。巴菲特写道:“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成为掌舵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勤奋的实干家,也是一位坦诚的沟通者。祝愿他任期长久。”
此外,这封信也饱含个人情感,回顾了他与已故的查理・芒格长达64年的友谊,以及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生活的种种机缘巧合。他恳请读者“容我在今年先稍作追忆”,并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归功于“奥马哈水中的神奇成分”以及生于美国的纯粹运气。
对于商界而言,这封信无异于这位在70年间引领资本穿越市场风浪的传奇人物所留下的最后一份“航行指南”。他传递的核心思想始终如一:看好美国,相信复利,正视错误。
他说:“人无完人,但求日臻完善” 。
在格雷格・阿贝尔为接任做准备之际,明年春天来自奥马哈的 “沉寂” 将比以往更加引人瞩目。届时,我们将不再有冗长的年度宣言可供剖析,也没有马拉松式的问答环节可供解读深层含义。取而代之的是这份感恩节寄语,也是这位全球最伟大投资者留下的最后温柔提醒:金钱固然重要,但能够用来行善的时间,才是唯一会真正贬值的资产。
以下为致股东信全文:
今日(11月10日),沃伦·E·巴菲特将1800股A类股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并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其中150万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其余三家基金会——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和NoVo基金会——各获赠40万股。上述捐赠已于今日完成。
巴菲特先生致全体股东的评论如下:
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隐退”了。
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于年底接任掌门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工作孜孜不倦,沟通坦诚直率。愿他任期长久。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与各位股东及我的子女聊聊伯克希尔的近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总是格外慷慨地与境遇不佳的人分享收益。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容我先稍作回忆,随后谈谈我的伯克希尔股份分配计划,最后分享一些商业与个人见解。
感恩节将至,如今95岁高龄的我,既心怀感恩,也对自己依然健在感到意外。年轻时,我从未料到能活这么久。早年间,我曾险些丧命。那是1938年,当时奥马哈市民将当地医院分为天主教医院和新教医院,这种分类在当时似乎理所当然。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位友善的天主教徒,出诊时总提着一个黑色医药包。他叫我“小船长”,诊疗收费也不高。1938年,我突发剧烈腹痛,霍茨医生上门检查后,告诉我次日早上就会好转,随后便回家吃饭、打桥牌去了。然而,我那有些异常的症状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当晚深夜,他便安排我前往圣凯瑟琳医院(St. Catherine's Hospital)接受紧急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周,我仿佛置身修道院,并开始喜欢上这个新“讲台”。我向来爱说话——没错,那时也不例外——修女们对我很是包容。更棒的是,我三年级的老师麦德森(Madsen)小姐让全班30位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男生们的信我大概都扔了,但女生们的信却读了一遍又一遍——住院也有意外收获。
我康复期间最难忘的时刻——实际上术后第一周大部分时间情况都不太稳定——是我亲爱的伊迪(Edie)姨妈送我的一份礼物: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当即给所有照料我的修女都采集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接收的第一个新教孩子,她们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我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万一哪天某个修女走上歧途,联邦调查局(FBI)会发现他们忽略了采集修女的指纹。20世纪30年代,FBI及其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美国备受尊崇,我幻想着胡佛先生会亲自来奥马哈查看我这份珍贵的收藏。我还进一步幻想,我和胡佛能迅速识别并逮捕那个误入歧途的修女。届时我必定会全国闻名。
显然,我的幻想从未实现。但讽刺的是,几年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我本该给J·埃德加本人采集指纹——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嗯,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那时我和朋友们梦寐以求的不过是一副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只棒球手套和一套电动火车。接下来,我想说说那个年代和我住得很近、对我人生影响深远,但过了很久我才认识的几个人。
首先要说的是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我长达64年的挚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住的地方离我1958年购置并居住至今的房子仅隔一个街区。
早年,我与查理擦肩而过,未能成为朋友。查理比我大6岁零8个月,1940年夏天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挣2美元。(节俭深植于巴菲特家族的血液中。)次年我在同一家店做类似工作,但直到1959年——他35岁、我28岁时——我们才初次相遇。
二战服役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随后永久移居加利福尼亚。但查理始终认为在奥马哈的早年岁月塑造了他的人生。60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巨大,他是我最好的导师和保护我的“兄长”。我们虽有分歧,但从未争吵过。他的字典里没有“我早告诉过你”这句话。
1958年,我购置了人生中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产。当然,它位于奥马哈,离我长大的地方(宽泛定义)约两英里,距我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只需6到7分钟。
再说说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斯坦于1968年将《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出售给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之邀迁居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子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与当地一家晨报展开生死较量,对方出版布法罗唯一的周日版报纸,而我们正处于下风。最终,斯坦打造了我们的新版周日刊。此后数年,这份曾严重亏损的报纸,为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带来了年均超过100%的税前回报。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收入对伯克希尔至关重要。
斯坦在离我家约五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他的邻居之一是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诸位想必记得,正是沃尔特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引入伯克希尔。直到202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伯克希尔宝贵的董事,也是我的挚友。数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领袖,奥马哈市乃至整个州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沃尔特就读于本森高中(Benson High School),我原本也计划就读这所学校——直到1942年,我父亲在国会竞选中击败一位连任四届的现任议员,令所有人惊讶。人生充满意外。
等等,还有。
1959年,唐·基奥(Don Keough)和他年幼的家人们住在我家正对面,距离芒格一家曾居住的地方约100码。当时唐还是个咖啡推销员,但后来注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伯克希尔尽职尽责的董事。
我认识唐时,他年薪1.2万美元,却要和妻子米琪(Mickie)抚养五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要上天主教学校(需要学费)。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来自艾奥瓦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早年他娶了奥马哈姑娘米琪。加入可口可乐公司后,唐逐渐成为全球传奇人物。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乐”。唐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恢复了“经典可乐”的销售。他解释称,当时寄给“头号白痴”的邮件都会直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促使他改变了主意。他那次“撤回”演讲堪称经典,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他欣然承认,事实上,可口可乐产品属于公众而非公司。随后销量大幅飙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观看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的采访也同样精彩。)和查理·芒格一样,唐永远保持着中西部人的本色——热情、友善,骨子里透着美国人的特质。
最后要提的是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和格雷格·阿贝尔。阿吉特在印度出生长大;而格雷格是我们即将上任的加拿大籍CEO,二人都在20世纪末于奥马哈生活过几年。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住在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但当时我们从未谋面。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真有什么神奇成分?
我在华盛顿特区度过了一些青少年时光(当时我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自以为会做一辈子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和杰瑞·纽曼(Jerry Newman)待我极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身挚友。纽约有独特的优势——至今依然如此。然而,1956年,仅仅工作了一年半后,我便回到了奥马哈,此后再未离开。后来,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就读公立学校(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我父亲是1921届,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Susie)是1950届,还有查理、斯坦·利普西、欧文(Irv)和罗恩·布鲁姆金(Ron Blumkin)——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Nebraska Furniture Mart)发展的关键人物——以及杰克·林沃特(Jack Ringwalt,1923届),他创立了国民赔偿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这成为我们庞大财产险/意外险业务的基础。
我们国家拥有许多伟大的公司、学校和医疗设施,每个都肯定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人才。但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在奥马哈,我得以结识众多终身挚友,遇见我的两任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年少时结识了许多有趣且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并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Nebraska National Guard)结交了形形色色的朋友。简而言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首往昔,我认为,无论是伯克希尔还是我本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扎根于奥马哈,而非其他地方。美国中部是一个出生、养家、创业的绝佳之地。纯粹是靠运气——我出生时就抽中了一根长得离谱的好签。
现在说说我的高龄。我的基因并不特别有利——家族有史以来的长寿记录(诚然,追溯久远的家族记录会变得模糊)在我之前是92岁。但我在奥马哈遇到了睿智、友善且尽职尽责的医生,从哈利·霍茨开始,直到今天。至少有三次,我的生命得以挽救,每次都是由离我家几英里范围内的医生救治的。(不过,我已经放弃给护士采集指纹了……95岁的人可以做很多古怪的事……但总得有个限度。)
能活到老年需要极大的好运,每天都要避开香蕉皮、自然灾害、酒驾或分心驾驶的司机、雷击等等,不一而足。
但幸运女神变幻莫测,而且——没有别的词更贴切——极不公平。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和富人获得的好运远超其应得份额——而这些受益者往往不愿承认。王朝继承者一出生就获得了终身的财务独立,而另一些人来到世间,却要面对地狱般的早年生活,或者更糟的是,身体或精神的残疾剥夺了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世界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很可能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的姐妹们处境会更糟。
我于1930年出生,身体健康,智力尚可,是白人男性,并且生在美国。哇!谢谢你,幸运女神。我的姐妹们和我智商相当,性格甚至更好,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前景。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幸运女神持续眷顾,但她有比关照90多岁老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幸运终有尽头。
相反,时间之父(Father Time)随着我年岁增长,对我愈发“关注”。他从未被击败;在他看来,每个人最终都会记在他的记分牌上,算作“胜出”。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间之父已经临近。我衰老得比较晚——衰老的开始时间因人而异——但一旦出现,就无法否认。
令我惊讶的是,我总体感觉良好。尽管行动缓慢,阅读越来越困难,我仍每周五天在办公室与优秀的同仁共事。偶尔,我还能想出一些有用的点子,或者有人主动提出我们原本可能错过的合作邀约。鉴于伯克希尔的规模和当前市场水平,好点子虽少——但并非没有。
然而,我意料之外的长寿,对我的家庭和慈善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重大影响。
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些影响。
未来规划
我的子女均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为72岁、70岁和67岁。若打赌他们三人——如今在诸多方面都处于巅峰状态——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延缓衰老,那将是个错误。为了提高他们在候补受托人接替之前处置我几乎全部遗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管理的三家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与的步伐。我的孩子们现在在经验和智慧方面正值黄金时期,但尚未步入老年。这段“黄金”时期不会永远持续。
幸运的是,调整计划很容易执行。然而,还有一个额外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直到伯克希尔股东对格雷格建立起我和查理长期享有的那种信任。达到这种信任水平应该不需要太久。我的子女和伯克希尔的董事们已经百分百支持格雷格。如今三名子女都已足够成熟、聪慧、精力充沛且判断力敏锐,能够妥善管理巨额财富。等我离世后,他们依然在世,这也是一大优势;必要时,他们可以根据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动态,采取前瞻性或应对性策略。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周围发生巨变的世界。“在坟墓里发号施令”历来效果不佳,我也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所幸三名子女均从他们母亲那里继承了主导性的优秀基因。几十年来,我也努力成为他们思想和行为更好的榜样——但我永远无法与他们的母亲相提并论。
我已为子女指定了三位候补受托人,以防他们过早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这些候补受托人不分先后顺序,也未与特定子女绑定。他们皆为人出众,处世睿智,彼此间没有利益冲突。
我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不必畏惧失败或失望——这些本是人生常态,我自身也经历过。他们只需在政府项目和/或私人慈善机构通常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改进,同时认识到这些其他财富再分配方式也存在缺陷。早年间,我曾构想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尽管我固执己见,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并不可行。多年来,我也目睹过由政治投机者、王朝继承者主导的考虑不周的财富转移,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力不足或想法古怪的慈善家的做法。
只要我的子女能把慈善工作做得不错,他们就可以确信,他们的母亲和我会感到欣慰。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且已有多年实践经验:从最初微不足道的金额起步,后来资金规模不规则地增长,如今每年已超过5亿美元。三人都乐于投入大量时间帮助他人,各自以独特方式践行着这份热忱。
我加快向子女的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与的步伐,绝不意味着我对伯克希尔前景的看法发生了任何改变。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最初认为他应接任伯克希尔CEO时对他的高期望。他对我们许多业务和人员的理解远胜于现在的我,而且他在许多CEO甚至不会考虑的事务上学习速度极快。我想不出有哪位CEO、管理顾问、学者、政府成员——无论什么身份——能比格雷格更适合打理你我的积蓄。例如,他对我们财产险/意外险业务的增长潜力和风险的洞察,远超许多长期从事该行业的执行官。唯愿他未来几十年都能保持健康。若运气稍佳,伯克希尔未来百年只需五六位CEO。尤其应避开那些以65岁退休、炫富或建立家族王朝为目标的人选。
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是: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中优秀且忠诚的CEO会罹患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导致长期丧失能力的疾病。我和查理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却未能采取行动。这种疏忽可能酿成大错。董事会必须警惕CEO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CEO也必须关注子公司高管是否有类似问题。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能列举几家大公司过去的例子。我唯一能给的建议是:董事们应保持警惕,敢于发声。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试图通过要求披露CEO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对比来让CEO难堪。结果,委托投票说明书迅速从之前的20页或更少膨胀到100多页。
但这些善意举措并未奏效;反而适得其反。根据我的大多数观察——A公司的CEO看到竞争对手B公司CEO的薪酬后,会委婉地向自己的董事会暗示,他应获得更高薪酬。当然,他还会提高董事的薪酬,并精心挑选薪酬委员会成员。新规定催生了嫉妒,而非克制。这种“攀比效应”愈演愈烈。真正困扰那些非常富有的CEO的——毕竟他们也是人——往往是其他CEO变得更富有。嫉妒与贪婪如影随形。试问哪位顾问曾建议大幅削减CEO薪酬或董事报酬?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业务前景略优于平均水平,其中几家规模可观、与其他业务关联性低的“明星企业”表现突出。然而,一二十年后,必将涌现许多表现优于伯克希尔的企业;我们的规模终将成为发展的掣肘。
在我所知的所有企业中,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概率最低。而且,伯克希尔拥有比我几乎所熟知的任何公司(我见过的公司可不少)都更具股东意识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最重要的是,伯克希尔的经营始终以对美国有利为原则,绝不会涉足任何可能让自己陷入“乞求者”境地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管理层会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重要责任——但他们绝不会追求“家族传承”或“炫富”。
我们的股价会波动不定,在我管理公司的60年里曾三次下跌约50%,未来偶尔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但不必绝望:美国终将复苏,伯克希尔的股价也必将回升。
最后几点感悟
或许是一个略带私心的感悟:我欣慰地说,我对人生后半程的满意度远超前半程。我的建议是: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苛责自己——至少从中吸取些许教训,然后继续前进。任何时候想要改进都不算晚。找到对的榜样,然后效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Tom Murphy)开始;他是最好的榜样。
还记得后来以诺贝尔奖闻名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吗?据称,他弟弟去世时,一家报纸搞混了,误将他的名字登在了讣告上。诺贝尔读到了自己的“讣告”,内容令他震惊,并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行为方式。
别指望报社出错:想清楚你希望自己的讣告写些什么,然后用一生的行动去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伟大并非源于积累巨额财富、获得大量曝光或掌握政府大权。当你以成千上万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去帮助他人时,便是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善行无需成本,却价值连城。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黄金法则”都是为人处世的最佳准则。
写下这些话时,我深知自己曾无数次考虑不周,犯过很多错误,但幸运的是,我从几位挚友身上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尽管离完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记住,保洁员和董事长一样,都是平等的人。
祝愿所有读到这封信的人感恩节快乐。是的,即使是那些性情乖戾的人——改变永远不嫌晚。记得感谢美国,它为你创造了无限机遇。但回报分配难免变幻莫测,有时甚至暗藏贪腐。
谨慎选择你的榜样,然后努力效仿他们。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总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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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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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已正式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位95岁的 “奥马哈先知” 本月早些时候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股东发了一封信,简述了其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以及停止撰写其传奇年度报告的决定,此举标志着他历史性任职生涯的结束。如今,当全美各地的家庭齐聚一堂,共享火鸡,表达感恩之时,投资界却在消化一份特殊的大餐——这位最受赞誉的传奇人物最终选择“归于沉寂”。
这封日期为11月10日的信函证实,巴菲特长久以来的副手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不过,最令人感慨的变化在于巴菲特的沟通方式。数十年来,他的年度股东信一直是投资者的“圣经”,既融合了朴实的智慧,又不乏敏锐的财务洞察力与坦诚的态度。如今,他表示这一传统将画上句号。
巴菲特在信中写道:“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滔滔不绝。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归于沉寂’了,算是吧。”
这种“算是吧”是典型的巴菲特式委婉表达。尽管他将从管理这家万亿市值集团的繁重职责中退居二线,但仍计划保留一条独特的沟通渠道。他向股东们保证:“我将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继续与各位股东以及我的孩子们聊聊伯克希尔的情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群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格外慷慨,愿意与不幸的人分享自己的收益。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
除了信之外,巴菲特还拿出了一项彰显这份慷慨的实际行动。他将1800股A类股票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价值约13.5亿美元),并立即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舍伍德基金会(The Sherwood Foundation)、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以及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这一举措延续了他毕生的承诺——将99%的净资产用于慈善事业。
巴菲特在信中盛赞其继任者,向投资者保证公司将稳如泰山。巴菲特写道:“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成为掌舵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勤奋的实干家,也是一位坦诚的沟通者。祝愿他任期长久。”
此外,这封信也饱含个人情感,回顾了他与已故的查理・芒格长达64年的友谊,以及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生活的种种机缘巧合。他恳请读者“容我在今年先稍作追忆”,并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归功于“奥马哈水中的神奇成分”以及生于美国的纯粹运气。
对于商界而言,这封信无异于这位在70年间引领资本穿越市场风浪的传奇人物所留下的最后一份“航行指南”。他传递的核心思想始终如一:看好美国,相信复利,正视错误。
他说:“人无完人,但求日臻完善” 。
在格雷格・阿贝尔为接任做准备之际,明年春天来自奥马哈的 “沉寂” 将比以往更加引人瞩目。届时,我们将不再有冗长的年度宣言可供剖析,也没有马拉松式的问答环节可供解读深层含义。取而代之的是这份感恩节寄语,也是这位全球最伟大投资者留下的最后温柔提醒:金钱固然重要,但能够用来行善的时间,才是唯一会真正贬值的资产。
以下为致股东信全文:
今日(11月10日),沃伦·E·巴菲特将1800股A类股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并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其中150万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其余三家基金会——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和NoVo基金会——各获赠40万股。上述捐赠已于今日完成。
巴菲特先生致全体股东的评论如下:
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隐退”了。
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于年底接任掌门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工作孜孜不倦,沟通坦诚直率。愿他任期长久。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与各位股东及我的子女聊聊伯克希尔的近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总是格外慷慨地与境遇不佳的人分享收益。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容我先稍作回忆,随后谈谈我的伯克希尔股份分配计划,最后分享一些商业与个人见解。
感恩节将至,如今95岁高龄的我,既心怀感恩,也对自己依然健在感到意外。年轻时,我从未料到能活这么久。早年间,我曾险些丧命。那是1938年,当时奥马哈市民将当地医院分为天主教医院和新教医院,这种分类在当时似乎理所当然。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位友善的天主教徒,出诊时总提着一个黑色医药包。他叫我“小船长”,诊疗收费也不高。1938年,我突发剧烈腹痛,霍茨医生上门检查后,告诉我次日早上就会好转,随后便回家吃饭、打桥牌去了。然而,我那有些异常的症状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当晚深夜,他便安排我前往圣凯瑟琳医院(St. Catherine's Hospital)接受紧急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周,我仿佛置身修道院,并开始喜欢上这个新“讲台”。我向来爱说话——没错,那时也不例外——修女们对我很是包容。更棒的是,我三年级的老师麦德森(Madsen)小姐让全班30位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男生们的信我大概都扔了,但女生们的信却读了一遍又一遍——住院也有意外收获。
我康复期间最难忘的时刻——实际上术后第一周大部分时间情况都不太稳定——是我亲爱的伊迪(Edie)姨妈送我的一份礼物: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当即给所有照料我的修女都采集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接收的第一个新教孩子,她们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我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万一哪天某个修女走上歧途,联邦调查局(FBI)会发现他们忽略了采集修女的指纹。20世纪30年代,FBI及其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美国备受尊崇,我幻想着胡佛先生会亲自来奥马哈查看我这份珍贵的收藏。我还进一步幻想,我和胡佛能迅速识别并逮捕那个误入歧途的修女。届时我必定会全国闻名。
显然,我的幻想从未实现。但讽刺的是,几年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我本该给J·埃德加本人采集指纹——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嗯,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那时我和朋友们梦寐以求的不过是一副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只棒球手套和一套电动火车。接下来,我想说说那个年代和我住得很近、对我人生影响深远,但过了很久我才认识的几个人。
首先要说的是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我长达64年的挚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住的地方离我1958年购置并居住至今的房子仅隔一个街区。
早年,我与查理擦肩而过,未能成为朋友。查理比我大6岁零8个月,1940年夏天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挣2美元。(节俭深植于巴菲特家族的血液中。)次年我在同一家店做类似工作,但直到1959年——他35岁、我28岁时——我们才初次相遇。
二战服役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随后永久移居加利福尼亚。但查理始终认为在奥马哈的早年岁月塑造了他的人生。60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巨大,他是我最好的导师和保护我的“兄长”。我们虽有分歧,但从未争吵过。他的字典里没有“我早告诉过你”这句话。
1958年,我购置了人生中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产。当然,它位于奥马哈,离我长大的地方(宽泛定义)约两英里,距我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只需6到7分钟。
再说说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斯坦于1968年将《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出售给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之邀迁居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子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与当地一家晨报展开生死较量,对方出版布法罗唯一的周日版报纸,而我们正处于下风。最终,斯坦打造了我们的新版周日刊。此后数年,这份曾严重亏损的报纸,为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带来了年均超过100%的税前回报。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收入对伯克希尔至关重要。
斯坦在离我家约五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他的邻居之一是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诸位想必记得,正是沃尔特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引入伯克希尔。直到202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伯克希尔宝贵的董事,也是我的挚友。数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领袖,奥马哈市乃至整个州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沃尔特就读于本森高中(Benson High School),我原本也计划就读这所学校——直到1942年,我父亲在国会竞选中击败一位连任四届的现任议员,令所有人惊讶。人生充满意外。
等等,还有。
1959年,唐·基奥(Don Keough)和他年幼的家人们住在我家正对面,距离芒格一家曾居住的地方约100码。当时唐还是个咖啡推销员,但后来注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伯克希尔尽职尽责的董事。
我认识唐时,他年薪1.2万美元,却要和妻子米琪(Mickie)抚养五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要上天主教学校(需要学费)。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来自艾奥瓦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早年他娶了奥马哈姑娘米琪。加入可口可乐公司后,唐逐渐成为全球传奇人物。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乐”。唐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恢复了“经典可乐”的销售。他解释称,当时寄给“头号白痴”的邮件都会直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促使他改变了主意。他那次“撤回”演讲堪称经典,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他欣然承认,事实上,可口可乐产品属于公众而非公司。随后销量大幅飙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观看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的采访也同样精彩。)和查理·芒格一样,唐永远保持着中西部人的本色——热情、友善,骨子里透着美国人的特质。
最后要提的是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和格雷格·阿贝尔。阿吉特在印度出生长大;而格雷格是我们即将上任的加拿大籍CEO,二人都在20世纪末于奥马哈生活过几年。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住在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但当时我们从未谋面。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真有什么神奇成分?
我在华盛顿特区度过了一些青少年时光(当时我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自以为会做一辈子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和杰瑞·纽曼(Jerry Newman)待我极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身挚友。纽约有独特的优势——至今依然如此。然而,1956年,仅仅工作了一年半后,我便回到了奥马哈,此后再未离开。后来,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就读公立学校(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我父亲是1921届,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Susie)是1950届,还有查理、斯坦·利普西、欧文(Irv)和罗恩·布鲁姆金(Ron Blumkin)——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Nebraska Furniture Mart)发展的关键人物——以及杰克·林沃特(Jack Ringwalt,1923届),他创立了国民赔偿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这成为我们庞大财产险/意外险业务的基础。
我们国家拥有许多伟大的公司、学校和医疗设施,每个都肯定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人才。但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在奥马哈,我得以结识众多终身挚友,遇见我的两任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年少时结识了许多有趣且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并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Nebraska National Guard)结交了形形色色的朋友。简而言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首往昔,我认为,无论是伯克希尔还是我本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扎根于奥马哈,而非其他地方。美国中部是一个出生、养家、创业的绝佳之地。纯粹是靠运气——我出生时就抽中了一根长得离谱的好签。
现在说说我的高龄。我的基因并不特别有利——家族有史以来的长寿记录(诚然,追溯久远的家族记录会变得模糊)在我之前是92岁。但我在奥马哈遇到了睿智、友善且尽职尽责的医生,从哈利·霍茨开始,直到今天。至少有三次,我的生命得以挽救,每次都是由离我家几英里范围内的医生救治的。(不过,我已经放弃给护士采集指纹了……95岁的人可以做很多古怪的事……但总得有个限度。)
能活到老年需要极大的好运,每天都要避开香蕉皮、自然灾害、酒驾或分心驾驶的司机、雷击等等,不一而足。
但幸运女神变幻莫测,而且——没有别的词更贴切——极不公平。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和富人获得的好运远超其应得份额——而这些受益者往往不愿承认。王朝继承者一出生就获得了终身的财务独立,而另一些人来到世间,却要面对地狱般的早年生活,或者更糟的是,身体或精神的残疾剥夺了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世界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很可能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的姐妹们处境会更糟。
我于1930年出生,身体健康,智力尚可,是白人男性,并且生在美国。哇!谢谢你,幸运女神。我的姐妹们和我智商相当,性格甚至更好,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前景。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幸运女神持续眷顾,但她有比关照90多岁老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幸运终有尽头。
相反,时间之父(Father Time)随着我年岁增长,对我愈发“关注”。他从未被击败;在他看来,每个人最终都会记在他的记分牌上,算作“胜出”。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间之父已经临近。我衰老得比较晚——衰老的开始时间因人而异——但一旦出现,就无法否认。
令我惊讶的是,我总体感觉良好。尽管行动缓慢,阅读越来越困难,我仍每周五天在办公室与优秀的同仁共事。偶尔,我还能想出一些有用的点子,或者有人主动提出我们原本可能错过的合作邀约。鉴于伯克希尔的规模和当前市场水平,好点子虽少——但并非没有。
然而,我意料之外的长寿,对我的家庭和慈善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重大影响。
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些影响。
未来规划
我的子女均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为72岁、70岁和67岁。若打赌他们三人——如今在诸多方面都处于巅峰状态——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延缓衰老,那将是个错误。为了提高他们在候补受托人接替之前处置我几乎全部遗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管理的三家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与的步伐。我的孩子们现在在经验和智慧方面正值黄金时期,但尚未步入老年。这段“黄金”时期不会永远持续。
幸运的是,调整计划很容易执行。然而,还有一个额外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直到伯克希尔股东对格雷格建立起我和查理长期享有的那种信任。达到这种信任水平应该不需要太久。我的子女和伯克希尔的董事们已经百分百支持格雷格。如今三名子女都已足够成熟、聪慧、精力充沛且判断力敏锐,能够妥善管理巨额财富。等我离世后,他们依然在世,这也是一大优势;必要时,他们可以根据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动态,采取前瞻性或应对性策略。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周围发生巨变的世界。“在坟墓里发号施令”历来效果不佳,我也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所幸三名子女均从他们母亲那里继承了主导性的优秀基因。几十年来,我也努力成为他们思想和行为更好的榜样——但我永远无法与他们的母亲相提并论。
我已为子女指定了三位候补受托人,以防他们过早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这些候补受托人不分先后顺序,也未与特定子女绑定。他们皆为人出众,处世睿智,彼此间没有利益冲突。
我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不必畏惧失败或失望——这些本是人生常态,我自身也经历过。他们只需在政府项目和/或私人慈善机构通常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改进,同时认识到这些其他财富再分配方式也存在缺陷。早年间,我曾构想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尽管我固执己见,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并不可行。多年来,我也目睹过由政治投机者、王朝继承者主导的考虑不周的财富转移,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力不足或想法古怪的慈善家的做法。
只要我的子女能把慈善工作做得不错,他们就可以确信,他们的母亲和我会感到欣慰。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且已有多年实践经验:从最初微不足道的金额起步,后来资金规模不规则地增长,如今每年已超过5亿美元。三人都乐于投入大量时间帮助他人,各自以独特方式践行着这份热忱。
我加快向子女的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与的步伐,绝不意味着我对伯克希尔前景的看法发生了任何改变。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最初认为他应接任伯克希尔CEO时对他的高期望。他对我们许多业务和人员的理解远胜于现在的我,而且他在许多CEO甚至不会考虑的事务上学习速度极快。我想不出有哪位CEO、管理顾问、学者、政府成员——无论什么身份——能比格雷格更适合打理你我的积蓄。例如,他对我们财产险/意外险业务的增长潜力和风险的洞察,远超许多长期从事该行业的执行官。唯愿他未来几十年都能保持健康。若运气稍佳,伯克希尔未来百年只需五六位CEO。尤其应避开那些以65岁退休、炫富或建立家族王朝为目标的人选。
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是: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中优秀且忠诚的CEO会罹患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导致长期丧失能力的疾病。我和查理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却未能采取行动。这种疏忽可能酿成大错。董事会必须警惕CEO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CEO也必须关注子公司高管是否有类似问题。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能列举几家大公司过去的例子。我唯一能给的建议是:董事们应保持警惕,敢于发声。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试图通过要求披露CEO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对比来让CEO难堪。结果,委托投票说明书迅速从之前的20页或更少膨胀到100多页。
但这些善意举措并未奏效;反而适得其反。根据我的大多数观察——A公司的CEO看到竞争对手B公司CEO的薪酬后,会委婉地向自己的董事会暗示,他应获得更高薪酬。当然,他还会提高董事的薪酬,并精心挑选薪酬委员会成员。新规定催生了嫉妒,而非克制。这种“攀比效应”愈演愈烈。真正困扰那些非常富有的CEO的——毕竟他们也是人——往往是其他CEO变得更富有。嫉妒与贪婪如影随形。试问哪位顾问曾建议大幅削减CEO薪酬或董事报酬?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业务前景略优于平均水平,其中几家规模可观、与其他业务关联性低的“明星企业”表现突出。然而,一二十年后,必将涌现许多表现优于伯克希尔的企业;我们的规模终将成为发展的掣肘。
在我所知的所有企业中,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概率最低。而且,伯克希尔拥有比我几乎所熟知的任何公司(我见过的公司可不少)都更具股东意识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最重要的是,伯克希尔的经营始终以对美国有利为原则,绝不会涉足任何可能让自己陷入“乞求者”境地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管理层会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重要责任——但他们绝不会追求“家族传承”或“炫富”。
我们的股价会波动不定,在我管理公司的60年里曾三次下跌约50%,未来偶尔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但不必绝望:美国终将复苏,伯克希尔的股价也必将回升。
最后几点感悟
或许是一个略带私心的感悟:我欣慰地说,我对人生后半程的满意度远超前半程。我的建议是: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苛责自己——至少从中吸取些许教训,然后继续前进。任何时候想要改进都不算晚。找到对的榜样,然后效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Tom Murphy)开始;他是最好的榜样。
还记得后来以诺贝尔奖闻名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吗?据称,他弟弟去世时,一家报纸搞混了,误将他的名字登在了讣告上。诺贝尔读到了自己的“讣告”,内容令他震惊,并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行为方式。
别指望报社出错:想清楚你希望自己的讣告写些什么,然后用一生的行动去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伟大并非源于积累巨额财富、获得大量曝光或掌握政府大权。当你以成千上万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去帮助他人时,便是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善行无需成本,却价值连城。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黄金法则”都是为人处世的最佳准则。
写下这些话时,我深知自己曾无数次考虑不周,犯过很多错误,但幸运的是,我从几位挚友身上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尽管离完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记住,保洁员和董事长一样,都是平等的人。
祝愿所有读到这封信的人感恩节快乐。是的,即使是那些性情乖戾的人——改变永远不嫌晚。记得感谢美国,它为你创造了无限机遇。但回报分配难免变幻莫测,有时甚至暗藏贪腐。
谨慎选择你的榜样,然后努力效仿他们。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总能变得更好。
这封日期为11月10日的信函证实,巴菲特长久以来的副手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不过,最令人感慨的变化在于巴菲特的沟通方式。数十年来,他的年度股东信一直是投资者的“圣经”,既融合了朴实的智慧,又不乏敏锐的财务洞察力与坦诚的态度。如今,他表示这一传统将画上句号。
巴菲特在信中写道:“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滔滔不绝。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归于沉寂’了,算是吧。”
这种“算是吧”是典型的巴菲特式委婉表达。尽管他将从管理这家万亿市值集团的繁重职责中退居二线,但仍计划保留一条独特的沟通渠道。他向股东们保证:“我将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继续与各位股东以及我的孩子们聊聊伯克希尔的情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群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格外慷慨,愿意与不幸的人分享自己的收益。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
除了信之外,巴菲特还拿出了一项彰显这份慷慨的实际行动。他将1800股A类股票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价值约13.5亿美元),并立即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舍伍德基金会(The Sherwood Foundation)、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以及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这一举措延续了他毕生的承诺——将99%的净资产用于慈善事业。
巴菲特在信中盛赞其继任者,向投资者保证公司将稳如泰山。巴菲特写道:“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成为掌舵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勤奋的实干家,也是一位坦诚的沟通者。祝愿他任期长久。”
此外,这封信也饱含个人情感,回顾了他与已故的查理・芒格长达64年的友谊,以及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生活的种种机缘巧合。他恳请读者“容我在今年先稍作追忆”,并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归功于“奥马哈水中的神奇成分”以及生于美国的纯粹运气。
对于商界而言,这封信无异于这位在70年间引领资本穿越市场风浪的传奇人物所留下的最后一份“航行指南”。他传递的核心思想始终如一:看好美国,相信复利,正视错误。
他说:“人无完人,但求日臻完善” 。
在格雷格・阿贝尔为接任做准备之际,明年春天来自奥马哈的 “沉寂” 将比以往更加引人瞩目。届时,我们将不再有冗长的年度宣言可供剖析,也没有马拉松式的问答环节可供解读深层含义。取而代之的是这份感恩节寄语,也是这位全球最伟大投资者留下的最后温柔提醒:金钱固然重要,但能够用来行善的时间,才是唯一会真正贬值的资产。
以下为致股东信全文:
今日(11月10日),沃伦·E·巴菲特将1800股A类股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并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其中150万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其余三家基金会——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和NoVo基金会——各获赠40万股。上述捐赠已于今日完成。
巴菲特先生致全体股东的评论如下:
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用英国人的话说,我要“隐退”了。
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于年底接任掌门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工作孜孜不倦,沟通坦诚直率。愿他任期长久。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与各位股东及我的子女聊聊伯克希尔的近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总是格外慷慨地与境遇不佳的人分享收益。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容我先稍作回忆,随后谈谈我的伯克希尔股份分配计划,最后分享一些商业与个人见解。
感恩节将至,如今95岁高龄的我,既心怀感恩,也对自己依然健在感到意外。年轻时,我从未料到能活这么久。早年间,我曾险些丧命。那是1938年,当时奥马哈市民将当地医院分为天主教医院和新教医院,这种分类在当时似乎理所当然。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位友善的天主教徒,出诊时总提着一个黑色医药包。他叫我“小船长”,诊疗收费也不高。1938年,我突发剧烈腹痛,霍茨医生上门检查后,告诉我次日早上就会好转,随后便回家吃饭、打桥牌去了。然而,我那有些异常的症状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当晚深夜,他便安排我前往圣凯瑟琳医院(St. Catherine's Hospital)接受紧急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周,我仿佛置身修道院,并开始喜欢上这个新“讲台”。我向来爱说话——没错,那时也不例外——修女们对我很是包容。更棒的是,我三年级的老师麦德森(Madsen)小姐让全班30位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男生们的信我大概都扔了,但女生们的信却读了一遍又一遍——住院也有意外收获。
我康复期间最难忘的时刻——实际上术后第一周大部分时间情况都不太稳定——是我亲爱的伊迪(Edie)姨妈送我的一份礼物: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当即给所有照料我的修女都采集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接收的第一个新教孩子,她们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我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万一哪天某个修女走上歧途,联邦调查局(FBI)会发现他们忽略了采集修女的指纹。20世纪30年代,FBI及其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美国备受尊崇,我幻想着胡佛先生会亲自来奥马哈查看我这份珍贵的收藏。我还进一步幻想,我和胡佛能迅速识别并逮捕那个误入歧途的修女。届时我必定会全国闻名。
显然,我的幻想从未实现。但讽刺的是,几年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我本该给J·埃德加本人采集指纹——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嗯,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那时我和朋友们梦寐以求的不过是一副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只棒球手套和一套电动火车。接下来,我想说说那个年代和我住得很近、对我人生影响深远,但过了很久我才认识的几个人。
首先要说的是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我长达64年的挚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住的地方离我1958年购置并居住至今的房子仅隔一个街区。
早年,我与查理擦肩而过,未能成为朋友。查理比我大6岁零8个月,1940年夏天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挣2美元。(节俭深植于巴菲特家族的血液中。)次年我在同一家店做类似工作,但直到1959年——他35岁、我28岁时——我们才初次相遇。
二战服役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随后永久移居加利福尼亚。但查理始终认为在奥马哈的早年岁月塑造了他的人生。60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巨大,他是我最好的导师和保护我的“兄长”。我们虽有分歧,但从未争吵过。他的字典里没有“我早告诉过你”这句话。
1958年,我购置了人生中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产。当然,它位于奥马哈,离我长大的地方(宽泛定义)约两英里,距我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只需6到7分钟。
再说说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斯坦于1968年将《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出售给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之邀迁居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子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与当地一家晨报展开生死较量,对方出版布法罗唯一的周日版报纸,而我们正处于下风。最终,斯坦打造了我们的新版周日刊。此后数年,这份曾严重亏损的报纸,为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带来了年均超过100%的税前回报。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收入对伯克希尔至关重要。
斯坦在离我家约五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他的邻居之一是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诸位想必记得,正是沃尔特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引入伯克希尔。直到202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伯克希尔宝贵的董事,也是我的挚友。数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领袖,奥马哈市乃至整个州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沃尔特就读于本森高中(Benson High School),我原本也计划就读这所学校——直到1942年,我父亲在国会竞选中击败一位连任四届的现任议员,令所有人惊讶。人生充满意外。
等等,还有。
1959年,唐·基奥(Don Keough)和他年幼的家人们住在我家正对面,距离芒格一家曾居住的地方约100码。当时唐还是个咖啡推销员,但后来注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伯克希尔尽职尽责的董事。
我认识唐时,他年薪1.2万美元,却要和妻子米琪(Mickie)抚养五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要上天主教学校(需要学费)。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来自艾奥瓦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早年他娶了奥马哈姑娘米琪。加入可口可乐公司后,唐逐渐成为全球传奇人物。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乐”。唐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恢复了“经典可乐”的销售。他解释称,当时寄给“头号白痴”的邮件都会直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促使他改变了主意。他那次“撤回”演讲堪称经典,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他欣然承认,事实上,可口可乐产品属于公众而非公司。随后销量大幅飙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观看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的采访也同样精彩。)和查理·芒格一样,唐永远保持着中西部人的本色——热情、友善,骨子里透着美国人的特质。
最后要提的是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和格雷格·阿贝尔。阿吉特在印度出生长大;而格雷格是我们即将上任的加拿大籍CEO,二人都在20世纪末于奥马哈生活过几年。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住在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但当时我们从未谋面。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真有什么神奇成分?
我在华盛顿特区度过了一些青少年时光(当时我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自以为会做一辈子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和杰瑞·纽曼(Jerry Newman)待我极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身挚友。纽约有独特的优势——至今依然如此。然而,1956年,仅仅工作了一年半后,我便回到了奥马哈,此后再未离开。后来,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就读公立学校(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我父亲是1921届,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Susie)是1950届,还有查理、斯坦·利普西、欧文(Irv)和罗恩·布鲁姆金(Ron Blumkin)——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Nebraska Furniture Mart)发展的关键人物——以及杰克·林沃特(Jack Ringwalt,1923届),他创立了国民赔偿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这成为我们庞大财产险/意外险业务的基础。
我们国家拥有许多伟大的公司、学校和医疗设施,每个都肯定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人才。但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在奥马哈,我得以结识众多终身挚友,遇见我的两任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年少时结识了许多有趣且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并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Nebraska National Guard)结交了形形色色的朋友。简而言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首往昔,我认为,无论是伯克希尔还是我本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扎根于奥马哈,而非其他地方。美国中部是一个出生、养家、创业的绝佳之地。纯粹是靠运气——我出生时就抽中了一根长得离谱的好签。
现在说说我的高龄。我的基因并不特别有利——家族有史以来的长寿记录(诚然,追溯久远的家族记录会变得模糊)在我之前是92岁。但我在奥马哈遇到了睿智、友善且尽职尽责的医生,从哈利·霍茨开始,直到今天。至少有三次,我的生命得以挽救,每次都是由离我家几英里范围内的医生救治的。(不过,我已经放弃给护士采集指纹了……95岁的人可以做很多古怪的事……但总得有个限度。)
能活到老年需要极大的好运,每天都要避开香蕉皮、自然灾害、酒驾或分心驾驶的司机、雷击等等,不一而足。
但幸运女神变幻莫测,而且——没有别的词更贴切——极不公平。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和富人获得的好运远超其应得份额——而这些受益者往往不愿承认。王朝继承者一出生就获得了终身的财务独立,而另一些人来到世间,却要面对地狱般的早年生活,或者更糟的是,身体或精神的残疾剥夺了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世界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很可能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的姐妹们处境会更糟。
我于1930年出生,身体健康,智力尚可,是白人男性,并且生在美国。哇!谢谢你,幸运女神。我的姐妹们和我智商相当,性格甚至更好,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前景。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幸运女神持续眷顾,但她有比关照90多岁老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幸运终有尽头。
相反,时间之父(Father Time)随着我年岁增长,对我愈发“关注”。他从未被击败;在他看来,每个人最终都会记在他的记分牌上,算作“胜出”。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间之父已经临近。我衰老得比较晚——衰老的开始时间因人而异——但一旦出现,就无法否认。
令我惊讶的是,我总体感觉良好。尽管行动缓慢,阅读越来越困难,我仍每周五天在办公室与优秀的同仁共事。偶尔,我还能想出一些有用的点子,或者有人主动提出我们原本可能错过的合作邀约。鉴于伯克希尔的规模和当前市场水平,好点子虽少——但并非没有。
然而,我意料之外的长寿,对我的家庭和慈善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重大影响。
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些影响。
未来规划
我的子女均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为72岁、70岁和67岁。若打赌他们三人——如今在诸多方面都处于巅峰状态——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延缓衰老,那将是个错误。为了提高他们在候补受托人接替之前处置我几乎全部遗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管理的三家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与的步伐。我的孩子们现在在经验和智慧方面正值黄金时期,但尚未步入老年。这段“黄金”时期不会永远持续。
幸运的是,调整计划很容易执行。然而,还有一个额外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直到伯克希尔股东对格雷格建立起我和查理长期享有的那种信任。达到这种信任水平应该不需要太久。我的子女和伯克希尔的董事们已经百分百支持格雷格。如今三名子女都已足够成熟、聪慧、精力充沛且判断力敏锐,能够妥善管理巨额财富。等我离世后,他们依然在世,这也是一大优势;必要时,他们可以根据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动态,采取前瞻性或应对性策略。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周围发生巨变的世界。“在坟墓里发号施令”历来效果不佳,我也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所幸三名子女均从他们母亲那里继承了主导性的优秀基因。几十年来,我也努力成为他们思想和行为更好的榜样——但我永远无法与他们的母亲相提并论。
我已为子女指定了三位候补受托人,以防他们过早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这些候补受托人不分先后顺序,也未与特定子女绑定。他们皆为人出众,处世睿智,彼此间没有利益冲突。
我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不必畏惧失败或失望——这些本是人生常态,我自身也经历过。他们只需在政府项目和/或私人慈善机构通常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改进,同时认识到这些其他财富再分配方式也存在缺陷。早年间,我曾构想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尽管我固执己见,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并不可行。多年来,我也目睹过由政治投机者、王朝继承者主导的考虑不周的财富转移,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力不足或想法古怪的慈善家的做法。
只要我的子女能把慈善工作做得不错,他们就可以确信,他们的母亲和我会感到欣慰。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且已有多年实践经验:从最初微不足道的金额起步,后来资金规模不规则地增长,如今每年已超过5亿美元。三人都乐于投入大量时间帮助他人,各自以独特方式践行着这份热忱。
我加快向子女的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与的步伐,绝不意味着我对伯克希尔前景的看法发生了任何改变。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最初认为他应接任伯克希尔CEO时对他的高期望。他对我们许多业务和人员的理解远胜于现在的我,而且他在许多CEO甚至不会考虑的事务上学习速度极快。我想不出有哪位CEO、管理顾问、学者、政府成员——无论什么身份——能比格雷格更适合打理你我的积蓄。例如,他对我们财产险/意外险业务的增长潜力和风险的洞察,远超许多长期从事该行业的执行官。唯愿他未来几十年都能保持健康。若运气稍佳,伯克希尔未来百年只需五六位CEO。尤其应避开那些以65岁退休、炫富或建立家族王朝为目标的人选。
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是: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中优秀且忠诚的CEO会罹患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导致长期丧失能力的疾病。我和查理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却未能采取行动。这种疏忽可能酿成大错。董事会必须警惕CEO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CEO也必须关注子公司高管是否有类似问题。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能列举几家大公司过去的例子。我唯一能给的建议是:董事们应保持警惕,敢于发声。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试图通过要求披露CEO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对比来让CEO难堪。结果,委托投票说明书迅速从之前的20页或更少膨胀到100多页。
但这些善意举措并未奏效;反而适得其反。根据我的大多数观察——A公司的CEO看到竞争对手B公司CEO的薪酬后,会委婉地向自己的董事会暗示,他应获得更高薪酬。当然,他还会提高董事的薪酬,并精心挑选薪酬委员会成员。新规定催生了嫉妒,而非克制。这种“攀比效应”愈演愈烈。真正困扰那些非常富有的CEO的——毕竟他们也是人——往往是其他CEO变得更富有。嫉妒与贪婪如影随形。试问哪位顾问曾建议大幅削减CEO薪酬或董事报酬?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业务前景略优于平均水平,其中几家规模可观、与其他业务关联性低的“明星企业”表现突出。然而,一二十年后,必将涌现许多表现优于伯克希尔的企业;我们的规模终将成为发展的掣肘。
在我所知的所有企业中,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概率最低。而且,伯克希尔拥有比我几乎所熟知的任何公司(我见过的公司可不少)都更具股东意识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最重要的是,伯克希尔的经营始终以对美国有利为原则,绝不会涉足任何可能让自己陷入“乞求者”境地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管理层会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重要责任——但他们绝不会追求“家族传承”或“炫富”。
我们的股价会波动不定,在我管理公司的60年里曾三次下跌约50%,未来偶尔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但不必绝望:美国终将复苏,伯克希尔的股价也必将回升。
最后几点感悟
或许是一个略带私心的感悟:我欣慰地说,我对人生后半程的满意度远超前半程。我的建议是: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苛责自己——至少从中吸取些许教训,然后继续前进。任何时候想要改进都不算晚。找到对的榜样,然后效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Tom Murphy)开始;他是最好的榜样。
还记得后来以诺贝尔奖闻名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吗?据称,他弟弟去世时,一家报纸搞混了,误将他的名字登在了讣告上。诺贝尔读到了自己的“讣告”,内容令他震惊,并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行为方式。
别指望报社出错:想清楚你希望自己的讣告写些什么,然后用一生的行动去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伟大并非源于积累巨额财富、获得大量曝光或掌握政府大权。当你以成千上万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去帮助他人时,便是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善行无需成本,却价值连城。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黄金法则”都是为人处世的最佳准则。
写下这些话时,我深知自己曾无数次考虑不周,犯过很多错误,但幸运的是,我从几位挚友身上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尽管离完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记住,保洁员和董事长一样,都是平等的人。
祝愿所有读到这封信的人感恩节快乐。是的,即使是那些性情乖戾的人——改变永远不嫌晚。记得感谢美国,它为你创造了无限机遇。但回报分配难免变幻莫测,有时甚至暗藏贪腐。
谨慎选择你的榜样,然后努力效仿他们。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总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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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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