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内，脑机产品的普及度“可能会超过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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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世界的所有交互都有可能引入脑机接口。

谢菁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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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熙昱锦是脑机接口领域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者。从最初接触强脑科技这家公司，到以合伙人的身份全职加入，她用了五年时间。这位法律博士希望能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但数年前，脑机接口对多数人而言还是一个太抽象的概念。

在目睹脑机接口技术为个体带来的具体的、颠覆式的改变之后，现在，她正努力将这项技术的价值讲述给更多人。她认为，脑机接口看似神奇，其实是一项基础的底层技术，如同上个世纪的电和之后的互联网。“我们与世界的所有交互都有可能引入脑机接口，应用场景是无限的。”

残疾人是强脑科技产品的重要用户。这家公司希望把价格打下来，让更多的国内的残疾人能负担得起更好用的义肢。为实现这一点，强脑科技一方面利用国内成熟的供应链降低成本，一方面联合更多的机构和企业，来为残疾人获取补贴和捐赠。这家初创企业，同时也是“杭州六小龙”之一，正努力创建一种新型的助残生态。

除残疾人外，阿兹海默症患者、患有孤独症或多动症的儿童，以及受焦虑、失眠困扰的人群，也是脑机接口技术可以惠及的群体。

围绕脑机接口技术，产生了不少接近科幻的设想。她提到一个有趣的未来场景：人类或许可以直接用脑电波交流，效率远超语言交流。然而，她认为通过脑机融合创造拥有极丰富知识和记忆的“增强人类”在目前看并不现实，因为人类对记忆的研究尚浅，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还处于非常初级的“线虫”阶段。

但何熙昱锦相信，未来五到十年，脑机产品的普及度可能会超过手机。以后，健全人和残障人士的边界会变得模糊，性别的差异也会缩小。而在更远的未来，或许可以实现“人躺着，用大脑控制几个机器人，让它们做事。”

此时，恰逢 1995 年的经典影片《攻壳机动队》在影院重映。片中，无限接近机器的人类与无限接近人类的机器，同时追问灵魂的本质。这个景象，或许不会只存在于屏幕上。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实录。

记者：当强脑科技还是一家位于美国某处地下室的初创企业时，你就已经接触并熟悉这家公司了。但为什么直到多年以后的2020年，才决定加入？

何熙昱锦：我和强脑科技创始人韩璧丞是同一年进入哈佛的，是很好的朋友。他很早就说过，将来要做一款假肢，让截肢的人戴上后感觉像自己的肢体一样灵活。

2015年，韩璧丞的公司成立了，最开始主要做底层技术研究，包括传感器等技术的研发。我是法律专业出身，在这个阶段能贡献的非常少，便没有全职参与。我当时更想做公益，毕业后先去农村做了一年扶贫，后来在纽约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我想做一些对社会有正向影响的事，并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而脑机接口在当时还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我和韩璧丞还是会定期沟通。

2020年，他告诉我公司有产品了，而且已经给残疾人用上了，问我要不要全职加入。我了解到很多产品案例，看到了技术对人的具体改变。当时强脑科技的产品已经开始产品化，接下来需要探索应用场景、推广普及，我想这时候我或许能发挥优势，于是就正式全职加入了公司，负责对外事务，把这项技术介绍给大家，获取更多人的支持。

我要感谢今年“杭州六小龙”的热度，让大家对中国技术更了解，更有信心了。

记者：对于科技初创企业来说，“讲清楚”确实很关键。你如何向大众解释这项技术的价值？

何熙昱锦：脑机接口是一项很神奇的底层技术，可以把它想象成上个世纪的电，或者之后的互联网。我们现在推出的这十几款产品，只是小树苗，之后这个领域会是整片雨林。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与世界的所有交互，核心都是神经信号。我们看到、听到、闻到、摸到、尝到的，最终都会转化成电信号在大脑里传递；我们的动作、表情、语言等输出，也都是由神经信号控制的。

脑机接口的作用，就是读懂这些神经信号，将其与外部连接，并影响这些神经信号。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与世界的所有交互都有可能引入脑机接口，应用场景是无限的。最开始，没有手的人可以控制机器手，没有腿的人可以控制机器腿，将来还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或许终极状态就是人躺着，用大脑控制几个机器人，让它们做事。

记者：听起来前景非常广阔，但你也曾形容“我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者，没有方向，没有指引”，是否有过怀疑、动摇的时刻？

何熙昱锦：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一定会经历各种挑战、失败、质疑。但韩璧丞是一个信念感很强的人。我们的信念感也来自最初从事脑机接口研究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实验室里看到了技术的可能性，让我们知道理论上是可行的。

比如用神经反馈训练提高专注力、经颅微电流刺激帮助睡眠，这些技术在医疗界已经被验证了几十年。但过去只能在医院里通过复杂仪器实现，我们要把复杂仪器变成便携式的、任何人戴上就能用的产品。大多数脑机接口公司其实都在做硬件升级这件事。

要实现这一点非常难，挑战一直存在。神经控制假肢是脑机接口里最难的技术之一。我们波士顿办公室当时有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生，他之前在做实验时，不小心在事故中失去了手。当时，我们特别想为他做点什么，于是帮他做了一个神经控制假肢，他特别喜欢，每天都用。做这件事时，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通过他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需求是刚需，市场会很大。

后来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我们的产品拿到了美国的医疗器械证，进入了美国的医保，在美国销量增长很快。因为美国的商业保险体系比较成熟，残疾人每四年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假肢。

但后来发现在国内，即便技术突破了、产品做出来了，残疾人还是买不起。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让大家很沮丧。我们的产品价格已经降到欧美同类高端假肢的1/5到1/10，可残疾人还是买不起。比如高端膝关节，我们把价格从同类产品的80万元降到了5万元左右，但很多残疾人的月薪可能只有一两千元，几万元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天文数字。

然而他们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中国有2500多万肢体残疾人，他们很难走出家门。普通的假肢更像一根拐杖，对他们帮助有限。我认识的一些大腿截肢的人，宁可拄拐杖、坐轮椅，也不穿假肢，因为很容易摔跤，造成二次伤害。

后来我们渐渐摸索出了一个“中国答案”，就是通过残联、基金会和爱心企业，在浙江率先发起了高科技助残公益项目。

这个项目由浙江省发改委、残联牵头，残基会发起，爱心企业捐赠善款去采购假肢，由我们负责装配和后续服务。其实大多数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都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中，有一部分预算用于公益。我们希望通过展示产品对残疾人生活的积极影响，吸引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关注这一领域。

记者：看上去是在创建一种新型的助残生态。

何熙昱锦：对，其实就是动用各种社会力量一起做这件事。我们作为创业公司，短期内能力有限，所以想出来这样一种开创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

目前来看情况还不错，去年阿里巴巴、浙能，还有珍惜生命基金会、爱尔基金会都参与了，今年零跑汽车、中通、白象等也陆续加入。因为它们看到了残疾人的明显变化。去年在浙江，我们给300个人装上了假肢。这种变化非常可视化、可量化。他们原本在家躺着领低保，装上假肢就能站起来、走出家门，重新加入生产力大军，并把照顾他/她的人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是共赢多赢的事。

记者：今年，强脑科技宣布下一代仿生手将具备“触觉反馈功能”。这一技术突破可能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何熙昱锦：触觉这个功能对肢残人士来说特别有意义，比如盲人。我们拿水杯时，不用看就知道拿起来没有，因为有触觉；而盲人没有视觉和触觉，完全不知道拿没拿住，要靠其他方式确认，很麻烦。

但这项技术很难。很多公司都在做压力传感、温度传感等传感器，现在不少机器人也安装了触觉传感器。但触觉的关键在于，读取到的信号是机器信号，要把它变成神经感知，让使用者感觉到，这是一个复杂的反馈过程。比如摸到40摄氏度的东西，要在残肢处给出相应的温度刺激，让使用者感觉到40摄氏度。

还有一个难点，如果触摸的地方和感觉的地方不一致，使用者的感受会很奇怪，不过好在人脑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叫“肢体想象”。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残疾人如果能通过假肢感觉到冷热和软硬，就会真的觉得这是自己的手。

目前我们内部已经有测试的样品了，下一步可能量产。

记者：今年我们看到国内外侵入式、半侵入式技术在快速迭代，强脑科技如何巩固在非侵入式这个赛道的优势？

何熙昱锦：中国有很多家做侵入式技术的公司，都很厉害。脑机接口是个想象空间无限大的市场，一定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进来，才能开发出它的潜力。

我们从来不觉得侵入式和非侵入式是竞争关系，而是解决不同问题的不同路径。侵入式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重大疾病，比如重度瘫痪，侵入式技术能够让重度瘫痪的人站起来；还有让盲人“看见”。而我们针对的人群，大概率不需要做开颅手术去装一个脑机接口，比如多数残疾人、自闭症或多动症的小朋友、阿尔茨海默症老人，还有压力大、焦虑、失眠的人，等等。

侵入式可能更精准，这一点非侵入式很难达到。简单来说，侵入式就像有人推倒墙听我们讲话，非侵入式是隔墙在五十公里以外听我们讲话，所以非侵入式读取信号的难度高很多，但好处是风险低，大多数是穿戴式的。很多时候，医疗效果和风险需要同时考量，当人无法承担高风险，或者觉得没必要承担时，非侵入式就是更好的选择。

记者：除了给残疾人安装义肢，你们的产品现在还有哪些主要的应用场景？

何熙昱锦：成年人的压力、焦虑和失眠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领域。但说实话，硬件产品的作用不会是立竿见影的。比如睡眠产品，不能期待像吃了安眠药之后会马上睡着。失眠是脑科学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而且失眠不是一种病，是一种症状，无数种病都会引起失眠。我们的产品不是用来治病的，只是帮一类人群让大脑快速放松，更容易入眠。

还有一个重要场景是儿童的孤独症和多动症，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群体。

小龄轻症孤独症患者使用产品是有效果的，我们的产品对语言和社交方面效果比较好。很多孤独症小朋友，之前不能讲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过后，开口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爸妈会激动地给我们打电话，觉得这个孩子以后有希望了。不过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需要长期康复干预。6 岁以前是黄金干预期，越早发现越好。

我们的产品研发出来、技术突破了，但市场推广还有困难，因为大家对孤独症的认知不足，这不是一家公司能解决的，需要先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孤独症，带孩子去筛查、医院确诊，然后寻求解决方案。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国家卫健委出台了政策，推动0到6岁儿童做孤独症筛查。很多省市包括浙江，今年把这项筛查纳入十大民生项目。浙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走在前面。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场景具有潜力，但尚未被公众了解？

何熙昱锦：一个很有趣的场景的是交互。现在的人工智能产品不管是DeepSeek还是Chat GPT，交互都要靠打字或说话，带宽很窄。脑机接口是大脑与外部机器的互联互通，但将来，如果大脑之间可以直接联通，我能让你直接理解我的想法，不需要通过语言来描述，这就是很科幻的场景了。

这个场景会很有趣，当然也会很尴尬，比如开会时大家用脑电波交流，有人有情绪的话，可能大家都能感知到。但将来技术成熟后，使用时一定是有办法控制的，就像说话一样，能决定说什么、不说什么，想传输什么、不传输什么。

记者：一些人认为，脑机接口是人类继续进化的开关，会创造出拥有极丰富知识和记忆的“增强人类”，这个话题属于科学范畴还是科幻范畴？

何熙昱锦：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类，在短期内还是比较难的。记忆能否被完整移植是个问题，和思维意识是不同维度的问题。短时间内，大家不用担心大脑内容被窃取，也不要相信植入芯片就不用学知识了。

但现在有一些实验能做到“改写”记忆。比如2019年，得克萨斯大学的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称其成功在鸣禽的大脑中植入记忆，使这只鸟在无需父母教导的情况下竟然自己会“唱歌”。这是一个比较开创性的写入实验。

还有一个小老鼠的实验：科学家训练小鼠通过推动正确杠杆获取食物，形成长期记忆后，在其海马体植入微型芯片记录记忆信号。随后用药物使小鼠“失忆”（忘记正确杠杆），再通过芯片回放记录的记忆信号，结果小鼠恢复了选择能力。这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记忆恢复/移植”，但人的记忆复杂太多了，能真的复制、移植应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记者：你相信未来五到十年，脑机产品的数量可能会比手机还多。你设想这个未来世界和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何熙昱锦：首先，在那个世界里，健全人和残障人士的边界会变得模糊，现在手机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将来的脑机产品也是如此，是我们感知和行动的辅助工具。这些设备可以让每个人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调整与环境的互动方式，让更多人用自己希望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

记者：如果用三个词定义脑机接口的未来，是哪三个词？

何熙昱锦：第一个是“赋能”。脑机接口确实能让人变得更好，让没有手的人能弹琴、画画，让没有腿的人能走路、跑步，让自闭症小朋友开口讲话。第二个，从公司角度，是“普惠”。我们不希望这项技术是阳春白雪，只存在于实验室或高端医疗机构。第三个是“颠覆”。它颠覆了我们与人、与世界的交互方式。

记者：为应对包括脑机接口这些颠覆式技术带来的时代变革，目前培养哪些能力至关重要？

何熙昱锦：我的很多学法律的同学担心会失业，但其实这些技术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替代人类，现在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机交互和协同的能力。人要会使用工具，说到底这些都是工具，现在最有价值的，就是会用这些工具的人，小学生写作文可能都会用到相关工具。

第二个很重要的能力是批判性思维和辨别能力。将来会有大量信息呈现在面前，人要能辨别真假、对错，这很重要，还要能挑战现有的认知。

第三是创造力。机器所有的输出都基于输入的经验和数据，而人能够从无到有进行创造，这是人与机器的一大区别。从0到1的创造，目前看来只有人能做到。

还有审美能力。如果把大脑研究的非常透彻，或许审美也能被解析，但大脑短期内还是很难被复制的。我们越研究越觉得大脑神奇。线虫是人类目前研究最透彻的生物，只有302个神经元，而人的大脑有860亿到1000亿个神经元，且连接和运行方式不断变化，很难被复制和理解。现在的脑科学水平可能还在“线虫”阶段，我们对人脑的理解还是很浅显的，当然人工智能会加速这个领域的研究。

记者：你收获的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它如何改变了你？

何熙昱锦：可能不是某个人给的，是生活教给我的，就是要活在当下。我是个非常 “YOLO”（You Only Live Once，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特别长远的规划。因为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很多东西随时可能改变，人也可能转瞬即逝，所以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活，肯定没错。特别是我们现在做的事，让我有紧迫感，觉得能做的时候就尽量去做。

我一定要做内心认可、想做的事，不想委屈自己。每天都拼尽全力，让每一天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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