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习近平红场阅兵：“逆基辛格”争议下，特朗普时代中俄关系“无上限”还是“走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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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普京和习近平一同出现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台上，并且慷慨地称习为“主要嘉宾”。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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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普京和习近平一同出现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台上，并且慷慨地称习为“主要嘉宾”。

冷战之后，俄罗斯联邦于1995年首次举办“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此后每5年一次“胜利日阅兵”成为俄罗斯在全球外交场上的高光时刻——每逢此时，红场上总会云集数十个国家的领导人，从前苏联成员国到美欧的盟友，尤其是2005年乔治·W·布什成为冷战后第一位亲自出席该活动的美国总统，至今仍是唯一。

今年的“胜利日阅兵”为80周年，主席台上领导人数量，略显凋零。由于俄乌冲突，欧美领导人普遍抵制，唯二打算参加的欧洲国家，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则遭到欧盟的严厉警告。

这让习近平的出席更为显著，也体现出俄乌战争后，中国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试图平衡的努力——一方面，依然保持与俄罗斯的外交互动，经贸关系甚至进一步加强；同时，声称应该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未向俄罗斯援助军火。

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100天，不仅与欧洲盟友渐生嫌隙，而且向普京示好，试图快速达成和平协议。这推动中国和欧盟、俄罗斯的互动关系也发生变化。

中国终于可以打破与欧洲关系的僵局，5月6日，中方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另外一种观点则甚嚣尘上，即特朗普在实施“反基辛格”式的外交战略，即通过结好俄罗斯来牵制中国，反转了基辛格时代“联华抗俄”的思路。

“逆基辛格”的成与败

“习近平和普京在红场上并肩而立，发送对普京而言强有力的信号：俄罗斯并非孤立无援，俄中伙伴关系坚如磐石，携手同行的决心毫不动摇，根本不存在‘逆基辛格’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前驻俄大使唐普德（Peter Tesch）公开表示，这种象征意义非同小可。至于双方将签署的协议是否能带来实质性内容，还有待观察。

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曾通过“联中制苏”策略重塑全球权力格局。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标志着冷战地缘博弈的重大转折。当时中苏因意识形态分歧与领土争端濒临战争边缘，美国敏锐捕捉到这一战略机遇。通过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基辛格成功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使苏联陷入战略孤立。尼克松政府借此实现三重目标：结束越南战争、缓解国内经济压力、重塑全球力量平衡。

某种程度上讲，“逆基辛格”的战略有其现实需求。美国的主要对手变了，冷战时代毫无疑问是苏联；而过去三届美国总统都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认为其科技崛起与军事现代化直接威胁美国霸权。

相比特朗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态度可能更为明显。他在5月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尽管乌克兰战争很重要，但“中国相关事态对世界未来的长期影响更为重大”。他呼吁重新聚焦于“我们的头号地缘政治对手——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

此外，卢比奥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曾警告，中国可能在十年内影响“生活中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凸显其对华政策的强硬态度。

但此时的中俄关系，不同于当年的中苏关系。

“‘逆基辛格’的愚蠢之处在于错误记忆了基辛格的角色。”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大卫·布罗斯托夫（David Brostoff）撰文表示，基辛格可不是通过与毛泽东的和解，来分裂中国和苏联，这并非华盛顿精心设计的结果，当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会晤毛泽东时，中苏已经分裂（1969年珍宝岛之战），因此，基辛格的优点在于他的机会主义：识别这一分裂并利用它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能力。

基辛格本人在回忆录中承认，其战略成功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当两个大国存在根本性矛盾时，第三方介入才能产生杠杆效应。

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表示，中国官员排斥“逆尼克松”情境，在北京的共识中，普京不太可能满足特朗普所要的乌克兰和平协议；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不信任已深且难以彻底逆转。

帕特里夏·金认为，令中国官员更为不安的，并非特朗普与普京的可能和解，而是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的紧密化。俄朝防务条约的签署只加深了这种焦虑。在中方看来，越来越需要担忧的是俄罗斯与平壤日益扩大的不透明军事联系及其可能在中国家门口创造的不稳定。

政、经、军冷热不均

根据位于欧洲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的报告显示，过去几年，从中俄之间处在“经济井喷”，安全合作上加强，政治上则相对平稳，甚至更有节制。

中俄双边贸易在过去十年中稳步增长，自俄乌战争以来更趋密切。2024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450亿美元，是2020年的两倍多。就价值而言，贸易收支相对均衡，仅有小幅俄罗斯顺差。

然而，从贸易商品结构来看却存在不平衡：俄罗斯对华出口主要是化石燃料及其他自然资源，而中国对俄出口则以汽车、拖拉机、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等制造业产品为主。因此，俄罗斯出口额对波动的能源市场高度敏感，其近年来出口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源于能源价格上涨。

特朗普上台后，中俄经贸关系继续增长，最近的数据是3月单月中国对俄罗斯出口77.7亿美元，同比上涨2%。

但在军事上，双方的合作军演在俄乌冲突后，大幅增加。习近平上台后，2013年到2019年之间，中俄每年合作军演，少则三四次，多则六七次，只有2016年达到八次；但从2022年开始，两国联合军演八次、七次，以及2024年的11次，为历年之最。

如果看政治上，根据墨卡托的统计，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票一致率，2021年以前都保持在90%以上，2018年时达到96%；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022年，双方投票一致的比例下降到89%，并且连年下降86%（2023）和83%（2024）。更明显的趋同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中，2018年两国完全一致的投票比例为77%，到2024年降至67%。

在乌克兰战争相关议题上，两国的分歧更突出。2018年至2021年间的8次乌克兰相关投票中，中国仅弃权一次，其余7次中俄均投反对票；但自战争爆发以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共就乌克兰议题进行了13次投票，中国弃权了其中8次。

上述报告称，仍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一致率下降，但两国在联合国场合的协调性依然很高，而且两国未在安理会中出现直接对立投票。安理会投票若出现分歧，通常是一方投赞成或反对票，而另一方选择弃权。

“中俄自称的‘无上限伙伴关系’确实存在界限，尤其是在北京需要应对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局势时。”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员宋高祖（Claus Soong）表示，北京在某些领域采取了与莫斯科不同的立场——这提醒人们，两国对西方及其全球影响力的共同反感使他们保持一致，但并非正式结盟。

此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与普京再签联合声明，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并共同见证中俄双方交换20多份双边合作文本，涵盖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生物安全、投资保护、数字经济、检疫、电影合作等领域。

唐普德提醒，两国领导人在能源合作、能源中转等双边议程上签署一系列协议以外，估计还会有一系列保密协议，突出两国在军工领域，乃至更广泛的制造业合作的不断深化。当然，在这一关系中俄罗斯处于相对弱势，但莫斯科对此心知肚明；无论如何，双方都会把这次庆典包装成新世界秩序新面貌的有力象征。

中俄未来：犹如“走钢丝”

“同床异梦，”宋高祖如此形容中俄关系，他进一步解释称，两国“无上限”的伙伴关系显然有限制，这些限制是由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所塑造的，而这些现实又取决于他们各自与西方的关系。

在特朗普第二次坐上总统宝座前后，这种调整更容易观测到——当美欧推动北京不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时，中国表明了这些限制以向美国和欧洲保证，它并不完全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行动；但当看到特朗普直接与普京对话时，北京也喜欢重申与莫斯科的“无上限伙伴关系”，以防止莫斯科更接近特朗普政府。

“尽管有这些波动，习近平与普京分享着一个根本共同利益：维护政权安全并努力建立替代性世界秩序。”

帕特里夏·金也阐述了中俄关系的微妙平衡有如“走钢丝”。她认为，对中国而言，俄罗斯既是对抗西方霸权的战略资产，也是潜在的负担：一个衰弱的俄罗斯无法完全服务于北京的战略目标；而一个复苏且独立的俄罗斯又有可能重回竞争者行列。回想当年，中国与苏联曾因利益对立，在跨越四千公里的军事化边界上剑拔弩张。

“北京的理想局面，是让俄罗斯强大到能抗衡西方，又足够薄弱而始终依附于中国。但要维持这一微妙平衡，难度正与日俱增，其影响波及全球。”帕特里夏·金表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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