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 新媒|oror.vip跨平台阅读首选
2024-10-21 06:22
商业与经济

回到第一性:刺激、救济与福利

刘远举:刺激、救济、福利、基建看起来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未必如此,它们的作用不仅有差别,有些时候甚至是冲突的。
人民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初举行会议,市场密切关注财政措施事宜
刘远举




刺激、救济、福利、基建,都是财政出钱。

刺激的目的是让人有动力去工作,去投资。救济,要拯救一个人于困顿与危机之中。福利,某种程度上,是解决后顾之忧,拉平差距,最终让人舒适地“躺平”。基建,则是要为经济创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

刺激、救济、福利、基建,都能制造出需求和岗位,以及相应的收入。看起来他们是并行不悖的。比如,财政发钱,救济穷人,能实现公平,又能制造出需求刺激经济。但在现实中未必如此,它们的作用不仅有差别,有些时候甚至是冲突的。

比如,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这是基于他们总收入而言的。对额外得到的福利来说,则很可能不一样。穷人可能会把额外得到的钱存下来,而富一些人的更可能花掉。同样发1000块钱,月入1万的年轻人会很高兴,然后呼朋唤友花掉。但对一个月入3000元且不稳定的家庭而言,就更可能把这笔钱存下来,作为临时失业时之需。

照这个逻辑,如果直接发钱刺激,很可能发给富人的效果更好。这就是救济、福利与刺激之间的冲突。



现实中,一个决定,往往不会从最基本的原理进行思考,而是在现实各种约束,比如时间、观念,各方利益等条件下,进行选择。这时候,掺杂进来的很多其他,会使得决策,反而背离了最初的目标。

回到第一性,需要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工作中脱离出来,从那些最基本的需求,最基本的原理,进行全过程的重新推导。回到最初的本质,用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事实进行思考。

刺激的过程,是用财政的钱,去制造工作岗位,一方面,激发出新的供给,同时,产生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带来收入,形成新的需求。在这个运行过程中,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预期的预期、心态、情绪都改变了。最终,改变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刺激政策的目标,不是公平,不是福利,不是救济,不仅仅是财政开支。这些都是它的手段与形式。

刺激政策属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而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效用,是心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欲望,努力挣钱满足欲望的动机。那么,刺激政策的第一性,是心理:提升收入,改变预期。



这些基本原理,在现实中已经显现。

10月12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财政部“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地方更多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并适当减少新建规模。

一般认为,当前已建待售住房较多,收购存量房转变为保障房,包括配售型商品房、共有产权住房、人才住房、公租房、安置房等,可以促进市场“去库存”,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带动市场信心回升。对于地方政府、房企等均将产生实质性利好。

理论之外,现实的例子却不太一样。

今年5月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明确拟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成为“以购代建”模式新的资金来源。

地方国企对商品房库存进行收、运营,尽管能获得运营收入,但购买资产仍沉淀巨额资金,而基于中国房地产的租售比,运营收益会非常低,能否避免形成新的债务,也是一个考验。

但更重要的是,把保障房作为财政刺激政策,是否会与最初的刺激目的相容?

进入三季度,这个政策已经在福州、重庆、天津、青岛、郑州、武汉等少数城市落地,已完成收储,转化为保障房,收购项目大多用于配租而非配售。

配租型保障房落地效果普遍好于配售型商品房,因低于周边平均租金,一些配租型保障房租金仅为市场价7折,加之配套设施完善,招租效果不错。这些房源入市,会降低区域内租赁价格。对于楼市而言,会加剧刚需观望,并延缓刚需客群的入市。一方面,经济形势不好,收入受限,另一方面,楼市是买涨不买跌,保障性入市,会压低行情,刚需更会观望。

郑州市于今年7月29日开始配售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是全国最先开启的城市。房源靠近城区,区位较好,价格便宜,约为周边新房均价50%-70%,二手房均价的80%-90%,有较大吸引力,首批1242组家庭满额摇号。但配售型房源入市,加剧了周边新房房价下行。目前这些配售型保障房,多数位于主城四环沿线。2024年四环沿线商品住宅均价11255元/平方米,同比下滑8%,在主城各环线中下滑幅度最大。新房房价的持续下滑,会造成刚需观望,加剧维持库存压力的因素。

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盘活土地利用率;对于房企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回款,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但对楼市而言,不管是配售还是配租,都会加大当地房地产市场下滑的压力,未必能提振价格预期。

刺激政策的目的,除了救房企,更重要的是救房市。房市稳住,更多的钱进来,资金流转,达成目的。现在,虽然得到这个福利的家庭,开支增加,但更多的刚需家庭,可能反而会观望。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保障房是一种抹平差距的福利,这种福利与刺激政策的目标产生了冲突。

首先,从现实性来讲,能够参与配售的家庭,其实相对而言,属于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这里面还有很多灰色操作,使得一些家庭达标。本来应该支付100万的家庭,现在只支付了50万,享受到了这个福利。这意味福利会错配。这不仅仅是公平性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让原本“不用躺平”的家庭,可以借着福利“躺平”。这相当于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与总支出。第三,因为这个对卖方的价格补贴,形成了新的市场价格,最终,减少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这就不是在刺激,而是在通过福利减少需求,降低预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模式源于另一个约束:事情要交给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国企收房,不管配售或配租,都是相对封闭的运行,购房者要退出,只能把房重新卖给国企。理论上资产还在国家手中,未来可重新变现。而给老百姓的现金补贴,难以回收。不过,一旦交给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只能在卖方进行价格补贴,最终形成的市场价格,就会对整个楼市的价格形成冲击。如果反过来,进行需求方的现金补贴,就不会干扰市场价格。

但问题在于,观念约束和行为模式约束导致了刺激政策很难直接给到老百姓。

所以,如果福利政策,作为一种刺激手段,如果干扰了市场价格,反而形成躺平效应。

四、

福利与刺激的关系还有另一种例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十万亿刺激方案,重点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并从两大重点领域着手:一是大力度提升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新增的公共服务,也能产生需求、岗位和收入。但这种均等化的福利,几乎没有刺激效应。

著名的激励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们工作态度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所谓保健因素,指当这些因素得到满足时,员工可能会消除不满意感,但并不会产生满意感或激励效果,如工作环境、工资薪水、公司政策、人际关系等。激励因素,则指能激发员工的满意感和积极性,包括成就、承认、奖金、发展机会等。当这些因素得到满足时,员工会感到满意和受到激励,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

财政刺激性政策也是如此,政府开支提供公共服务,形成消费。这类消费都是保健型消费,缺乏激励性。均等化地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很少。给每一个小孩都分配一个外教老师,不会给家长带来任何刺激性的推动。每一个人获得的医疗保障大幅度提高,感知并不会太强。没人会因疫情中的支出,被激励,更加努力地工作,投资。



所以刺激可以福利的形式,但如果不是均等的,那么则不能干扰市场价格,否则可能形成躺平效应。如果福利是均等的,那么一定得是高流动性的、可选择的,这样才能带来流动性与激励性,这就指向对家庭的现金补贴,而不是提供公共品。而现金补贴,虽然有高流动性,但如果是救济,则会降低效率,反而应该发给有较高消费边际倾向的家庭。那么,最好的刺激方案呼之欲出,那就是能永久地改变一个家庭的消费边际倾向的方案:补贴生育行为。

这不但能解决当下的刺激问题,还能长远地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中国内循环的堵点,在于工资不高,内需不足。但基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很难在短时间内,从个体劳动权益的角度去推高工资。那么,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谈判”替代“个体谈判”,快速地解决结构性问题。实际上,长假制度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谈判”代替“个人谈判”,进而提升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案例。

不过,这意味着一旦开始就不能结束,而且是不断投入。相比之下,其他方案都是短期的,低成本的。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第一性:所谓凯恩斯主义,它的基础,是市场经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相关内容
+
读者评论
MORE +

热门排行榜
OR
+
人民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初举行会议,市场密切关注财政措施事宜
2024-10-21 06:22
商业与经济

回到第一性:刺激、救济与福利

刘远举:刺激、救济、福利、基建看起来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未必如此,它们的作用不仅有差别,有些时候甚至是冲突的。
刘远举




刺激、救济、福利、基建,都是财政出钱。

刺激的目的是让人有动力去工作,去投资。救济,要拯救一个人于困顿与危机之中。福利,某种程度上,是解决后顾之忧,拉平差距,最终让人舒适地“躺平”。基建,则是要为经济创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

刺激、救济、福利、基建,都能制造出需求和岗位,以及相应的收入。看起来他们是并行不悖的。比如,财政发钱,救济穷人,能实现公平,又能制造出需求刺激经济。但在现实中未必如此,它们的作用不仅有差别,有些时候甚至是冲突的。

比如,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这是基于他们总收入而言的。对额外得到的福利来说,则很可能不一样。穷人可能会把额外得到的钱存下来,而富一些人的更可能花掉。同样发1000块钱,月入1万的年轻人会很高兴,然后呼朋唤友花掉。但对一个月入3000元且不稳定的家庭而言,就更可能把这笔钱存下来,作为临时失业时之需。

照这个逻辑,如果直接发钱刺激,很可能发给富人的效果更好。这就是救济、福利与刺激之间的冲突。



现实中,一个决定,往往不会从最基本的原理进行思考,而是在现实各种约束,比如时间、观念,各方利益等条件下,进行选择。这时候,掺杂进来的很多其他,会使得决策,反而背离了最初的目标。

回到第一性,需要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工作中脱离出来,从那些最基本的需求,最基本的原理,进行全过程的重新推导。回到最初的本质,用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事实进行思考。

刺激的过程,是用财政的钱,去制造工作岗位,一方面,激发出新的供给,同时,产生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带来收入,形成新的需求。在这个运行过程中,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预期的预期、心态、情绪都改变了。最终,改变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刺激政策的目标,不是公平,不是福利,不是救济,不仅仅是财政开支。这些都是它的手段与形式。

刺激政策属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而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效用,是心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欲望,努力挣钱满足欲望的动机。那么,刺激政策的第一性,是心理:提升收入,改变预期。



这些基本原理,在现实中已经显现。

10月12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财政部“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地方更多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并适当减少新建规模。

一般认为,当前已建待售住房较多,收购存量房转变为保障房,包括配售型商品房、共有产权住房、人才住房、公租房、安置房等,可以促进市场“去库存”,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带动市场信心回升。对于地方政府、房企等均将产生实质性利好。

理论之外,现实的例子却不太一样。

今年5月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明确拟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成为“以购代建”模式新的资金来源。

地方国企对商品房库存进行收、运营,尽管能获得运营收入,但购买资产仍沉淀巨额资金,而基于中国房地产的租售比,运营收益会非常低,能否避免形成新的债务,也是一个考验。

但更重要的是,把保障房作为财政刺激政策,是否会与最初的刺激目的相容?

进入三季度,这个政策已经在福州、重庆、天津、青岛、郑州、武汉等少数城市落地,已完成收储,转化为保障房,收购项目大多用于配租而非配售。

配租型保障房落地效果普遍好于配售型商品房,因低于周边平均租金,一些配租型保障房租金仅为市场价7折,加之配套设施完善,招租效果不错。这些房源入市,会降低区域内租赁价格。对于楼市而言,会加剧刚需观望,并延缓刚需客群的入市。一方面,经济形势不好,收入受限,另一方面,楼市是买涨不买跌,保障性入市,会压低行情,刚需更会观望。

郑州市于今年7月29日开始配售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是全国最先开启的城市。房源靠近城区,区位较好,价格便宜,约为周边新房均价50%-70%,二手房均价的80%-90%,有较大吸引力,首批1242组家庭满额摇号。但配售型房源入市,加剧了周边新房房价下行。目前这些配售型保障房,多数位于主城四环沿线。2024年四环沿线商品住宅均价11255元/平方米,同比下滑8%,在主城各环线中下滑幅度最大。新房房价的持续下滑,会造成刚需观望,加剧维持库存压力的因素。

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盘活土地利用率;对于房企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回款,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但对楼市而言,不管是配售还是配租,都会加大当地房地产市场下滑的压力,未必能提振价格预期。

刺激政策的目的,除了救房企,更重要的是救房市。房市稳住,更多的钱进来,资金流转,达成目的。现在,虽然得到这个福利的家庭,开支增加,但更多的刚需家庭,可能反而会观望。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保障房是一种抹平差距的福利,这种福利与刺激政策的目标产生了冲突。

首先,从现实性来讲,能够参与配售的家庭,其实相对而言,属于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这里面还有很多灰色操作,使得一些家庭达标。本来应该支付100万的家庭,现在只支付了50万,享受到了这个福利。这意味福利会错配。这不仅仅是公平性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让原本“不用躺平”的家庭,可以借着福利“躺平”。这相当于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与总支出。第三,因为这个对卖方的价格补贴,形成了新的市场价格,最终,减少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这就不是在刺激,而是在通过福利减少需求,降低预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模式源于另一个约束:事情要交给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国企收房,不管配售或配租,都是相对封闭的运行,购房者要退出,只能把房重新卖给国企。理论上资产还在国家手中,未来可重新变现。而给老百姓的现金补贴,难以回收。不过,一旦交给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只能在卖方进行价格补贴,最终形成的市场价格,就会对整个楼市的价格形成冲击。如果反过来,进行需求方的现金补贴,就不会干扰市场价格。

但问题在于,观念约束和行为模式约束导致了刺激政策很难直接给到老百姓。

所以,如果福利政策,作为一种刺激手段,如果干扰了市场价格,反而形成躺平效应。

四、

福利与刺激的关系还有另一种例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十万亿刺激方案,重点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并从两大重点领域着手:一是大力度提升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新增的公共服务,也能产生需求、岗位和收入。但这种均等化的福利,几乎没有刺激效应。

著名的激励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们工作态度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所谓保健因素,指当这些因素得到满足时,员工可能会消除不满意感,但并不会产生满意感或激励效果,如工作环境、工资薪水、公司政策、人际关系等。激励因素,则指能激发员工的满意感和积极性,包括成就、承认、奖金、发展机会等。当这些因素得到满足时,员工会感到满意和受到激励,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

财政刺激性政策也是如此,政府开支提供公共服务,形成消费。这类消费都是保健型消费,缺乏激励性。均等化地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很少。给每一个小孩都分配一个外教老师,不会给家长带来任何刺激性的推动。每一个人获得的医疗保障大幅度提高,感知并不会太强。没人会因疫情中的支出,被激励,更加努力地工作,投资。



所以刺激可以福利的形式,但如果不是均等的,那么则不能干扰市场价格,否则可能形成躺平效应。如果福利是均等的,那么一定得是高流动性的、可选择的,这样才能带来流动性与激励性,这就指向对家庭的现金补贴,而不是提供公共品。而现金补贴,虽然有高流动性,但如果是救济,则会降低效率,反而应该发给有较高消费边际倾向的家庭。那么,最好的刺激方案呼之欲出,那就是能永久地改变一个家庭的消费边际倾向的方案:补贴生育行为。

这不但能解决当下的刺激问题,还能长远地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中国内循环的堵点,在于工资不高,内需不足。但基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很难在短时间内,从个体劳动权益的角度去推高工资。那么,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谈判”替代“个体谈判”,快速地解决结构性问题。实际上,长假制度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谈判”代替“个人谈判”,进而提升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案例。

不过,这意味着一旦开始就不能结束,而且是不断投入。相比之下,其他方案都是短期的,低成本的。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第一性:所谓凯恩斯主义,它的基础,是市场经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相关内容
+
 

读者评论
OR

 

分享:
每日头条
OR
+
最新资讯
OR
+
热门排行榜
OR
+
OR品牌理念
+

■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OR 新媒体是一个提供时政、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资讯的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阅读体验。网站的网址是oror.vip,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在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