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潇潇，天命昭昭——中国锂电激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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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福特公司签订“福特-中国研究与发展基金”，随手在中国给一个锂离子电池研究课题资助3万美元。这一步随意的闲棋促成今天的中国成为全球锂电产业的绝对中心。

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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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一篇题为《二次锂电池进展》的综述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介绍了在海外刚刚兴起的锂离子电池技术，并预计其产业化即将加速，随而之来的将是一场研究专利和商业大战，“因此研制新的电极、电解质材料及研究电化学性状已刻不容缓”。

这一年10月，有研总院在深圳创办了比格电池公司，由院里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王传福出任总经理，开始了电池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摸索。

同月，为了表达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善意，铺垫后续商务谈判，美国福特公司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中方正式签订“福特-中国研究与发展基金”协议书，基金首批资助25个研发项目，其中包括中科院物理所陈立泉研究员申报的锂离子电池研究课题，资助强度3万美元。

福特公司恐怕不会想到，这步随意为之的闲棋，会成为中国锂电产业发轫的里程碑之一。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锂电产业的绝对中心，陈立泉门生曾毓群，与王传福一道掌控着全球产业界半壁江山，两人创办的宁德时代、比亚迪，是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五千亿市值俱乐部”中，仅有的两家先进制造业企业。

中国锂电的激荡三十年，恰是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狂飙突进的缩影。

风雨潇潇，天命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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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已经单飞创业的王传福带着200万人民币来到日本，想要复制镍镉电池上跑通的模式，采购少量关键设备，再和“人海战术”土洋结合，实现锂离子电池量产。

日本厂商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他。

原因不只是钱没出够。

当时的日本产业界，将锂离子电池视为本国新兴产业最后的堡垒（最後の砦），对于“外人”染指锂离子电池，普遍表现出相当大的警惕与敌视，拥有全产业链垄断优势的日企，显然希望超额利润维持得尽可能长久。

同期有国家资源支持，正试图引进一条完整锂电生产线的天津电源研究所，也在总结海外考察时提到：“日本的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对外完全不允许参观，但我们有幸参观了加拿大Moli公司正在扩展的圆柱形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和美国Polystor的方形电池生产线”。

吃到闭门羹的王传福，转头成立深圳里比电池有限公司（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拉着一众业务骨干入股，最终自己摸索出了锂离子电池量产方案，并在2000年成功打入摩托罗拉供应链，成为中国锂电产业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凭借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大客户订单，比亚迪也急速窜升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非日系锂电制造商。

不按套路出牌的王传福，立刻引来日本锂电产业界“重点关照”，三洋、索尼两大巨头，相继在海外发起对比亚迪的专利侵权诉讼。

在专利大棒劈头砸向比亚迪的同时，三星、LG等同样起势极快的韩国企业，则享受着胡萝卜的恩惠，被接纳进日本锂电卡特尔联盟，见识到了翻云覆雨的“真功夫”。

根据多年后欧美反垄断调查披露的情况，这个日韩巨头组成的锂电卡特尔不仅通过各种形式交换信息、合谋控制产品出货报价，甚至还利用对上游资源控制力，主动拉升钴等重要原材料行情，以配合电池涨价。

2005年，比亚迪终于扛过了两场知识产权“硬仗”，不过巨头的霸凌，终究不是毫无影响，这一年，比亚迪在锂电市场份额已经被三星SDI反超。

挤入现有牌桌的难度既然如此之高，想要分享锂电市场红利的其他中国企业，自然开始寻找新的牌桌，事实上，强如锂电“一哥”比亚迪，这一时期也顶着巨大争议进入整车制造，培养“第二增长曲线”以备不测。

聚合物锂电池，就是众多中国企业所看好的那张新牌桌。

这条由贝尔实验室开辟的锂电技术路线，在1999年迎来了商品化元年。浙江横店集团、深圳广密磁碟、厦门宝龙、台湾超能源、惠州TCL等企业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各显神通，纷纷上马固态锂离子电池（聚合物电池）项目。

在磁材巨头TDK旗下的东莞新科磁电厂，业务负责人陈棠华也看到了跨界淘金的机会。

这一年，55岁的陈棠华创立ATL公司，经历人生几度坎坷的他，曾戏言自己工作了一辈子都在不务正业，直到这次做聚合物锂电池才算是专业比较对口，作为退休前最后一次创业，“一定要好好拼一下”。

在硅谷有多年独立咨询经验的陈棠华，自然深谙隔行如隔山的道理，选定赛道之后，他决定先找一些行家为ATL把把关。

说到行家，当时在国内，陈立泉无疑是最佳人选之一，正与其合作的宝龙集团，已经在厦门先行建设了聚合物锂电池厂。

不久，陈立泉应邀以特别顾问身份南下东莞，参加了ATL公司论证会，并与陈棠华一见如故。

均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两人，或许都感受到了对方“好好拼一下”的万丈雄心。

经过一番论证与试水，陈棠华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农村包围城市”的产品市场定位，提出ATL=A Thin & Larger battery，避开在手机、笔记本电脑用锂电市场正面对决日企，先在碎片化的利基市场站稳阵脚。

除了提供外部咨询，2001年，陈棠华还恳请陈立泉帮忙，接收ATL骨干攻读在职博士，他全力栽培的副手曾毓群，由此拜入陈立泉师门，最终于2006年拿到博士学位。

曾毓群毕业的那个夏天，机关算尽的日本锂电产业，正遭到空前重创。

2006年8月，戴尔公司宣布其创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产品召回计划，在一场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火灾后，戴尔将为用户免费更换410万块笔记本用锂电池，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高端”电池，清一色来自于索尼公司。其后一年里，不仅索尼被接连不断的电池召回事件困扰，联想集团也因安全隐患，宣布召回三洋生产的20万颗ThinkPad电池组，诺基亚更是一口气宣布4600万块松下手机电池的召回计划。

日本锂电三强，至此全军覆没。

随着日本制造的品牌壁垒和品质声望崩塌，其市场地位被后来者取代，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与此同时，2007年搭载聚合物电池的初代iPhone震撼全球，ATL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迎来双重利好。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哈光宇创始人宋殿权，也凭借其敏锐的技术和市场嗅觉，跳上了聚合物电池这趟呼啸而过的快车，十年之后，由珠海光宇演变而来的珠海冠宇，将和ATL共同统治全球消费锂电市场。

不过此时，日系衰落的最大受益者，却还不是中国人。

同样秉持着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打法，三星、LG等韩国大财团凭借更充沛的资金、人才、技术乃至商务资源，已经卡在了霸权交接的最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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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靠聚合物锂电池打进主流市场，证明新技术路线和新应用市场，是后来者实现赶超的重要突破口。

对于在低端市场沉浮的一众国内企业，2006年，一个全新的换道超车机会出现了。

这一年北京车展上，比亚迪展示了锂电、汽车两项主业结合在一起的作品：纯电动汽车F3e。

虽然这款定位15万元级别的纯电轿车最终没能实现量产，取而代之的是一代传奇F3DM，但F3e对中国乃至全球锂电产业的意义仍然不应被淡忘。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的评估，就此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参照物，更重要的是，F3e搭载了“世界第一款铁动力电池ET-POWER”，标志着磷酸铁锂电池即将跨过商品化门槛。

在那之前，尽管磷酸铁锂基本材料体系已经被古迪纳夫老爷子搭建了起来，相较主流钴酸锂体系的成本优势也得到公认，但就像玩具汽车之于真车一般，原理突破距离能够大规模生产并找到应用场景还相当遥远，仍然需要解决制备和改性工艺等大量问题。

根据比亚迪最早的专利文件记载，该公司工程师刘飞通过结合固相法和湿法工艺，有效克服了正极活性物质磷酸铁锂导电性差、比容量低、振实密度差的缺点，从而使比亚迪在铁锂电池商品化进程上，占据了难得的先机。

F3e亮相的同时，规划大规模量产铁电池的比亚迪惠州基地也已正式动工兴建，真金白银的巨额赌注，足以展示“电池大王”的信心与决心。

比亚迪F3e，连同大洋彼岸传来的A123公司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量产新闻，就此点燃了中国产业界新的激情，“电动车有前景，动力锂电池有前景，一辆电动车顶得上一万部手机的电池用量”，从行业会议到朋友小聚，磷酸铁锂成为中国锂电人口耳相传的关键词。

国轩高科创始人之一方建华就曾回忆，当时在北京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来自北大的电化学专家徐小明和谢佳提醒道，磷酸铁锂电池作为新兴技术在国内刚刚起步，市场前景广阔。

认准这个机会的方建华与李缜，就此投身锂电赛道，依靠徐小明、谢佳和前Valence电芯总监徐兴无等专家的坐镇，两人创立的国轩高科顺利掌握了磷酸铁锂规模制备工艺，成为当年与北大先行、深圳贝特瑞、天津斯特兰等齐名的铁锂正极材料供应商。

做镍氢电池生意的李瑶，同样是2006年从发小那里头一次听说磷酸铁锂，“说有一种电池寿命是2000次，可以保证用十年，而且成本很低。就这两点，我当时就决定做这个”。

行动力超强的李瑶，立刻拿出300万采购磷酸铁锂电池生产设备，公司字号也改为沃特玛，他表示，沃特玛的短期目标是成为深圳特区的一匹黑马。

李瑶最终实现了他的目标，却不曾意料成为黑马后的跌宕际遇。

顺带一提，这场“磷酸铁锂大觉醒”风潮，也折射出当时国内锂电业官、产、学互动生态的活跃。正是通过串联起大大小小节点的生态网络，人才、信息方能实现高效流动，并在充分交互中迅速凝练共识。

上文提到的北大，就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一份介绍资料特地强调，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电化学研究实验室培养的数百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正在国内外的教育科研，生产单位从事电化学领域的工作，他们与母校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交流该领域的动态和最新成果信息，其中一部分人还在省、地、市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

ATL，也同样是一个产学研多边网络的重要枢纽。

2005年，在ATL大力支持下，由陈立泉发起的锂离子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讨论会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会议一致认为应加强企业与国内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联系。

两年之后，ATL就收获了校企合作的丰硕成果。公司与号称锂电“黄埔军校”的中南大学合作，凭借“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及器件制造技术”课题成果，斩获2007年度高等学校技术发明二等奖，在主要完成人名单中，赫然包括了曾毓群、彭文杰、陈卫、冯苏宁、胡海平、张云河等日后业界大佬。

不过有必要补充的是，国内企业扎堆的磷酸铁锂，并非当时唯一的新技术路线选项。

千禧年前后，曾师从陈立泉、奥巴赫（Doron Aurbach）、达恩（Jeff Dahn）等锂电泰斗的青年学者鲁中华，也在锂镍钴锰氧化物正极材料研究中取得决定性突破，他和达恩搭建的三元（NCM）材料研究框架，为高温性能、安全性、能量密度完全超越钴酸锂的新一代高端电池铺平了产业化道路。

2006年，身为锂电“国家队”的天津电源研究所（天津力神股东），率先建成了年产200吨三元正极材料生产线并实现出货，但在国内产业界激起的反响，却完全无法和先声夺人的磷酸铁锂相比拟。

有趣的是，近乎同时起步的铁锂、三元动力电池产业化，在中国和海外早早显现出截然不同的节奏。降本潜力更大的铁锂路线在国内刚一亮相就呈席卷之势，上下游布局的企业迅速达到上百家，而在海外，日韩厂商则普遍看好性能进步空间更大的三元路线。

接下来，在新赛道上各就各位的玩家们，静待着起跑的发令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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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霍姆州长，我是您的朋友巴拉克·奥巴马”。

2010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电话连线密歇根州州长，祝贺位于该州的A123公司电池厂正式落成。

奥巴马以其标志性的华丽修辞，肯定了A123取得的重大进展：“我感到非常兴奋。这很重要，不仅因为你们在工厂所做的工作，还因为对整个美国来说，这关系到一个全新产业的诞生——这个产业将成为下一代汽车的核心......我不认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你们也不这么认为......我想让每个人都明白，就在几年前，美国企业只能生产全球2%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先进电池——仅仅 2%。但由于你们的出色工作，得益于《复苏法案》，我们将获得全球40%的产能。这意味着，当人们掀开未来汽车的引擎盖时，我希望他们看到发动机和电池上都印有“美国制造”的字样。而这正是你们在帮助实现的”。

合计高达百亿美元的《复苏法案》和ATVM专项贷款支持下，此时的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确已经有了一派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气象。

而在大洋彼岸，随着《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十城千辆）和《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相继出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也同步拉满了扶持力度。

当年，企业卖出一辆10米以上长度的纯电动公交车，可以获得高达50万元的中央财政补贴，搭配地方资金，过百万补贴也不足为奇，而在这一年，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也才堪堪达到20000元每平米。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第一次感受到了“钱淹脚目”的幸福。

钱多，速来。

任何有基本智力的人都不难明白，哪怕手里只有汤勺，此时唯一重要的也是先趴下去使劲挖。

而从A123到一众中国企业，磷酸铁锂无疑是这个阶段动力锂电池的“版本答案”，在最为乐观的预测中，如果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目标一举达成，2011年将形成50万辆电动客车的产量，意味着配套的磷酸铁锂电池一年市场规模就将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

在这场淘金热里，鱼龙变化的故事层出不清。

在合肥、深圳这两个示范推广最积极的试点城市，凭借供应能力和本地企业身份，国轩高科与沃特玛就吃到了丰厚的市场红利，前者甚至曾高踞中国动力锂电池行业产值全国第一的位置。

两大在位巨头比亚迪和ATL，自然也不会对新机遇无动于衷。

2009年，比亚迪收购美的三湘客车，一举拿下客车生产资质，K系电动大巴的传奇就此开启。

2010年，已正式掌舵ATL的曾毓群，联合北汽集团和正极材料厂商北大先行，共同出资组建北京普莱德，开始为新能源整车应用提供动力电池解决方案。

一年后，由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规定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顶着日资东家名头的ATL，不得不将动力电池业务分拆独立运营，宁德时代（CATL）就此诞生。

也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的努力，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宣布，魁北克水电等权利人提出的磷酸铁锂核心专利无效，为国内磷酸铁锂产业链发展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官、产、学协同发力下，中国动力锂电池市场的第一轮发展高潮来得格外猛烈，然而八方风云会中州的盛况中，恐怕没有人会料想到，暴雨即将倾盆落下。

2012年10月，随着几次自救失败，奥巴马寄予厚望的A123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被这个消息惊醒的中国产业人，仿佛突然发现先前的乐观有些过了头。

在Volt车型项目定点中输给LG，成为A123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一方面，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实际体量并没有达到预期，在十城千辆工程收官之际，25个试点城市三年时间共示范推广各类节能与新能源汽车2.74万辆，仅相当于2024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一天的销量，其中，公共服务领域推广2.3万辆，私人领域仅0.44万辆。

昂贵的价格、稀缺的充电基础设施、不成熟的三电系统，使个人买家对新能源“玩具车”兴趣缺缺。

另一方面，磷酸铁锂技术路线“超车变翻车”的风险也骤然浮现，2012年，相继亮相的宝马ActiveE、特斯拉Model S等明星车型无一采用磷酸铁锂电池，Model S的热销显示，海外消费者对性能的需求远胜于价格，基于三元材料体系的高比能电池即将加速发展。而就在这样的当口，身为磷酸铁锂路线领军企业的A123，也曝出产品重大质量问题，不得不宣布从五家主机厂召回产品，成为压垮该公司的一记重锤。

A123破产案，被共和党人称之为“根本行不通的政府主导增长战略”代表，而在中国，生出相似怀疑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路？我们还能不能走得下去？

市场形势发展到2012年下半年，急转直下的国内动力电池市场，已经出现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局面，前一年还在蜂拥而入、接力扩产的企业，此时已密集爆出停产、转产消息，严重供过于求格局下，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已跌向30%，企业现金流紧绷，信用链条危如累卵。

在这至暗时刻，除了内卷慢性死亡和破产突然死亡，似乎动力电池玩家们已经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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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接续十城千辆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公诸于世。

按照规划所设定的目标，到2015年，我国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达到50万辆；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

不过此时产业周期从景气向萧条的剧烈变化，使这份规划起初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茫然和悲观情绪，仍在产业界四处蔓延。

在一篇题为《规划已死》的报道中，作者曾斩钉截铁地宣示：

“跨度为8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在颁布一年后已实际宣告死亡。这是警钟，不是挽歌”。

悲观者永远正确，幸好，乐观的人还在前进。

这场大洗牌淘汰投机者的同时，也正在将另一部分企业从优秀淬炼为卓越。

2012北京车展上，插混轿车比亚迪秦和纯电概念车腾势EV联袂登场，完成技术换代后的产品组合也给了王传福新的底气，他表示：

“有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作为后盾，比亚迪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车企的目标没有变化”。

宁德时代，也找到了第一个重量级合作伙伴—华晨宝马。通过宝马之诺项目的背书，这家企业即将证明自己的能力。

向来低调而稳健的锂原电池“隐形冠军”亿纬锂能，也在这个“冰河期”开始逆周期布局，一手收购德赛聚能，实现电子烟电池市场制霸，一手则与磷酸铁锂材料独角兽塞恩斯合资，正式进入动力电池产业。

在一个已紧密交融的官产学共同体中，锂电企业，当然也不是孤身奋战。

2013年9月，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新政终于出台，巨额补贴资金犹如冬去春来的“第一场雨水”，开启了动力锂电池市场又一轮增长周期。

相比第一轮周期的短促暴烈，新增长周期的风格则绵长许多。从需求诱发创新的视角看，新旧周期最大的不同，无疑在于个人消费市场的活跃。

随着特斯拉Model S对电动汽车产品力的重新定义，大量个人买家终于开始对新能源汽车产生兴趣和向往，进而吸引更多整车厂乃至“新势力”创业公司跟进。而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到消费端补贴、免税、免拍牌，工信部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以一系列彼此衔接的政策工具，成为加速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正式超越美国，从此一骑绝尘，至今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需求端形成内生动能之后，2015年3月，工信部正式发布《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并编制动力电池“白名单”，成为供给端发力的神来之笔。2015到2019年，全球动力电池市场最大、最鲜美的一块蛋糕，被实质性留给了中国厂商独享。

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很快托举着中国锂电产业腾飞到空前高度。

2017年，全球动力锂电池市场规模正式超越消费类锂电，而根据知名咨询机构SNE数据，也是在这一年，宁德时代首度登上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第一宝座，与位列第三的比亚迪合计市场份额达到近30%，沃特玛、国轩高科等中国企业同步跻身全球十强，“两超多强”的国内产业格局基本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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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宁德时代与比亚迪合计掌握的市场份额继续稳步攀升，而二线厂商阵容则经历了快速变化。

沃特玛为代表的部分老玩家，将“短平快”的纯电客车业务模式发扬到了极致，并最终在骗补风波里遭遇反噬，曾经的锂电老大哥天津力神，则在频繁的控制权变更中逐渐掉队，继之而起的，是中航锂电、亿纬锂能等各有绝活的厂商。

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锂电产业，无疑没有辜负产业政策制定者的用心，抓住历史性机遇实现了研发、生产、经营能力飞跃。在补上三元路线“短板”的同时，国内已经形成优势的磷酸铁锂技术“长板”，也在外界一片质疑声中不断优化完善。

从上游湿法磷酸工艺重大突破，到中游磷酸铁锂改性技术百花齐放，再到国产电芯制造设备全面超越海外厂商，以及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引领的电池包结构设计创新......全球同行看衰的磷酸铁锂，硬生生被中国人从荆棘丛生的歧路开辟为坦途。时至今日，随着核心专利保护期的结束，实惠、安全、成熟的磷酸铁锂（LFP）路线上，已经乌泱泱涌来包括三星、LG在内的几乎所有海外巨头。

2019年，国补退坡和白名单取消，标志着中国锂电市场基本完成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转变，想要凭借三元技术优势上演“王者归来”的韩企，却突然发现在完全市场化的比拼中，丢掉“拐杖”和“阳伞”的中国对手已脱胎换骨。

焦虑感驱动下，韩国厂商重演了当年日本企业在钴酸锂路线上的做法，开始集体发力9系超高镍，然而在磷酸铁锂已经越过性能体验门槛的情况下，维持三元电池高溢价的防御策略显得事倍功半。

更重要的是，伴随对材料体系性能极限的压榨，三元电池安全性隐忧已如影随形，搭载9系三元的福特F-150 Lightning，在去年4月自燃事故后已明显失去了销售动能。

令人感慨的是，一路赶超直至登顶的中国锂电产业，此时也开始体会到“守业”之艰难。

已经没有对手可供超越的产业人，又该如何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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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出货量看，当下的中国锂电市场继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然而在供给端，产业人感受到的却是十足寒意。景气高点投下的巨量产能，与短期需求增速间出现了明显错配。

以最早公布半年报的宁德时代为例，该公司上半年已有锂电产能323GWh，实际产量211GWh，产能利用率约为65.33%，与此同时，“宁王”在全球还有153GWh在建产能，而根据SNE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全球动力电池出货较去年同期增长量约为50GWh，这也意味着，全球市场同期的增量蛋糕甚至不够填满宁德时代现有产线，遑论持续释放的新产能。

与此同时，出货量的增长，也往往难以完全对冲快速下行的价格中枢，还是以宁德时代做例子，今年上半年公司锂电产品整体销量超200GWh，较去年同期超170GWh的水平有约20%增长，但同期营收反而下降11.88%。

显而易见，在这个出货量快速增长的市场，参与者们当下却正在经历残酷的存量博弈。如此格局，使厂商间不断加码的内卷成为必然，而这样的内卷，也往往与“体面”无缘。

一时间，从叫停在建项目到超低价倾销，从压榨供应链到全员896，越来越频密的流言蜚语，折射出当下产业人普遍性的迷茫情绪，海外市场险峻的地缘波涛，也使“外卷”面临着所向披靡、孤军深入，最后却被人兜底的风险。

与此同时，海外市场险峻的地缘波涛，也一浪高过一浪拍击向中国锂电产业。

有如马克吐温笔下的讽刺闹剧，在对中国锂电产业充满恶意的诋毁和贬损中，A123破产案也被旧事重提。只不过，这次它已不再是美国政客眼中“根本行不通的政府主导增长战略”代表，而是被中国企业偷走了荣耀与成就的受难圣徒。

故事是假，敌意是真。

中国锂电企业的匆匆“外卷”，也面临着所向披靡、孤军深入，最后却被人兜底的风险。

令人亦喜亦忧的中国锂电，该如何穿越周期考验？

讨论这个问题时，自信，无疑是应有的前提，犹如马拉松竞赛中跑在第一位的选手，与其草木皆兵、慌张到不知如何迈步，倒不如对自己的实力和状态多一分起码的信心。

但真正做到自信与冷静，在每天、每小时彼此强化的“共识”下又谈何容易，比起“躺平摆烂”，努力想办法的企业当下却反而可能遭到更多打击。在与心智观察所交流中，一位参与过大量出海项目的专家就提到，国内锂电厂商少数股权或技术授权的“曲线救国”模式，在欧美推动得并不容易：“人家不太看不上你的东西”。

的确，如果产业发展是一场奥数比赛，那么在不少美国企业眼中，拿下最高分的中国人似乎主要依靠考官发下的低难度卷子，而非“压轴大题”实力，甚至在国内舆论场上，也不乏唱衰中国锂电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声音，认为除了规模之外，我们的发展质效并无多少独特性可言，随着本就拥有原始创新优势的美国祭出市场保护和财政补贴组合拳，甚至规模优势也将会被海外对手轻松抵消。

这个司空见惯的论断，存在着巨大的谬误。

在新兴技术发展中，规模，恰恰是质量的核心指标。

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是，在全球锂电产业第一个十年，从美国、韩国、法国、德国到中国台湾地区，都曾出现过雄心勃勃试图赶超日企的后来者，与比亚迪、比克等一众“土法上马”的广东企业相比，他们普遍资源更多、“低水平内卷”更少，执行引进消化再吸收的策略也更为便利。千禧年前后，当大陆企业还在大搞“人海战术”之时，台湾能元科技甚至已直接出手买下锂电先驱加拿大Moli，然而时至今日，除了几大韩国超级财团，曾令大陆企业艳羡的其他“种子选手”均已泯然众人。

此起、彼落，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神秘：从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到产业工人、企业经营者，我们“搞锂电”的人太多了。充沛基数所支撑的不同技术路线、不同工艺配方、不同商业模式、不同产品形态大规模快节奏试错寻优，完美匹配了新兴技术产业化、商品化的内在要求。

回顾15年前磷酸铁锂热潮初起，不乏“有识之士”仰望A123、Valence、Phostech三足鼎立的北美产业生态，相较这种简洁、精致的秩序，国内一夜之间冒出的上百个跟风项目的确称得上“草台班子”，合计成千上万从业人员，拿出的产能可能还不及A123一家，相互挖人挖技术、大打无底线价格战乱象丛生。

可就是这个缺乏美感的产业环境，却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让A123破产后已岌岌可危的磷酸铁锂技术“再次伟大”。

事实上，一代创新经济学泰斗内森·罗森博格在其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梳理中，就分析过规模与创新的密切联系：

“在美国，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私营企业对科学研究的巨大承诺，大约有16000家私人公司有自己的实验室，美国过去50年里在高科技市场取得的显著商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私营企业的内部活力，工业科学家扮演了技术成果转化的关键角色......20世纪有组织的工业实验室的增长大大增加了工业世界中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数量，他们遇到的奇特现象极不可能发生，或被观察到，除非在一些高度专业化的工业环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大量增长，加上训练有素的工业专家的密集聚集，大大增加了20世纪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令人感慨的是，日后的美国锂电产业，不但已经没有了这种面向市场进行应用研究的人力储备，甚至乐于投身这个行当的经营人才也极度稀缺，一位曾掌舵Ultralife的职业经理人就曾回忆，在斯隆管理学院他所在的250人班级中，只有4名同学选择了制造业工作。

“这份工作并不光鲜，我每天都不穿西装，而且是在工厂里办公”。

幸好，从专业技术人力到乐于扎根工厂的企业家，我们独步天下的规模优势仍然锐利。

在今天崭露头角的固态电池赛道、钠离子赛道、液流电池等潜力赛道，依然能发现这样的鲜明反差，每当一个位于美国的明星企业冉冉升起，回首国内，总会发现已经有十倍、百倍数量的竞争者已经占满起跑线。

层出不穷的新赛道，也折射出锂电产业的核心特征，即主导技术与主导市场的多变性。以至于在过往任何一个时点上，对中期大盘的预测都有可能成为刻舟求剑的笑话，而从聚合物到磷酸铁锂，从通信市场到新能源汽车，中国锂电产业也正是通过一次次抓住新技术路线和新应用市场的机遇，最终建立起统治地位。

登顶之后，中国锂电产业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从挑战者向守成者的身份切换。

曾先后登顶的韩日企业，家大业大的巨型财团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切换时，一致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惯性，倾向于从原有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优势渠道中榨取更多价值，往往结果却事与愿违。

他们所留下的教训，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取代日韩阵营坐上守成位置的中国锂电企业，有必要对“吃老本”心态抱有充分警惕，在优势领域争取更大份额无可厚非，但切不该因为眼前更轻松简单的选择，而影响到对新机遇的评估和把握。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值得欣喜的是，目前最具关注度的全固态电池方向，国内产业界已经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应对，而在日韩厂商大力鼓动固态电池风潮的同时，根据美国能源部近年发布的研究资助公告，锂硫电池领域的技术进展也十分值得留意。

此外，美国、日本、德国，目前均在摸索车载电池与路侧无线充电（DWPT）的结合方案，视之为破解里程焦虑或重载电动车实用化的良方，对中国企业而言，依托光伏的配套优势，蓄电池+太阳能的电源组合也有实现相近效果的潜力。顺带一提，北京理工大学瞄准实用化前景开发的光梭四号太阳能车，在去年的世界太阳能挑战赛（World Solar Challenge）上已经刷新该团队历史最好成绩，而其搭载的轻量固态电池，则来自于陈立泉院士孵化的卫蓝新能源。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论题是，中国锂电产业，需要明了自己在更宏大潮流中的定位与使命。

十多年前，曾有机构预测过2025年全球电池消费结构，在总计约180GWh的市场大盘中，3C/小动力锂电出货量独占鳌头，达到约120GWh，新能源汽车用动力电池市场空间则为40GWh，与目前实际消费量相差约20倍。

以当年的“专业”眼光看，这样的预测无疑非常合理，最有远见的分析师恐怕也不可能想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新能源汽车消费能够达到如此规模。

造成预测误差的最关键因素，无疑是电池降本所改写的油电成本等式。中国厂商的集体努力，将动力电池供给能力和成本推进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廉价好用的动力电池，继而为新能源汽车普及注入了持久动力。

今天，同样的非线性增长正在储能领域发生，无论是正在经历发电装机大比例新能源化的高收入国家，还是电力基础设施脆弱的全球南方国家，大规模锂离子储能系统都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潜力。

当然，储能市场长线掘金，还需要锂电产业界乃至整个官产学共同体，实现从制造型企业思维向公用事业企业思维的转变，商业模式探索任重道远。

但心智观察所相信，在这个未来的主导性市场，中国制造仍将凭借无坚不摧的成本优势，为储能系统渗透扩散打开未曾设想过的空间。

不懂得像日韩厂商那样抱团搞卡特尔、看到别人赚钱就要下场模仿、人人都想扩产降价“卷死”对手......从商业眼光看到的种种中国企业“劣根性”，对整个世界贡献的却是巨大的正外部性，通过价格这个无声无息的杠杆，中国式成本体系下输出的复杂制成品洪流，正在将现代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传播到地球最偏僻的角落。

这股力量，胜过一切坚船利炮和神圣经书，也正是“中国制造”的昭昭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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