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的科技友好政策对面临国内挑战并加速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福音。
发布日期：2025-07-20 14:27
2024-02-16 06:05
商业与经济 社会与生活
华尔街与常春藤联盟之争
华尔街与常春藤联盟之争
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对校园文化感到厌倦。商界与学术界能否达成共识？
骆杰峰（Jeff John Roberts）
■2023年11月，大量校友捐款涌入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对于一所管理着500亿美元捐赠基金的学校而言，这司空见惯。但有一点引人注目：许多捐款金额恰好是1美元。
这些微不足道的捐款是对校园文化的抗议，在批评人士看来，校园文化限制了政治言论自由，同时放任反犹太主义之风盛行。这一行动的灵感来自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Inc.）的首席执行官马克·罗恩。一个月前，他号召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校友们加入他的行列，向该校捐款1美元。罗恩一直是该校的捐款大户。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另一位大佬、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罢免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原因是这些大学的校长在美国国会就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作证时，被许多人视为虚伪和麻木不仁。（到今年1月初，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已经辞职。）
这场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与华尔街之争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及其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引发激烈分歧的背景下爆发的。这也为扩大抨击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的范围提供了素材，包括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校友阿克曼在内的反对者将常春藤盟校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失误描述为种族主义“觉醒”失控带来的后果。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美元捐款抗议的范围之广也令人震惊，校友和捐赠者持续的不满情绪同样令人震惊。在多元化问题上，阿克曼及其盟友可能站在大多数商界人士的对立面，但他的行动主义却在文化战士圈子之外引起共鸣，原因是它触动了更广泛的不满情绪。美国商界精英以捐赠者、毕业生的雇主、学生或潜在学生的父母的身份，对美国的顶尖大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许多人对这些大学的投资回报率（ROI）并不满意。许多人担心，课程设置和校园生活无法为毕业生步入职场做好准备；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并不能证明其飙升的成本是合理的；而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其中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学术界的产物，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诚然，商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哲学差异是老生常谈，对“当今年轻人”行为的抱怨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但是，校园的不当言论给企业领导者和在校学生带来紧迫感，使得他们担心大学没有培养出好公民，也没有培养出好同事。
对一些激进分子来说，解决办法就是让大学变得更加企业化。在哈佛大学的校长克劳丁·盖伊于今年1月辞职后，阿克曼在X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把哈佛大学比作一家长期管理不善的大型企业。他补充道：“大学应该扩大招聘范围，让有能力的商界人士担任校长一职。”（阿克曼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
不出所料，那些在大学工作的人认为这是对学术自由的攻击。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900多名教职员工签署了一封反对罗恩抗议活动的信，谴责“没有学术专长的外部人士”企图进行“恶意收购”。但随着刻薄抨击的升级，我们值得一问的是：在领导力和文明辩论方面，学术界其实可以从商界学到什么呢？如果学术界效仿商界，商界又能够获得什么好处呢？
一致关切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编制的统计数据显示，商界人士担任大学最高职位的情况非常罕见。在美国教育委员会2023年对高等教育机构校长的调查中，只有不到20%的校长称自己并非学术背景出身，只有4%的校长称自己是“企业高管”出身。
金融大亨揪住这些统计数据不放，以此来指责他们的大学同行。但是，展望自己办学的前景可能会让这些大亨们望而却步。将一所大学想象成一家体系庞杂的大型公司，拥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和专业部门，涉猎范围从莎士比亚到粒子物理再到医学研究，无所不包。然后想象一下，当你不得不管理这家公司时，众多高管却因为终身教职而不能被解雇。同时，你还要不遗余力地筹集资金，监督重大建设项目，甚至可能还要主持一个庞大的体育帝国。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一位惯于行使“责任止于此”类行政权力的商界人士很可能需要砥砺前行。“在高等教育领域，必须达成共识才能完成任何任务，你无法发号施令。”比尔·芬克说。他担任顾问一职，其所在的公司R. William Funk & Associates已经协助400多所大学物色校长人选。
正如华尔街阵营里的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暗示在校园建立共识的过程中缺乏来自商界的声音，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UC Merced）的社会学教授、《象牙塔里的银行家》（Bankers in the Ivory Tower）一书的作者查理·伊顿表示，尽管前商界领袖很少担任校长职务，但他们却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体现在跻身大学董事会的高管人数，以及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投资官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上。在宣扬大学对商业领域知识一无所知的观点时，他说：“比尔·阿克曼的指责言辞相当愚蠢，而且缺乏严肃性。”
然而，共识文化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让人回避高难度对话，并陷入群体思维和惯性的漩涡。米奇·丹尼尔斯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商业背景的知名大学校长之一，在执掌公立研究型大学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九年之后，于2022年年底退休。丹尼尔斯曾任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并在制药巨头礼来公司（Eli Lilly）担任过10年高管。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上涨12%，而他冻结学费的做法赢得了赞誉。
丹尼尔斯告诉记者，不断飙升的学费“开始侵蚀”公众对大学教育价值的信心（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有同感）。他说，这种通货膨胀是由大学的定价权和满足所有内部成员的需求共同造成的。丹尼尔斯指出，大学领导者的本能反应是计算出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够满足各个派系的需求，“然后回过头来决定，我们要征收多少学费才能够达到目标金额？”丹尼尔斯表示，他在普渡大学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提出高难度问题，这些问题以底线为导向，而且更具战略意义：“我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来维持收支平衡，并为优先事项服务？……我过去常说：‘为了求解结果为零的等式，我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来避免学费上涨？’”
商人自然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但就目前而言，丹尼尔斯可能仍然是一个例外。猎头顾问芬克表示，许多学校都表示更希望聘用非学术背景出身的领导者。但他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让学术界人士加入高级人才寻访委员会，而学术界人士反过来又倾向于聘用学术界人士。大学董事会里的商界成员以及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信息官可能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让大学的领导层接受更多元化的想法。
言论方面的声明
如果说商界领袖不可能改变学术界的管理文化，那么他们可能就会与大学的领导者在校园话语文化上达成共识。
几十年来，大学一直享有自由公开辩论的美誉。学校的政治氛围偏左，在某些情况下，大学使用“触发警告”、“安全空间”和“言论守则”等语言来引导课堂内外讨论。这些概念中有许多是为了抵御仇恨言论、偏见和对少数群体的恐吓而提出的，但批评人士认为它们正在日益破坏思想交流。
反对者指出的证据包括，对持争议观点的演讲者进行斥责，以及解雇那些教授被少数学生认为带有冒犯性质的材料的教师。（这些批评大多来自保守派的拥护者，但随着取消文化跨越了意识形态界限，一些自由派也表达了担忧。）最严重的是，在加沙冲突所暴露出的情绪影响下，一些大学校园已经演变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无法彬彬有礼地进行交谈。
比尔·阿克曼对常春藤盟校校园文化的批评，引发了人们对高校如何培养学生适应公民生活的广泛关注。
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问题，对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在商业环境中，员工无法选择与谁互动，因此，必须学会与世界观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共事。这给那些希望把应届大学毕业生纳入自己队伍的管理者带来了挑战。毕业生自己也有同样的苦恼：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等非营利组织最近对20多岁的年轻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人表示，大学没有教授他们顺利过渡到职场的情感或行为技能。
在这种充满争议的环境下，一些学校开始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哈佛大学以外的精英大学取经。2015年，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通过了多项原则，要求学校“促进生动活泼、无所畏惧的自由辩论和讨论，同时在他人试图限制这种自由时保护它”。此后，100多所大学采纳了“芝加哥声明”（Chicago Statement）或某种版本的“芝加哥声明”；2023年，包括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在内的八所大学签署了该声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也于今年1月签署了该声明。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的克里斯滕·沙赫弗迪安认为，近几个月来，随着大学的领导者希望让校园辩论更具建设性，同时减少其伤害性，人们对该声明产生了新的兴趣。
“生动活泼而无所畏惧的自由辩论”恰好也是商业领袖想要培养的。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种文化特质至关重要，在这个时代，企业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因此需要灵活应变。自由表达不同意见的文化一直是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已故的杰克·韦尔奇和维珍集团（Virgin Group）的理查德·布兰森等首席执行官的标志性特征；最近，通过高管教练、谷歌（Google）前员工金·斯科特所著的《绝对坦率》（Radical Candor）等书，这种文化在领导圈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正如首席执行官顾问蒂莫西·克拉克202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所写的那样：“当各级员工都能够畅所欲言时，他们就会传播当地知识，扩大有益设想的范围，并防止出现集体性的一孔之见。”
如果“芝加哥声明”的相关原则在校园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它们将帮助学生培养自由和文明辩论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反过来又可以架起大学生涯和未来职业生涯衔接的桥梁。这份声明还能够提醒商界领袖言论自由的价值。
比尔·阿克曼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他在回应最近针对其妻子的剽窃指控时宣称，他将让报道此事的出版物“下地狱”。对企业巨头来说，要学会在不践踏他人尊严的情况下直言不讳，就需要进行练习，这一点对大学生而言同样适用。■
这些微不足道的捐款是对校园文化的抗议，在批评人士看来，校园文化限制了政治言论自由，同时放任反犹太主义之风盛行。这一行动的灵感来自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Inc.）的首席执行官马克·罗恩。一个月前，他号召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校友们加入他的行列，向该校捐款1美元。罗恩一直是该校的捐款大户。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另一位大佬、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罢免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原因是这些大学的校长在美国国会就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作证时，被许多人视为虚伪和麻木不仁。（到今年1月初，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已经辞职。）
这场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与华尔街之争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及其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引发激烈分歧的背景下爆发的。这也为扩大抨击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的范围提供了素材，包括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校友阿克曼在内的反对者将常春藤盟校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失误描述为种族主义“觉醒”失控带来的后果。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美元捐款抗议的范围之广也令人震惊，校友和捐赠者持续的不满情绪同样令人震惊。在多元化问题上，阿克曼及其盟友可能站在大多数商界人士的对立面，但他的行动主义却在文化战士圈子之外引起共鸣，原因是它触动了更广泛的不满情绪。美国商界精英以捐赠者、毕业生的雇主、学生或潜在学生的父母的身份，对美国的顶尖大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许多人对这些大学的投资回报率（ROI）并不满意。许多人担心，课程设置和校园生活无法为毕业生步入职场做好准备；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并不能证明其飙升的成本是合理的；而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其中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学术界的产物，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诚然，商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哲学差异是老生常谈，对“当今年轻人”行为的抱怨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但是，校园的不当言论给企业领导者和在校学生带来紧迫感，使得他们担心大学没有培养出好公民，也没有培养出好同事。
对一些激进分子来说，解决办法就是让大学变得更加企业化。在哈佛大学的校长克劳丁·盖伊于今年1月辞职后，阿克曼在X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把哈佛大学比作一家长期管理不善的大型企业。他补充道：“大学应该扩大招聘范围，让有能力的商界人士担任校长一职。”（阿克曼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
不出所料，那些在大学工作的人认为这是对学术自由的攻击。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900多名教职员工签署了一封反对罗恩抗议活动的信，谴责“没有学术专长的外部人士”企图进行“恶意收购”。但随着刻薄抨击的升级，我们值得一问的是：在领导力和文明辩论方面，学术界其实可以从商界学到什么呢？如果学术界效仿商界，商界又能够获得什么好处呢？
一致关切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编制的统计数据显示，商界人士担任大学最高职位的情况非常罕见。在美国教育委员会2023年对高等教育机构校长的调查中，只有不到20%的校长称自己并非学术背景出身，只有4%的校长称自己是“企业高管”出身。
金融大亨揪住这些统计数据不放，以此来指责他们的大学同行。但是，展望自己办学的前景可能会让这些大亨们望而却步。将一所大学想象成一家体系庞杂的大型公司，拥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和专业部门，涉猎范围从莎士比亚到粒子物理再到医学研究，无所不包。然后想象一下，当你不得不管理这家公司时，众多高管却因为终身教职而不能被解雇。同时，你还要不遗余力地筹集资金，监督重大建设项目，甚至可能还要主持一个庞大的体育帝国。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一位惯于行使“责任止于此”类行政权力的商界人士很可能需要砥砺前行。“在高等教育领域，必须达成共识才能完成任何任务，你无法发号施令。”比尔·芬克说。他担任顾问一职，其所在的公司R. William Funk & Associates已经协助400多所大学物色校长人选。
正如华尔街阵营里的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暗示在校园建立共识的过程中缺乏来自商界的声音，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UC Merced）的社会学教授、《象牙塔里的银行家》（Bankers in the Ivory Tower）一书的作者查理·伊顿表示，尽管前商界领袖很少担任校长职务，但他们却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体现在跻身大学董事会的高管人数，以及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投资官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上。在宣扬大学对商业领域知识一无所知的观点时，他说：“比尔·阿克曼的指责言辞相当愚蠢，而且缺乏严肃性。”
然而，共识文化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让人回避高难度对话，并陷入群体思维和惯性的漩涡。米奇·丹尼尔斯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商业背景的知名大学校长之一，在执掌公立研究型大学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九年之后，于2022年年底退休。丹尼尔斯曾任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并在制药巨头礼来公司（Eli Lilly）担任过10年高管。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上涨12%，而他冻结学费的做法赢得了赞誉。
丹尼尔斯告诉记者，不断飙升的学费“开始侵蚀”公众对大学教育价值的信心（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有同感）。他说，这种通货膨胀是由大学的定价权和满足所有内部成员的需求共同造成的。丹尼尔斯指出，大学领导者的本能反应是计算出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够满足各个派系的需求，“然后回过头来决定，我们要征收多少学费才能够达到目标金额？”丹尼尔斯表示，他在普渡大学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提出高难度问题，这些问题以底线为导向，而且更具战略意义：“我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来维持收支平衡，并为优先事项服务？……我过去常说：‘为了求解结果为零的等式，我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来避免学费上涨？’”
商人自然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但就目前而言，丹尼尔斯可能仍然是一个例外。猎头顾问芬克表示，许多学校都表示更希望聘用非学术背景出身的领导者。但他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让学术界人士加入高级人才寻访委员会，而学术界人士反过来又倾向于聘用学术界人士。大学董事会里的商界成员以及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信息官可能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让大学的领导层接受更多元化的想法。
言论方面的声明
如果说商界领袖不可能改变学术界的管理文化，那么他们可能就会与大学的领导者在校园话语文化上达成共识。
几十年来，大学一直享有自由公开辩论的美誉。学校的政治氛围偏左，在某些情况下，大学使用“触发警告”、“安全空间”和“言论守则”等语言来引导课堂内外讨论。这些概念中有许多是为了抵御仇恨言论、偏见和对少数群体的恐吓而提出的，但批评人士认为它们正在日益破坏思想交流。
反对者指出的证据包括，对持争议观点的演讲者进行斥责，以及解雇那些教授被少数学生认为带有冒犯性质的材料的教师。（这些批评大多来自保守派的拥护者，但随着取消文化跨越了意识形态界限，一些自由派也表达了担忧。）最严重的是，在加沙冲突所暴露出的情绪影响下，一些大学校园已经演变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无法彬彬有礼地进行交谈。
比尔·阿克曼对常春藤盟校校园文化的批评，引发了人们对高校如何培养学生适应公民生活的广泛关注。
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问题，对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在商业环境中，员工无法选择与谁互动，因此，必须学会与世界观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共事。这给那些希望把应届大学毕业生纳入自己队伍的管理者带来了挑战。毕业生自己也有同样的苦恼：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等非营利组织最近对20多岁的年轻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人表示，大学没有教授他们顺利过渡到职场的情感或行为技能。
在这种充满争议的环境下，一些学校开始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哈佛大学以外的精英大学取经。2015年，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通过了多项原则，要求学校“促进生动活泼、无所畏惧的自由辩论和讨论，同时在他人试图限制这种自由时保护它”。此后，100多所大学采纳了“芝加哥声明”（Chicago Statement）或某种版本的“芝加哥声明”；2023年，包括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在内的八所大学签署了该声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也于今年1月签署了该声明。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的克里斯滕·沙赫弗迪安认为，近几个月来，随着大学的领导者希望让校园辩论更具建设性，同时减少其伤害性，人们对该声明产生了新的兴趣。
“生动活泼而无所畏惧的自由辩论”恰好也是商业领袖想要培养的。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种文化特质至关重要，在这个时代，企业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因此需要灵活应变。自由表达不同意见的文化一直是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已故的杰克·韦尔奇和维珍集团（Virgin Group）的理查德·布兰森等首席执行官的标志性特征；最近，通过高管教练、谷歌（Google）前员工金·斯科特所著的《绝对坦率》（Radical Candor）等书，这种文化在领导圈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正如首席执行官顾问蒂莫西·克拉克202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所写的那样：“当各级员工都能够畅所欲言时，他们就会传播当地知识，扩大有益设想的范围，并防止出现集体性的一孔之见。”
如果“芝加哥声明”的相关原则在校园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它们将帮助学生培养自由和文明辩论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反过来又可以架起大学生涯和未来职业生涯衔接的桥梁。这份声明还能够提醒商界领袖言论自由的价值。
比尔·阿克曼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他在回应最近针对其妻子的剽窃指控时宣称，他将让报道此事的出版物“下地狱”。对企业巨头来说，要学会在不践踏他人尊严的情况下直言不讳，就需要进行练习，这一点对大学生而言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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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6 06:05
商业与经济 社会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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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对校园文化感到厌倦。商界与学术界能否达成共识？
骆杰峰（Jeff John Roberts）
■2023年11月，大量校友捐款涌入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对于一所管理着500亿美元捐赠基金的学校而言，这司空见惯。但有一点引人注目：许多捐款金额恰好是1美元。
这些微不足道的捐款是对校园文化的抗议，在批评人士看来，校园文化限制了政治言论自由，同时放任反犹太主义之风盛行。这一行动的灵感来自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Inc.）的首席执行官马克·罗恩。一个月前，他号召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校友们加入他的行列，向该校捐款1美元。罗恩一直是该校的捐款大户。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另一位大佬、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罢免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原因是这些大学的校长在美国国会就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作证时，被许多人视为虚伪和麻木不仁。（到今年1月初，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已经辞职。）
这场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与华尔街之争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及其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引发激烈分歧的背景下爆发的。这也为扩大抨击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的范围提供了素材，包括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校友阿克曼在内的反对者将常春藤盟校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失误描述为种族主义“觉醒”失控带来的后果。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美元捐款抗议的范围之广也令人震惊，校友和捐赠者持续的不满情绪同样令人震惊。在多元化问题上，阿克曼及其盟友可能站在大多数商界人士的对立面，但他的行动主义却在文化战士圈子之外引起共鸣，原因是它触动了更广泛的不满情绪。美国商界精英以捐赠者、毕业生的雇主、学生或潜在学生的父母的身份，对美国的顶尖大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许多人对这些大学的投资回报率（ROI）并不满意。许多人担心，课程设置和校园生活无法为毕业生步入职场做好准备；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并不能证明其飙升的成本是合理的；而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其中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学术界的产物，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诚然，商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哲学差异是老生常谈，对“当今年轻人”行为的抱怨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但是，校园的不当言论给企业领导者和在校学生带来紧迫感，使得他们担心大学没有培养出好公民，也没有培养出好同事。
对一些激进分子来说，解决办法就是让大学变得更加企业化。在哈佛大学的校长克劳丁·盖伊于今年1月辞职后，阿克曼在X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把哈佛大学比作一家长期管理不善的大型企业。他补充道：“大学应该扩大招聘范围，让有能力的商界人士担任校长一职。”（阿克曼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
不出所料，那些在大学工作的人认为这是对学术自由的攻击。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900多名教职员工签署了一封反对罗恩抗议活动的信，谴责“没有学术专长的外部人士”企图进行“恶意收购”。但随着刻薄抨击的升级，我们值得一问的是：在领导力和文明辩论方面，学术界其实可以从商界学到什么呢？如果学术界效仿商界，商界又能够获得什么好处呢？
一致关切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编制的统计数据显示，商界人士担任大学最高职位的情况非常罕见。在美国教育委员会2023年对高等教育机构校长的调查中，只有不到20%的校长称自己并非学术背景出身，只有4%的校长称自己是“企业高管”出身。
金融大亨揪住这些统计数据不放，以此来指责他们的大学同行。但是，展望自己办学的前景可能会让这些大亨们望而却步。将一所大学想象成一家体系庞杂的大型公司，拥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和专业部门，涉猎范围从莎士比亚到粒子物理再到医学研究，无所不包。然后想象一下，当你不得不管理这家公司时，众多高管却因为终身教职而不能被解雇。同时，你还要不遗余力地筹集资金，监督重大建设项目，甚至可能还要主持一个庞大的体育帝国。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一位惯于行使“责任止于此”类行政权力的商界人士很可能需要砥砺前行。“在高等教育领域，必须达成共识才能完成任何任务，你无法发号施令。”比尔·芬克说。他担任顾问一职，其所在的公司R. William Funk & Associates已经协助400多所大学物色校长人选。
正如华尔街阵营里的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暗示在校园建立共识的过程中缺乏来自商界的声音，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UC Merced）的社会学教授、《象牙塔里的银行家》（Bankers in the Ivory Tower）一书的作者查理·伊顿表示，尽管前商界领袖很少担任校长职务，但他们却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体现在跻身大学董事会的高管人数，以及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投资官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上。在宣扬大学对商业领域知识一无所知的观点时，他说：“比尔·阿克曼的指责言辞相当愚蠢，而且缺乏严肃性。”
然而，共识文化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让人回避高难度对话，并陷入群体思维和惯性的漩涡。米奇·丹尼尔斯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商业背景的知名大学校长之一，在执掌公立研究型大学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九年之后，于2022年年底退休。丹尼尔斯曾任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并在制药巨头礼来公司（Eli Lilly）担任过10年高管。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上涨12%，而他冻结学费的做法赢得了赞誉。
丹尼尔斯告诉记者，不断飙升的学费“开始侵蚀”公众对大学教育价值的信心（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有同感）。他说，这种通货膨胀是由大学的定价权和满足所有内部成员的需求共同造成的。丹尼尔斯指出，大学领导者的本能反应是计算出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够满足各个派系的需求，“然后回过头来决定，我们要征收多少学费才能够达到目标金额？”丹尼尔斯表示，他在普渡大学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提出高难度问题，这些问题以底线为导向，而且更具战略意义：“我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来维持收支平衡，并为优先事项服务？……我过去常说：‘为了求解结果为零的等式，我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来避免学费上涨？’”
商人自然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但就目前而言，丹尼尔斯可能仍然是一个例外。猎头顾问芬克表示，许多学校都表示更希望聘用非学术背景出身的领导者。但他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让学术界人士加入高级人才寻访委员会，而学术界人士反过来又倾向于聘用学术界人士。大学董事会里的商界成员以及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信息官可能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让大学的领导层接受更多元化的想法。
言论方面的声明
如果说商界领袖不可能改变学术界的管理文化，那么他们可能就会与大学的领导者在校园话语文化上达成共识。
几十年来，大学一直享有自由公开辩论的美誉。学校的政治氛围偏左，在某些情况下，大学使用“触发警告”、“安全空间”和“言论守则”等语言来引导课堂内外讨论。这些概念中有许多是为了抵御仇恨言论、偏见和对少数群体的恐吓而提出的，但批评人士认为它们正在日益破坏思想交流。
反对者指出的证据包括，对持争议观点的演讲者进行斥责，以及解雇那些教授被少数学生认为带有冒犯性质的材料的教师。（这些批评大多来自保守派的拥护者，但随着取消文化跨越了意识形态界限，一些自由派也表达了担忧。）最严重的是，在加沙冲突所暴露出的情绪影响下，一些大学校园已经演变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无法彬彬有礼地进行交谈。
比尔·阿克曼对常春藤盟校校园文化的批评，引发了人们对高校如何培养学生适应公民生活的广泛关注。
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问题，对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在商业环境中，员工无法选择与谁互动，因此，必须学会与世界观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共事。这给那些希望把应届大学毕业生纳入自己队伍的管理者带来了挑战。毕业生自己也有同样的苦恼：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等非营利组织最近对20多岁的年轻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人表示，大学没有教授他们顺利过渡到职场的情感或行为技能。
在这种充满争议的环境下，一些学校开始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哈佛大学以外的精英大学取经。2015年，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通过了多项原则，要求学校“促进生动活泼、无所畏惧的自由辩论和讨论，同时在他人试图限制这种自由时保护它”。此后，100多所大学采纳了“芝加哥声明”（Chicago Statement）或某种版本的“芝加哥声明”；2023年，包括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在内的八所大学签署了该声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也于今年1月签署了该声明。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的克里斯滕·沙赫弗迪安认为，近几个月来，随着大学的领导者希望让校园辩论更具建设性，同时减少其伤害性，人们对该声明产生了新的兴趣。
“生动活泼而无所畏惧的自由辩论”恰好也是商业领袖想要培养的。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种文化特质至关重要，在这个时代，企业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因此需要灵活应变。自由表达不同意见的文化一直是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已故的杰克·韦尔奇和维珍集团（Virgin Group）的理查德·布兰森等首席执行官的标志性特征；最近，通过高管教练、谷歌（Google）前员工金·斯科特所著的《绝对坦率》（Radical Candor）等书，这种文化在领导圈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正如首席执行官顾问蒂莫西·克拉克202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所写的那样：“当各级员工都能够畅所欲言时，他们就会传播当地知识，扩大有益设想的范围，并防止出现集体性的一孔之见。”
如果“芝加哥声明”的相关原则在校园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它们将帮助学生培养自由和文明辩论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反过来又可以架起大学生涯和未来职业生涯衔接的桥梁。这份声明还能够提醒商界领袖言论自由的价值。
比尔·阿克曼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他在回应最近针对其妻子的剽窃指控时宣称，他将让报道此事的出版物“下地狱”。对企业巨头来说，要学会在不践踏他人尊严的情况下直言不讳，就需要进行练习，这一点对大学生而言同样适用。■
这些微不足道的捐款是对校园文化的抗议，在批评人士看来，校园文化限制了政治言论自由，同时放任反犹太主义之风盛行。这一行动的灵感来自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Inc.）的首席执行官马克·罗恩。一个月前，他号召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校友们加入他的行列，向该校捐款1美元。罗恩一直是该校的捐款大户。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另一位大佬、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罢免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原因是这些大学的校长在美国国会就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作证时，被许多人视为虚伪和麻木不仁。（到今年1月初，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已经辞职。）
这场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与华尔街之争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及其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引发激烈分歧的背景下爆发的。这也为扩大抨击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的范围提供了素材，包括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校友阿克曼在内的反对者将常春藤盟校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失误描述为种族主义“觉醒”失控带来的后果。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美元捐款抗议的范围之广也令人震惊，校友和捐赠者持续的不满情绪同样令人震惊。在多元化问题上，阿克曼及其盟友可能站在大多数商界人士的对立面，但他的行动主义却在文化战士圈子之外引起共鸣，原因是它触动了更广泛的不满情绪。美国商界精英以捐赠者、毕业生的雇主、学生或潜在学生的父母的身份，对美国的顶尖大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许多人对这些大学的投资回报率（ROI）并不满意。许多人担心，课程设置和校园生活无法为毕业生步入职场做好准备；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并不能证明其飙升的成本是合理的；而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其中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学术界的产物，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诚然，商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哲学差异是老生常谈，对“当今年轻人”行为的抱怨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但是，校园的不当言论给企业领导者和在校学生带来紧迫感，使得他们担心大学没有培养出好公民，也没有培养出好同事。
对一些激进分子来说，解决办法就是让大学变得更加企业化。在哈佛大学的校长克劳丁·盖伊于今年1月辞职后，阿克曼在X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把哈佛大学比作一家长期管理不善的大型企业。他补充道：“大学应该扩大招聘范围，让有能力的商界人士担任校长一职。”（阿克曼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
不出所料，那些在大学工作的人认为这是对学术自由的攻击。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900多名教职员工签署了一封反对罗恩抗议活动的信，谴责“没有学术专长的外部人士”企图进行“恶意收购”。但随着刻薄抨击的升级，我们值得一问的是：在领导力和文明辩论方面，学术界其实可以从商界学到什么呢？如果学术界效仿商界，商界又能够获得什么好处呢？
一致关切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编制的统计数据显示，商界人士担任大学最高职位的情况非常罕见。在美国教育委员会2023年对高等教育机构校长的调查中，只有不到20%的校长称自己并非学术背景出身，只有4%的校长称自己是“企业高管”出身。
金融大亨揪住这些统计数据不放，以此来指责他们的大学同行。但是，展望自己办学的前景可能会让这些大亨们望而却步。将一所大学想象成一家体系庞杂的大型公司，拥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和专业部门，涉猎范围从莎士比亚到粒子物理再到医学研究，无所不包。然后想象一下，当你不得不管理这家公司时，众多高管却因为终身教职而不能被解雇。同时，你还要不遗余力地筹集资金，监督重大建设项目，甚至可能还要主持一个庞大的体育帝国。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一位惯于行使“责任止于此”类行政权力的商界人士很可能需要砥砺前行。“在高等教育领域，必须达成共识才能完成任何任务，你无法发号施令。”比尔·芬克说。他担任顾问一职，其所在的公司R. William Funk & Associates已经协助400多所大学物色校长人选。
正如华尔街阵营里的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暗示在校园建立共识的过程中缺乏来自商界的声音，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UC Merced）的社会学教授、《象牙塔里的银行家》（Bankers in the Ivory Tower）一书的作者查理·伊顿表示，尽管前商界领袖很少担任校长职务，但他们却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体现在跻身大学董事会的高管人数，以及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投资官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上。在宣扬大学对商业领域知识一无所知的观点时，他说：“比尔·阿克曼的指责言辞相当愚蠢，而且缺乏严肃性。”
然而，共识文化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让人回避高难度对话，并陷入群体思维和惯性的漩涡。米奇·丹尼尔斯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商业背景的知名大学校长之一，在执掌公立研究型大学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九年之后，于2022年年底退休。丹尼尔斯曾任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并在制药巨头礼来公司（Eli Lilly）担任过10年高管。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上涨12%，而他冻结学费的做法赢得了赞誉。
丹尼尔斯告诉记者，不断飙升的学费“开始侵蚀”公众对大学教育价值的信心（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有同感）。他说，这种通货膨胀是由大学的定价权和满足所有内部成员的需求共同造成的。丹尼尔斯指出，大学领导者的本能反应是计算出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够满足各个派系的需求，“然后回过头来决定，我们要征收多少学费才能够达到目标金额？”丹尼尔斯表示，他在普渡大学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提出高难度问题，这些问题以底线为导向，而且更具战略意义：“我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来维持收支平衡，并为优先事项服务？……我过去常说：‘为了求解结果为零的等式，我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来避免学费上涨？’”
商人自然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但就目前而言，丹尼尔斯可能仍然是一个例外。猎头顾问芬克表示，许多学校都表示更希望聘用非学术背景出身的领导者。但他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让学术界人士加入高级人才寻访委员会，而学术界人士反过来又倾向于聘用学术界人士。大学董事会里的商界成员以及学校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信息官可能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让大学的领导层接受更多元化的想法。
言论方面的声明
如果说商界领袖不可能改变学术界的管理文化，那么他们可能就会与大学的领导者在校园话语文化上达成共识。
几十年来，大学一直享有自由公开辩论的美誉。学校的政治氛围偏左，在某些情况下，大学使用“触发警告”、“安全空间”和“言论守则”等语言来引导课堂内外讨论。这些概念中有许多是为了抵御仇恨言论、偏见和对少数群体的恐吓而提出的，但批评人士认为它们正在日益破坏思想交流。
反对者指出的证据包括，对持争议观点的演讲者进行斥责，以及解雇那些教授被少数学生认为带有冒犯性质的材料的教师。（这些批评大多来自保守派的拥护者，但随着取消文化跨越了意识形态界限，一些自由派也表达了担忧。）最严重的是，在加沙冲突所暴露出的情绪影响下，一些大学校园已经演变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无法彬彬有礼地进行交谈。
比尔·阿克曼对常春藤盟校校园文化的批评，引发了人们对高校如何培养学生适应公民生活的广泛关注。
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问题，对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在商业环境中，员工无法选择与谁互动，因此，必须学会与世界观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共事。这给那些希望把应届大学毕业生纳入自己队伍的管理者带来了挑战。毕业生自己也有同样的苦恼：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等非营利组织最近对20多岁的年轻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9%的人表示，大学没有教授他们顺利过渡到职场的情感或行为技能。
在这种充满争议的环境下，一些学校开始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哈佛大学以外的精英大学取经。2015年，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通过了多项原则，要求学校“促进生动活泼、无所畏惧的自由辩论和讨论，同时在他人试图限制这种自由时保护它”。此后，100多所大学采纳了“芝加哥声明”（Chicago Statement）或某种版本的“芝加哥声明”；2023年，包括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在内的八所大学签署了该声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也于今年1月签署了该声明。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的克里斯滕·沙赫弗迪安认为，近几个月来，随着大学的领导者希望让校园辩论更具建设性，同时减少其伤害性，人们对该声明产生了新的兴趣。
“生动活泼而无所畏惧的自由辩论”恰好也是商业领袖想要培养的。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种文化特质至关重要，在这个时代，企业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因此需要灵活应变。自由表达不同意见的文化一直是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已故的杰克·韦尔奇和维珍集团（Virgin Group）的理查德·布兰森等首席执行官的标志性特征；最近，通过高管教练、谷歌（Google）前员工金·斯科特所著的《绝对坦率》（Radical Candor）等书，这种文化在领导圈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正如首席执行官顾问蒂莫西·克拉克202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所写的那样：“当各级员工都能够畅所欲言时，他们就会传播当地知识，扩大有益设想的范围，并防止出现集体性的一孔之见。”
如果“芝加哥声明”的相关原则在校园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它们将帮助学生培养自由和文明辩论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反过来又可以架起大学生涯和未来职业生涯衔接的桥梁。这份声明还能够提醒商界领袖言论自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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