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朋友还是真损友？——从美欧关系再看欧盟战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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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旺旺：中国国内研究中，似乎中国成为理解和阐释欧洲战略自主的唯一视角，但过多强调中国，会难以全面把握欧洲战略自主转型的本质根源。

周旺旺

■最近十年，“战略自主”是欧盟重要官方文件和成员国领导人公开发言中频繁提及的一个词。

一般会认为，欧洲人强调的“战略自主”是指欧洲要在中美竞争中保持独立自主，不轻易选边站，并且要在全球秩序中成为代表欧洲利益、欧洲价值观和欧洲力量的重要一极。但是，欧盟为什么会在最近十年如此强调“战略自主”，这一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对俄能源依赖让欧洲经历了慌乱的能源危机和短暂的去依赖阵痛，主张价值观外交的执政党，如德国绿党，又极力推动对华市场去依赖。当然，这期间由于国内经济界和其他政党的反对，正式的说法经历了从“脱钩”到“降风险”的转变。因此，在国内诸多研究和评论视角中，似乎中国——中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力量崛起以及中国对欧洲构成的竞争威胁——成为理解和阐释“欧洲战略自主”的唯一视角。然而，过多地强调“中国”，既会过分夸大欧盟战略自主转型中的中国因素，也会难以全面把握欧洲战略自主转型的本质根源。

因此，理解一个超国家组织和理解一个人一样，至少要先了解他的过去、他成长的环境以及他和最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要把握为什么欧盟在最近十年高调谋求“战略自主”，还需要重新回到跨大西洋关系中，才能找到更多接近事实的答案。

欧洲人眼中的美国：恩人、伙伴和盟友

对欧洲人来说，美国是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是欧洲的恩人、伙伴和盟友，帮助欧洲结束二战、用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复兴、建立北约、支持欧洲应对苏联安全威胁，当然，美国对联邦德国的支持也是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能重新统一的重要原因。因此，特别是对欧洲传统的政治精英来说，大西洋主义陪伴他们走过漫长的艰难岁月，大西洋盟友关系无可撼动。即使在今天的欧洲政治家心目中，亦是如此。

同时，在不少欧洲主要领导人的心目中，美国是较之本土更发达、更让人向往的沃土：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在自传中“感慨早年的旅美岁月让自己打开了眼界”，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人生中最精华的成长时光是在美国渡过的——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哈佛任教之后转任高盛副总裁，德国前财政部长古滕贝格因为博士论文抄袭丑闻下台后直接选择去美国发展，而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前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曾举家移居美国多年，2021年奥地利政坛明星前总理库尔茨在辞职后也是选择去美国硅谷任职管理层等等。

不平等、也不和谐的大西洋关系

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跨大西洋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密不可分，也不是人们认为的一段平等与和谐的关系。美欧之间力量对比差异和战略利益定位错位是双方时有矛盾的结构性原因。然而，终因欧洲自身力量不足始终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这段关系纵使有时风雨飘摇，也没有彻底解散终结。

特别是当美国捍卫全球霸主地位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之时，美国要求欧洲愿意随时做出妥协、甚至不惜伤害自身利益来成就美国意愿，欧洲在力量依然羸弱之时，只能自己多吃亏来满足美方；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和成员国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一次次透支西欧盟友的信任，欧洲在这段关系中的自我意识会觉醒，战略自主的意愿会增强。能够理性为自己未雨绸缪，为何总是牺牲自己，为他人（即使美国）做嫁衣裳？

从美元霸权到单边主义再到特朗普主义

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一系列国际组织，以美元-黄金为金汇兑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联合国宪章》及其框架下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首屈一指的国际货币地位，也成为美国政府调整国际收支平衡、获得铸币税、解决国内财政赤字和经济问题的有效工具。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为缓解国内经济困境，自动贬值美元并关闭“黄金-美元兑换窗口”，面对欧洲盟友的错愕，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理所当然”地回应：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同时，为了进一步帮助美国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财政赤字问题，作为“好朋友”的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英国以及亚洲的日本一起主动升值本币，即使这意味着本国经济会受波及。

当然，在经历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之后，欧洲国家加快了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并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建立起单一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欧洲联盟，在1999年决定正式引入欧元。引入欧元不仅是为了促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是为了摆脱美元霸权阴影。

军事安全领域，上世纪50年代西欧依然在缓慢恢复中，外部面临苏联和华约的安全威胁，因此非常依赖美国和北约提供的安全支持。然而，随着西欧独立自主意识觉醒、力量增强和冷战的缓和，上世纪60年代的戴高乐主义、上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转向，凸显了欧洲反控制意识的觉醒。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肆无忌惮，军事上的自行其是引发了欧洲和美国在军事防务领域的争论，以及国际秩序应是单极超强还是国际多边的争论。这些或许还只是安全领域小小的风波。

而2013年爆出来的“棱镜门”监听事件，则彻底刷新了欧洲人对美国行为的认知下限。这次事件严重侵蚀了欧洲对美国的信任根基，对于一直宣扬大西洋友谊的欧洲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欧盟主要国家领袖，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时均做出强烈反应，以至于2019年当美国要求欧洲盟友一起封杀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时，时任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坚定支持总理默克尔与美国盟友对着干，“反正我们也没有因为监听事件抵制美国货。”

美欧关系真正的暴风雨发生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特朗普作为极端的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代表，在与欧洲国家的相处中要处处占尽“老大哥”的好处——既不看好欧洲构建自己的独立防务力量，要欧洲多摊北约共同防务军费，又要“一视同仁”地对所有贸易伙伴包括欧洲盟友发起猛烈的贸易战、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还退出一系列美国领头的国际组织，撤销几乎一切曾在国际经贸、气候保护等领域做出的承诺，导致国际多边主义的严重倒退，甚至还鼓励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群起攻击本国的建制派。可以说，跨大西洋关系的根基再深厚，特朗普主义之后也难以修复如初，以致当时的欧洲领导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有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

特朗普之后，拜登高喊“美国回来了”。一位主流的美国政治精英入主白宫，欧洲或许本满心期待，然而事实是，拜登治下的对外政策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美国优先”。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受困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威胁的欧洲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通胀和经济增长疲软，而此时的美国却一边在欧洲抬高能源价格、大发横财，一边又颁布《降低通胀法案》，试图通过各种补贴政策吸引欧洲企业转移生产基地到美国。甚至“价值观外交至上”的德国绿党出身的经济部长哈贝克都表示：“这可不是朋友能干的事啊！”

欧美：道不同、终将不相为谋

总之，欧盟战略自主是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个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相对衰落，中国绝对上升，全球新一轮竞争浪潮到来；以5G/6G网络、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欧盟自身战略利益调整和现实需求转变等。中、美、欧大三角里，欧、美的文化、利益和价值观更接近，但本质上而言，欧洲和美国信奉不完全相同的价值观，追求不一样的战略目标，所呈现的行事风格也不尽一致：伊拉克战争暴露了双方在追求全球多极还是单极秩序上的根本差异，2008年次贷危机呈现了“资本主义如何反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两种经济模式的本质冲突，特朗普主义则直接粉碎了跨大西洋关系的信任纽带。

因此，在美国不断拱火俄乌战争时，欧洲尽管也在支援乌克兰，但一直防止战火烧到欧洲，既防止乌克兰战乱之下匆忙加入北约，又保证供应的武器不会攻击俄罗斯本土。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上，美日商议要在亚洲建立北约联络处时，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票否决这个提议——“为什么要刺激中国的安全神经呢？”还记得两年前美国非常不体面地抢了盟友法国的核潜艇订单，导致法国政府做出激烈反应。今年5月马克龙访华却收获了千亿订单。是盟友可靠，还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更可靠，法国人自有判断。美国一直在劝诫盟友封锁对华政治、经贸、科技、投资合作交往，美国也总是带头对华强硬遏制，又是带头对华改善关系、跟盟友争抢对华合作实际利益，而带头者尽享一切先行者优势。加拿大人、英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当然都看得明明白白。

随着欧洲力量增强和意识觉醒，谁会甘心全被盟友摆布呢？因为“棱镜门”监听事件，今年5月在瑞典举行欧盟外长会议时，成员国参会代表都没有随身携带通讯设备，尽管他们不说，这又是在防备谁监听呢？欧洲今天的戴高乐主义者或许发出的声音还不够响，但只会比上世纪60年代更清醒。

欧洲人这难道不是心有芥蒂吗？当然是。

写在最后：大西洋主义一直根植于欧盟和成员国的政治传统中，因此值得借此视角重新理解欧盟战略自主的根源。“欧盟战略自主”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欧盟当下和未来的行事准则。对于欧洲来说，中国是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美国难道不是吗？只是他们不说而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