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中餐连锁品牌，居然不在中国！
发布日期：2025-07-20 20:55
2023-01-06 19:57
时政
中国可考虑采取补贴政策稳外资
中国可考虑采取补贴政策稳外资
王英良：为塑造竞争力，中国要实施明确的补贴，结合税收减免、贷款、直接拨款、奖助金、保险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
王英良
■中美冲突及新冠疫情造成众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这种高频次的撤资潮在全球投资史中是比较罕见的。去年12月末，日本《日经新闻》报道，由于与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升高，日本企业出现了使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依赖的动向。通过当地法人等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的比例2022年为0.87％，相较于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2012年，下降了0.14个百分点。
日本帝国征信于2010-2022年分7次调查了日本企业进驻中国的情况，日本经济新闻对这些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按都道府县计算出了通过设立当地法人或办事处以及向相关企业出资等方式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及比例。截至2022年6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2706家，比2012年（14394家）减少1600多家。尽管日本、美国、欧盟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的企业依然对中国大陆保持资本流动，但在存流量上出现的“赤字”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注。无论突出何种困难挑战，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企业撤离的最大驱动力是盈利预期在走弱。
美国自特朗普开始加速推动“再工业化”，目前拜登采取的产业措施涉及巨额补贴立法《降低通胀法》。拜登政府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采取了千亿美元级的补贴政策，希望吸引全球绿色能源、电池和太阳能产能企业落户美国。在大西洋另一端，欧盟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大规模绿色能源产业更新，但美国补贴造成的不对称优势使欧盟倍感压力。去年12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一所大学演讲时，指出《降低通胀法》和欧盟的《欧洲绿色协定》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既是气候战略，也是投资与增长战略。冯德莱恩还指出，美国这部包含3690亿美元的绿色产业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法律，给欧洲带来了不公平竞争、歧视欧企和“抢”走投资的威胁。去年8月拜登签署生效的《降低通胀法》中明确实施396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覆盖了对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和电池原材料的补贴。和美国对电动汽车本土制造的补贴比起来，美国对电池的补贴对欧洲来说，可能更具挑战性。
目前，欧美在产业方面均实施补贴以寻求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冯德莱恩在12月4日出席活动时表示，欧盟将采取调整其国家补助规则等措施，以防止美国近期通过的价值3690亿美元的《降低通胀法》所包含的绿色能源补贴计划引发投资外流。她在比利时布鲁日的一次讲话中说，“竞争是好的......但这种竞争必须尊重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美欧这两个全球经济体现在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美国依靠的是投资和监管标准，而欧盟依靠的是投资和监管标准的结合，以及碳定价。在新能源领域，欧美面临直接的冲突。
和很多国家一样，美国政府也补贴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鼓励由旧能源汽车过渡至电动车。《降低通胀法》规定，美国电动汽车新车购买者最高可获得7500美元税收补贴，二手车购买者可获得4000美元的减免，补贴只适用于价格不超过5.5万美元的轿车和不超过8万美元的皮卡、货车或运动型多用途车。2023年1月1日后购买纯电动车，每辆电动车的补贴额最高可达7500美元，而每家制造商有出售20万辆电动车的补贴上限。该法案中最富争议的一条内容是规定享受优惠的汽车电池必须在北美制造。法案将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激励电动汽车推广和电池工厂建立。美国的补贴显然有助于企业为获得额外利润而流向美国，这会对欧陆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生某种“虹吸效应”。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30日批评拜登在大气候法案中给美国制造提供的补贴，称该计划“超级激进”。
其实美国是一个很擅长利用补贴来提振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国家。由于美国在各个领域均存在世界级跨国公司，涵盖航空、农业、汽车/发动机/电机、建筑设备和系统、化学—轻质材料、化工—石油化工、能源与燃料、木材、金属和矿物、医疗、生物制药等，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实施反垄断以调节竞争关系；二是政府实施补贴；三是税收。反垄断不是常态，而后两者均是常态。实践中，美国不仅实施高税收，也实施高补贴。这种补贴使美国一批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均常年表现强劲。比如，弗吉尼亚州主要以直接拨款方式进行补贴，有近一半项目以直接拨款方式支持；伊利诺伊州则采用贷款、奖助金、直接拨款、税收减免等多种方式；怀俄明州虽然只有三个补贴项目，但包括了现金折扣、税收减免和担保这三种不同的补贴支持方式。各跨国公司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公司（比如福耀玻璃）在美国均享受大量联邦、州政府补贴，这是加强跨国公司在美生产黏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对一国发展乃至国运的决定作用，在战争时期表现地尤其明显。2022年4月，OECD发表文章《俄乌战争的国际投资影响》（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论证了国家间冲突背后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组织和动员能力的较量，并预测跨国公司的远离可能构成俄罗斯战败的重要因素。现实看，一流的跨国公司越发成为一种稀缺性战略资产，成为跨国竞争的重要争取对象。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改变一国一地的产业结构，并带来新的产业和安全关系变动。
中美在新疆问题上发生的龃龉，使中国在太阳能、光伏产业面临美国的关税政策制裁。2022年12月初，美国发现有中国企业经东南亚转口向美国出口光伏产品。这些规避关税的中国企业包括比亚迪（香港）、加拿大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泰国天合光能和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这些公司的产品共占美国太阳能电池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调查人员认定这四家公司发运的产品总体上为中国制造，因此应当依照针对中国项目的关税税率。这四家公司将不得不支付适用于其中国母公司的额外、严厉的关税税率。其他海外公司必须证明他们没有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否则将来也会面临严厉的关税。这样一来，中国特定企业在对美出口中处于被动，面临较大的亏损面。
美国在国际经贸中严格奉行“美国利益优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惜破坏此前由己所设计的规范。美国罔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义务。《降低通胀法》和《芯片与科学法》采取的部分措施明显违反了WTO规则，造成了消极的示范效应，可能引发各国在新能源产业和芯片产业补贴方面的“恶性竞争”，冲击和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美国的补贴措施构成WTO规则所明令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扰乱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秩序，最终可能瓦解WTO存续的必要性。美国采取歧视性排他性贸易和投资政策，利用补贴打击中国等其他成员的国内产业，违反WTO非歧视义务。但现实是，WTO的功能在2013年左右就开始面临显著的削弱，不仅各类区域贸易协定进一步抵消了WTO在全球多边主义中的分量，各大国所主导的产业均往自主和可控方向前进，国家主义盛行，多边主义收缩，这又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
目前，疫情以及国际关系变革，尤其是中美竞争关系的转变，构成了国外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重要动力。此前中国赢得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本国国内市场庞大，这对任何跨国公司均存在较大吸引力；二是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三是中美尽管存在长期的贸易纠纷，但美国依然不动摇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直到特朗普采取了新的关税政策。目前看，这三大要素均出现了一定的变动。首先是疫情三年，中国国内消费受到压制，本土投资消费出现疲态；劳动力尤其是主要工业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和用人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最具消极面的是中美在关税收领域的冲突导致大量中国企业流失，因为在中国国内生产再出口到美国将面临新的关税，这使得不少企业要不转投东南亚，要不直接投资美国。这种形势下，中国必须要采取措施。
考察外国投资对一国产业发展的贡献，比较典型的参照是外资对后发工业国家的影响。要实现后发工业国家发展，有效的国家干预和有利的“政府-企业”关系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实现复兴，其产业政策举措应吸取这些与补贴有关的干预经验，从而重新调整招商引资政策，以便在国际经贸中获得优势。
在分析美国产业经济之际，不能忽视美国常年采取的补贴政策。补贴的实施一方面使国家以高税收获取产业发展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补贴，使企业同国家的关联度更高，企业对政府产生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政商关系由此更加活跃，这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创新。
目前看，美国已松动了此前宣扬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是集中政策红利和补贴措施，推动美国产业在短期内塑造竞争力。国家间的竞争是系统性博弈，意识形态表象下，各国都力求培养属于本国的强产业链、强跨国公司。而为塑造竞争力，尤其在弱全球化时代，在资本更具优先权的事实下，中国更要实施明确的补贴，结合税收减免、贷款、直接拨款、奖助金、保险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当然也要塑造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无论如何，中国的疫情防控实现了迅疾的转弯，尽管社会代价明显、成本沉重，但能否换回中国经济尤其是FDI领域的新机遇和新热潮？现在看，稳外资和固外资，都可以尝试补贴这一手段，毕竟机会窗口已经艰难地在呈现。■
日本帝国征信于2010-2022年分7次调查了日本企业进驻中国的情况，日本经济新闻对这些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按都道府县计算出了通过设立当地法人或办事处以及向相关企业出资等方式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及比例。截至2022年6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2706家，比2012年（14394家）减少1600多家。尽管日本、美国、欧盟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的企业依然对中国大陆保持资本流动，但在存流量上出现的“赤字”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注。无论突出何种困难挑战，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企业撤离的最大驱动力是盈利预期在走弱。
美国自特朗普开始加速推动“再工业化”，目前拜登采取的产业措施涉及巨额补贴立法《降低通胀法》。拜登政府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采取了千亿美元级的补贴政策，希望吸引全球绿色能源、电池和太阳能产能企业落户美国。在大西洋另一端，欧盟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大规模绿色能源产业更新，但美国补贴造成的不对称优势使欧盟倍感压力。去年12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一所大学演讲时，指出《降低通胀法》和欧盟的《欧洲绿色协定》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既是气候战略，也是投资与增长战略。冯德莱恩还指出，美国这部包含3690亿美元的绿色产业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法律，给欧洲带来了不公平竞争、歧视欧企和“抢”走投资的威胁。去年8月拜登签署生效的《降低通胀法》中明确实施396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覆盖了对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和电池原材料的补贴。和美国对电动汽车本土制造的补贴比起来，美国对电池的补贴对欧洲来说，可能更具挑战性。
目前，欧美在产业方面均实施补贴以寻求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冯德莱恩在12月4日出席活动时表示，欧盟将采取调整其国家补助规则等措施，以防止美国近期通过的价值3690亿美元的《降低通胀法》所包含的绿色能源补贴计划引发投资外流。她在比利时布鲁日的一次讲话中说，“竞争是好的......但这种竞争必须尊重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美欧这两个全球经济体现在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美国依靠的是投资和监管标准，而欧盟依靠的是投资和监管标准的结合，以及碳定价。在新能源领域，欧美面临直接的冲突。
和很多国家一样，美国政府也补贴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鼓励由旧能源汽车过渡至电动车。《降低通胀法》规定，美国电动汽车新车购买者最高可获得7500美元税收补贴，二手车购买者可获得4000美元的减免，补贴只适用于价格不超过5.5万美元的轿车和不超过8万美元的皮卡、货车或运动型多用途车。2023年1月1日后购买纯电动车，每辆电动车的补贴额最高可达7500美元，而每家制造商有出售20万辆电动车的补贴上限。该法案中最富争议的一条内容是规定享受优惠的汽车电池必须在北美制造。法案将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激励电动汽车推广和电池工厂建立。美国的补贴显然有助于企业为获得额外利润而流向美国，这会对欧陆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生某种“虹吸效应”。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30日批评拜登在大气候法案中给美国制造提供的补贴，称该计划“超级激进”。
其实美国是一个很擅长利用补贴来提振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国家。由于美国在各个领域均存在世界级跨国公司，涵盖航空、农业、汽车/发动机/电机、建筑设备和系统、化学—轻质材料、化工—石油化工、能源与燃料、木材、金属和矿物、医疗、生物制药等，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实施反垄断以调节竞争关系；二是政府实施补贴；三是税收。反垄断不是常态，而后两者均是常态。实践中，美国不仅实施高税收，也实施高补贴。这种补贴使美国一批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均常年表现强劲。比如，弗吉尼亚州主要以直接拨款方式进行补贴，有近一半项目以直接拨款方式支持；伊利诺伊州则采用贷款、奖助金、直接拨款、税收减免等多种方式；怀俄明州虽然只有三个补贴项目，但包括了现金折扣、税收减免和担保这三种不同的补贴支持方式。各跨国公司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公司（比如福耀玻璃）在美国均享受大量联邦、州政府补贴，这是加强跨国公司在美生产黏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对一国发展乃至国运的决定作用，在战争时期表现地尤其明显。2022年4月，OECD发表文章《俄乌战争的国际投资影响》（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论证了国家间冲突背后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组织和动员能力的较量，并预测跨国公司的远离可能构成俄罗斯战败的重要因素。现实看，一流的跨国公司越发成为一种稀缺性战略资产，成为跨国竞争的重要争取对象。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改变一国一地的产业结构，并带来新的产业和安全关系变动。
中美在新疆问题上发生的龃龉，使中国在太阳能、光伏产业面临美国的关税政策制裁。2022年12月初，美国发现有中国企业经东南亚转口向美国出口光伏产品。这些规避关税的中国企业包括比亚迪（香港）、加拿大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泰国天合光能和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这些公司的产品共占美国太阳能电池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调查人员认定这四家公司发运的产品总体上为中国制造，因此应当依照针对中国项目的关税税率。这四家公司将不得不支付适用于其中国母公司的额外、严厉的关税税率。其他海外公司必须证明他们没有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否则将来也会面临严厉的关税。这样一来，中国特定企业在对美出口中处于被动，面临较大的亏损面。
美国在国际经贸中严格奉行“美国利益优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惜破坏此前由己所设计的规范。美国罔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义务。《降低通胀法》和《芯片与科学法》采取的部分措施明显违反了WTO规则，造成了消极的示范效应，可能引发各国在新能源产业和芯片产业补贴方面的“恶性竞争”，冲击和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美国的补贴措施构成WTO规则所明令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扰乱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秩序，最终可能瓦解WTO存续的必要性。美国采取歧视性排他性贸易和投资政策，利用补贴打击中国等其他成员的国内产业，违反WTO非歧视义务。但现实是，WTO的功能在2013年左右就开始面临显著的削弱，不仅各类区域贸易协定进一步抵消了WTO在全球多边主义中的分量，各大国所主导的产业均往自主和可控方向前进，国家主义盛行，多边主义收缩，这又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
目前，疫情以及国际关系变革，尤其是中美竞争关系的转变，构成了国外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重要动力。此前中国赢得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本国国内市场庞大，这对任何跨国公司均存在较大吸引力；二是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三是中美尽管存在长期的贸易纠纷，但美国依然不动摇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直到特朗普采取了新的关税政策。目前看，这三大要素均出现了一定的变动。首先是疫情三年，中国国内消费受到压制，本土投资消费出现疲态；劳动力尤其是主要工业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和用人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最具消极面的是中美在关税收领域的冲突导致大量中国企业流失，因为在中国国内生产再出口到美国将面临新的关税，这使得不少企业要不转投东南亚，要不直接投资美国。这种形势下，中国必须要采取措施。
考察外国投资对一国产业发展的贡献，比较典型的参照是外资对后发工业国家的影响。要实现后发工业国家发展，有效的国家干预和有利的“政府-企业”关系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实现复兴，其产业政策举措应吸取这些与补贴有关的干预经验，从而重新调整招商引资政策，以便在国际经贸中获得优势。
在分析美国产业经济之际，不能忽视美国常年采取的补贴政策。补贴的实施一方面使国家以高税收获取产业发展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补贴，使企业同国家的关联度更高，企业对政府产生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政商关系由此更加活跃，这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创新。
目前看，美国已松动了此前宣扬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是集中政策红利和补贴措施，推动美国产业在短期内塑造竞争力。国家间的竞争是系统性博弈，意识形态表象下，各国都力求培养属于本国的强产业链、强跨国公司。而为塑造竞争力，尤其在弱全球化时代，在资本更具优先权的事实下，中国更要实施明确的补贴，结合税收减免、贷款、直接拨款、奖助金、保险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当然也要塑造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无论如何，中国的疫情防控实现了迅疾的转弯，尽管社会代价明显、成本沉重，但能否换回中国经济尤其是FDI领域的新机遇和新热潮？现在看，稳外资和固外资，都可以尝试补贴这一手段，毕竟机会窗口已经艰难地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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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考虑采取补贴政策稳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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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为塑造竞争力，中国要实施明确的补贴，结合税收减免、贷款、直接拨款、奖助金、保险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
王英良
■中美冲突及新冠疫情造成众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这种高频次的撤资潮在全球投资史中是比较罕见的。去年12月末，日本《日经新闻》报道，由于与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升高，日本企业出现了使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依赖的动向。通过当地法人等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的比例2022年为0.87％，相较于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2012年，下降了0.14个百分点。
日本帝国征信于2010-2022年分7次调查了日本企业进驻中国的情况，日本经济新闻对这些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按都道府县计算出了通过设立当地法人或办事处以及向相关企业出资等方式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及比例。截至2022年6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2706家，比2012年（14394家）减少1600多家。尽管日本、美国、欧盟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的企业依然对中国大陆保持资本流动，但在存流量上出现的“赤字”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注。无论突出何种困难挑战，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企业撤离的最大驱动力是盈利预期在走弱。
美国自特朗普开始加速推动“再工业化”，目前拜登采取的产业措施涉及巨额补贴立法《降低通胀法》。拜登政府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采取了千亿美元级的补贴政策，希望吸引全球绿色能源、电池和太阳能产能企业落户美国。在大西洋另一端，欧盟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大规模绿色能源产业更新，但美国补贴造成的不对称优势使欧盟倍感压力。去年12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一所大学演讲时，指出《降低通胀法》和欧盟的《欧洲绿色协定》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既是气候战略，也是投资与增长战略。冯德莱恩还指出，美国这部包含3690亿美元的绿色产业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法律，给欧洲带来了不公平竞争、歧视欧企和“抢”走投资的威胁。去年8月拜登签署生效的《降低通胀法》中明确实施396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覆盖了对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和电池原材料的补贴。和美国对电动汽车本土制造的补贴比起来，美国对电池的补贴对欧洲来说，可能更具挑战性。
目前，欧美在产业方面均实施补贴以寻求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冯德莱恩在12月4日出席活动时表示，欧盟将采取调整其国家补助规则等措施，以防止美国近期通过的价值3690亿美元的《降低通胀法》所包含的绿色能源补贴计划引发投资外流。她在比利时布鲁日的一次讲话中说，“竞争是好的......但这种竞争必须尊重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美欧这两个全球经济体现在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美国依靠的是投资和监管标准，而欧盟依靠的是投资和监管标准的结合，以及碳定价。在新能源领域，欧美面临直接的冲突。
和很多国家一样，美国政府也补贴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鼓励由旧能源汽车过渡至电动车。《降低通胀法》规定，美国电动汽车新车购买者最高可获得7500美元税收补贴，二手车购买者可获得4000美元的减免，补贴只适用于价格不超过5.5万美元的轿车和不超过8万美元的皮卡、货车或运动型多用途车。2023年1月1日后购买纯电动车，每辆电动车的补贴额最高可达7500美元，而每家制造商有出售20万辆电动车的补贴上限。该法案中最富争议的一条内容是规定享受优惠的汽车电池必须在北美制造。法案将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激励电动汽车推广和电池工厂建立。美国的补贴显然有助于企业为获得额外利润而流向美国，这会对欧陆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生某种“虹吸效应”。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30日批评拜登在大气候法案中给美国制造提供的补贴，称该计划“超级激进”。
其实美国是一个很擅长利用补贴来提振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国家。由于美国在各个领域均存在世界级跨国公司，涵盖航空、农业、汽车/发动机/电机、建筑设备和系统、化学—轻质材料、化工—石油化工、能源与燃料、木材、金属和矿物、医疗、生物制药等，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实施反垄断以调节竞争关系；二是政府实施补贴；三是税收。反垄断不是常态，而后两者均是常态。实践中，美国不仅实施高税收，也实施高补贴。这种补贴使美国一批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均常年表现强劲。比如，弗吉尼亚州主要以直接拨款方式进行补贴，有近一半项目以直接拨款方式支持；伊利诺伊州则采用贷款、奖助金、直接拨款、税收减免等多种方式；怀俄明州虽然只有三个补贴项目，但包括了现金折扣、税收减免和担保这三种不同的补贴支持方式。各跨国公司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公司（比如福耀玻璃）在美国均享受大量联邦、州政府补贴，这是加强跨国公司在美生产黏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对一国发展乃至国运的决定作用，在战争时期表现地尤其明显。2022年4月，OECD发表文章《俄乌战争的国际投资影响》（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论证了国家间冲突背后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组织和动员能力的较量，并预测跨国公司的远离可能构成俄罗斯战败的重要因素。现实看，一流的跨国公司越发成为一种稀缺性战略资产，成为跨国竞争的重要争取对象。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改变一国一地的产业结构，并带来新的产业和安全关系变动。
中美在新疆问题上发生的龃龉，使中国在太阳能、光伏产业面临美国的关税政策制裁。2022年12月初，美国发现有中国企业经东南亚转口向美国出口光伏产品。这些规避关税的中国企业包括比亚迪（香港）、加拿大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泰国天合光能和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这些公司的产品共占美国太阳能电池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调查人员认定这四家公司发运的产品总体上为中国制造，因此应当依照针对中国项目的关税税率。这四家公司将不得不支付适用于其中国母公司的额外、严厉的关税税率。其他海外公司必须证明他们没有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否则将来也会面临严厉的关税。这样一来，中国特定企业在对美出口中处于被动，面临较大的亏损面。
美国在国际经贸中严格奉行“美国利益优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惜破坏此前由己所设计的规范。美国罔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义务。《降低通胀法》和《芯片与科学法》采取的部分措施明显违反了WTO规则，造成了消极的示范效应，可能引发各国在新能源产业和芯片产业补贴方面的“恶性竞争”，冲击和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美国的补贴措施构成WTO规则所明令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扰乱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秩序，最终可能瓦解WTO存续的必要性。美国采取歧视性排他性贸易和投资政策，利用补贴打击中国等其他成员的国内产业，违反WTO非歧视义务。但现实是，WTO的功能在2013年左右就开始面临显著的削弱，不仅各类区域贸易协定进一步抵消了WTO在全球多边主义中的分量，各大国所主导的产业均往自主和可控方向前进，国家主义盛行，多边主义收缩，这又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
目前，疫情以及国际关系变革，尤其是中美竞争关系的转变，构成了国外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重要动力。此前中国赢得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本国国内市场庞大，这对任何跨国公司均存在较大吸引力；二是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三是中美尽管存在长期的贸易纠纷，但美国依然不动摇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直到特朗普采取了新的关税政策。目前看，这三大要素均出现了一定的变动。首先是疫情三年，中国国内消费受到压制，本土投资消费出现疲态；劳动力尤其是主要工业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和用人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最具消极面的是中美在关税收领域的冲突导致大量中国企业流失，因为在中国国内生产再出口到美国将面临新的关税，这使得不少企业要不转投东南亚，要不直接投资美国。这种形势下，中国必须要采取措施。
考察外国投资对一国产业发展的贡献，比较典型的参照是外资对后发工业国家的影响。要实现后发工业国家发展，有效的国家干预和有利的“政府-企业”关系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实现复兴，其产业政策举措应吸取这些与补贴有关的干预经验，从而重新调整招商引资政策，以便在国际经贸中获得优势。
在分析美国产业经济之际，不能忽视美国常年采取的补贴政策。补贴的实施一方面使国家以高税收获取产业发展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补贴，使企业同国家的关联度更高，企业对政府产生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政商关系由此更加活跃，这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创新。
目前看，美国已松动了此前宣扬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是集中政策红利和补贴措施，推动美国产业在短期内塑造竞争力。国家间的竞争是系统性博弈，意识形态表象下，各国都力求培养属于本国的强产业链、强跨国公司。而为塑造竞争力，尤其在弱全球化时代，在资本更具优先权的事实下，中国更要实施明确的补贴，结合税收减免、贷款、直接拨款、奖助金、保险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当然也要塑造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无论如何，中国的疫情防控实现了迅疾的转弯，尽管社会代价明显、成本沉重，但能否换回中国经济尤其是FDI领域的新机遇和新热潮？现在看，稳外资和固外资，都可以尝试补贴这一手段，毕竟机会窗口已经艰难地在呈现。■
日本帝国征信于2010-2022年分7次调查了日本企业进驻中国的情况，日本经济新闻对这些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按都道府县计算出了通过设立当地法人或办事处以及向相关企业出资等方式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及比例。截至2022年6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2706家，比2012年（14394家）减少1600多家。尽管日本、美国、欧盟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的企业依然对中国大陆保持资本流动，但在存流量上出现的“赤字”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注。无论突出何种困难挑战，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企业撤离的最大驱动力是盈利预期在走弱。
美国自特朗普开始加速推动“再工业化”，目前拜登采取的产业措施涉及巨额补贴立法《降低通胀法》。拜登政府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采取了千亿美元级的补贴政策，希望吸引全球绿色能源、电池和太阳能产能企业落户美国。在大西洋另一端，欧盟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大规模绿色能源产业更新，但美国补贴造成的不对称优势使欧盟倍感压力。去年12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一所大学演讲时，指出《降低通胀法》和欧盟的《欧洲绿色协定》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既是气候战略，也是投资与增长战略。冯德莱恩还指出，美国这部包含3690亿美元的绿色产业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法律，给欧洲带来了不公平竞争、歧视欧企和“抢”走投资的威胁。去年8月拜登签署生效的《降低通胀法》中明确实施396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覆盖了对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和电池原材料的补贴。和美国对电动汽车本土制造的补贴比起来，美国对电池的补贴对欧洲来说，可能更具挑战性。
目前，欧美在产业方面均实施补贴以寻求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冯德莱恩在12月4日出席活动时表示，欧盟将采取调整其国家补助规则等措施，以防止美国近期通过的价值3690亿美元的《降低通胀法》所包含的绿色能源补贴计划引发投资外流。她在比利时布鲁日的一次讲话中说，“竞争是好的......但这种竞争必须尊重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美欧这两个全球经济体现在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美国依靠的是投资和监管标准，而欧盟依靠的是投资和监管标准的结合，以及碳定价。在新能源领域，欧美面临直接的冲突。
和很多国家一样，美国政府也补贴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鼓励由旧能源汽车过渡至电动车。《降低通胀法》规定，美国电动汽车新车购买者最高可获得7500美元税收补贴，二手车购买者可获得4000美元的减免，补贴只适用于价格不超过5.5万美元的轿车和不超过8万美元的皮卡、货车或运动型多用途车。2023年1月1日后购买纯电动车，每辆电动车的补贴额最高可达7500美元，而每家制造商有出售20万辆电动车的补贴上限。该法案中最富争议的一条内容是规定享受优惠的汽车电池必须在北美制造。法案将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激励电动汽车推广和电池工厂建立。美国的补贴显然有助于企业为获得额外利润而流向美国，这会对欧陆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生某种“虹吸效应”。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30日批评拜登在大气候法案中给美国制造提供的补贴，称该计划“超级激进”。
其实美国是一个很擅长利用补贴来提振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国家。由于美国在各个领域均存在世界级跨国公司，涵盖航空、农业、汽车/发动机/电机、建筑设备和系统、化学—轻质材料、化工—石油化工、能源与燃料、木材、金属和矿物、医疗、生物制药等，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实施反垄断以调节竞争关系；二是政府实施补贴；三是税收。反垄断不是常态，而后两者均是常态。实践中，美国不仅实施高税收，也实施高补贴。这种补贴使美国一批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均常年表现强劲。比如，弗吉尼亚州主要以直接拨款方式进行补贴，有近一半项目以直接拨款方式支持；伊利诺伊州则采用贷款、奖助金、直接拨款、税收减免等多种方式；怀俄明州虽然只有三个补贴项目，但包括了现金折扣、税收减免和担保这三种不同的补贴支持方式。各跨国公司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公司（比如福耀玻璃）在美国均享受大量联邦、州政府补贴，这是加强跨国公司在美生产黏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对一国发展乃至国运的决定作用，在战争时期表现地尤其明显。2022年4月，OECD发表文章《俄乌战争的国际投资影响》（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论证了国家间冲突背后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组织和动员能力的较量，并预测跨国公司的远离可能构成俄罗斯战败的重要因素。现实看，一流的跨国公司越发成为一种稀缺性战略资产，成为跨国竞争的重要争取对象。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改变一国一地的产业结构，并带来新的产业和安全关系变动。
中美在新疆问题上发生的龃龉，使中国在太阳能、光伏产业面临美国的关税政策制裁。2022年12月初，美国发现有中国企业经东南亚转口向美国出口光伏产品。这些规避关税的中国企业包括比亚迪（香港）、加拿大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泰国天合光能和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这些公司的产品共占美国太阳能电池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调查人员认定这四家公司发运的产品总体上为中国制造，因此应当依照针对中国项目的关税税率。这四家公司将不得不支付适用于其中国母公司的额外、严厉的关税税率。其他海外公司必须证明他们没有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否则将来也会面临严厉的关税。这样一来，中国特定企业在对美出口中处于被动，面临较大的亏损面。
美国在国际经贸中严格奉行“美国利益优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惜破坏此前由己所设计的规范。美国罔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义务。《降低通胀法》和《芯片与科学法》采取的部分措施明显违反了WTO规则，造成了消极的示范效应，可能引发各国在新能源产业和芯片产业补贴方面的“恶性竞争”，冲击和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美国的补贴措施构成WTO规则所明令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扰乱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秩序，最终可能瓦解WTO存续的必要性。美国采取歧视性排他性贸易和投资政策，利用补贴打击中国等其他成员的国内产业，违反WTO非歧视义务。但现实是，WTO的功能在2013年左右就开始面临显著的削弱，不仅各类区域贸易协定进一步抵消了WTO在全球多边主义中的分量，各大国所主导的产业均往自主和可控方向前进，国家主义盛行，多边主义收缩，这又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
目前，疫情以及国际关系变革，尤其是中美竞争关系的转变，构成了国外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重要动力。此前中国赢得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本国国内市场庞大，这对任何跨国公司均存在较大吸引力；二是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三是中美尽管存在长期的贸易纠纷，但美国依然不动摇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直到特朗普采取了新的关税政策。目前看，这三大要素均出现了一定的变动。首先是疫情三年，中国国内消费受到压制，本土投资消费出现疲态；劳动力尤其是主要工业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和用人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最具消极面的是中美在关税收领域的冲突导致大量中国企业流失，因为在中国国内生产再出口到美国将面临新的关税，这使得不少企业要不转投东南亚，要不直接投资美国。这种形势下，中国必须要采取措施。
考察外国投资对一国产业发展的贡献，比较典型的参照是外资对后发工业国家的影响。要实现后发工业国家发展，有效的国家干预和有利的“政府-企业”关系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实现复兴，其产业政策举措应吸取这些与补贴有关的干预经验，从而重新调整招商引资政策，以便在国际经贸中获得优势。
在分析美国产业经济之际，不能忽视美国常年采取的补贴政策。补贴的实施一方面使国家以高税收获取产业发展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补贴，使企业同国家的关联度更高，企业对政府产生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政商关系由此更加活跃，这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创新。
目前看，美国已松动了此前宣扬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是集中政策红利和补贴措施，推动美国产业在短期内塑造竞争力。国家间的竞争是系统性博弈，意识形态表象下，各国都力求培养属于本国的强产业链、强跨国公司。而为塑造竞争力，尤其在弱全球化时代，在资本更具优先权的事实下，中国更要实施明确的补贴，结合税收减免、贷款、直接拨款、奖助金、保险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当然也要塑造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无论如何，中国的疫情防控实现了迅疾的转弯，尽管社会代价明显、成本沉重，但能否换回中国经济尤其是FDI领域的新机遇和新热潮？现在看，稳外资和固外资，都可以尝试补贴这一手段，毕竟机会窗口已经艰难地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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