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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3 08:07
商业与经济

宁德时代的匈牙利“生死局”

周掌柜:本文重点放在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挑战,以宁德时代如何在匈牙利合规运营作为切入,全面评估匈牙利市场的本地化特征,及宁德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宁德时代西方抵御中国电池巨头之战可能为时已晚
周掌柜

■欣欣向荣的宁德时代,一直是中国新能源行业的旗舰和国民骄傲,眼前,这家超级巨头在匈牙利遭遇了一个不小的意外。

12月12日,宁德时代欧洲业务负责人在接受匈牙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此前在德国的投资并没有遇到反对,因此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会在匈牙利遇到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十分关注在公开听证会上不同的声音。不过,公司对于进军欧洲依然保持乐观,并表现出坦诚的态度愿意参与多方建设性对话。

访谈中所言的匈牙利听证会,源自宁德时代在欧洲的一个大手笔投资。2022年8月,宁德时代宣布在德布勒森市的米凯佩尔奇(Mikepércs)小镇投资73.4亿欧元建设电池工厂,规划产能为100GWh,创造9000个工作岗位。建成后将成为欧洲汽车工厂的服务中心,为包括宝马、奔驰、大众在内的大约30个电动车品牌供货,这几乎是中欧合作里程碑事件的历史性投资。然而,在历史性投资“砸”向匈牙利小镇德布勒森(Debrecen)的时候,出乎意外的是:等待他们的不是夹道欢迎的本地人,而是诸多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和不信任,甚至还有各种游行示威。

这个结果也让中国电池厂商们感到惊讶,从我们的普遍视角看:大型投资带来的繁荣预期应该是敲锣打鼓的大喜事,怎么可能被冷眼相看呢?!然而全球本地化的现实往往就是这样曲折和残酷,宁德时代的大手笔投资引发了匈牙利严重的社会分歧,本地环保组织和村民的不满情绪频频爆发,2022年11月,米镇诸多女性组成了“米凯佩尔奇的母亲”组织,开始进行街头抗议活动,强烈要求在获得工厂具体的水供应、噪音水平和污染信息前,暂停工厂建设;2023年1月,在德布勒森举行的两次相关建厂的公开听证会上,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执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不过,尽管遭遇诸多意外,中国电池企业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出海步伐依然坚定。2023年,先后有亿纬锂能、欣旺达、恩捷股份、华友钴业、杭可科技以及比亚迪等接连宣布在匈牙利投资建厂,加上宁德时代的投资,承诺总金额超过了121.4亿欧元。总体来看,中国公司全球本地化的未来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电池企业出海匈牙利的路程——审查、建厂、雇人、经营、沟通——正在“关关难过关关过”的状态。

本文,我们将重点放在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挑战,通过对全球本地化专业智库欣孚智库多位专家访谈,以宁德时代如何在匈牙利本地化合规运营作为切入,展开两个方面的研究和反思:一、全面评估匈牙利市场的本地化特征;二、宁德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希望通过深入分析更好地辅助更多企业决策者进行战略判断。

全面评估匈牙利市场的本地化特征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公司热衷投资匈牙利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中欧“小国”猛然间从欧洲舞台的边缘走向了电池产业链的“C位”呢?回答这些追问需要展开做一个铺垫。应该说匈牙利“神话”的缔造者不是别人,正是屡屡被西方媒体和舆论批判的维克多•奥尔班(Victor Orbán)。自2010年上台以来,奥尔班政府不但对经济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绑定德国企业,重塑了匈牙利的汽车实业基础,精准地把握了新能源时代的产业突破口——电池行业。在全球化合作伙伴方面,奥尔班政府坚持“向东开放”政策,不断向中日韩企业抛出了橄榄枝,最终获得了东亚企业的青睐,如今,匈牙利不但在经济低迷的后疫情时代异军突起,更是成为了制造业的璀璨新星,是全球第四大电池生产国。更多匈牙利崛起的底层逻辑,可以参考欣孚智库撰写的《当比亚迪发现匈牙利》。

在过去的一年半,匈牙利一直处于“中企投资大热”的状态:由于背靠欧盟统一大市场,同时又保持“对东开放”的政策,让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疲惫不堪的中国企业家仿佛看到了那缕“希望的曙光”,甚至有业内人分析称,这是进入高端市场的最后机遇。多少有点淘金热的热情。

但前景光明,路程却不那么顺利。第一位欧洲议会华人政策顾问、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认为: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匈牙利依靠的是“地缘洼地”,还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比过去三年全球爆发的新兴市场,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每个市场崛起的推动力各不相同:印度市场依靠的是人口红利,沙特依靠的是转型策略,而匈牙利和墨西哥的崛起则靠的是“地缘洼地”优势。进一步地说,这种优势的失去与获得,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本国。具体而言,墨西哥获得这种优势是因为中美博弈加剧之下,华盛顿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而匈牙利获得该优势的重要原因是欧盟主张对华“去风险”(de-risking),从而导致中国产业必须为日后出口欧洲市场保留后路。

所以,她认为:这种夹缝中机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美国或者欧盟决策者针对中国投资者出台更为严苛的政策或措施,那么这种“地缘洼地”可能会随之削弱。换言之,即使匈牙利一直试图保持自身对东开放的政策,给中国投资者充足的政治保障,但在全球地缘政治波动加剧,经济格局快速转变的当下,能否长期保留这一低门槛,还是一个需要全面评估的事情。

此外,虽然中国企业目前仍然可以通过匈牙利的“低门槛”顺利进入欧洲,但未来由于面对的是整个欧盟市场和消费者群体,所以真实挑战并没有实质性降低,长期经营门槛依旧很高。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发展依然有很多血淋淋的教训,比如:

有的公司过分放大匈牙利政府的“友华”态度,从而忽略了整个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在近些年,美国以及欧盟政策层面对于中国海外投资审查趋于严格,匈牙利对中企友好态度着实容易让中国企业产生了一种拿到“通行证”的错觉,甚至误认为匈牙利是一块中国投资欧盟的“飞地”,从而忽视了整个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逻辑在于,欧盟层面的压力没有消失,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在不断渗透到匈牙利本国。比如通过反对党、国际非政府组织、智库机构等。且随着这些声音的积聚,最终一定会在匈牙利国家层面产生不利于中国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

还有,中国企业思维惯性导致,在本地化过程中注重“经济逻辑”,而小看了“社会逻辑”。中国企业一直以来是靠务实主义成功的,这种务实特别体现在对于经济的贡献:纳税大户、创造就业。然而,在欧洲社会,特别是传统价值观极为盛行的匈牙利社会,仅凭经济贡献已经无法打动匈牙利百姓。由于他们并没有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多一份或者少一份工厂工作,于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简单说:面对中国企业的大举进入,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不但没有列队欢迎,反而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不信任,甚至游行示威,这是一个由于我们过度乐观带来的意外。所以,如何转变本地化逻辑,变被动为主动以及互动,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宋欣另外提醒关注的是——中国企业习惯“孤军奋战”模式,没有形成和欧洲生态的利益共生,从而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在出海过程中,中企的“以一敌百”、“见招拆招”的惯性也在不断延续。在“和平”年代,或许尚有一丝存活的可能,但在当下这种舆论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单打独斗只会将自己暴露给更多的攻击者,从而精疲力竭。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企业不但需要在内部形成绝对的团结,同时还要构建本地化的利益共生体系,深度绑定合作伙伴、社会组织、专业机构以及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中拓展更多的生存空间。

可见,全面推动匈牙利本地化布局不仅需要企业有更丰富的视角,也需要中国企业的同心协力、共同发展。

宁德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当下,宁德时代在匈牙利的挑战我们认为并非致命,甚至这个波折从长期看也是一个促进反思的好事情。像反对者那样希望将其置于死地的可能性为零,势必阻挡不了这家中国优秀企业的全球化进程。

可宁德时代仍然不可掉以轻心。我们不妨还原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做一些结构性分析:

首先,政府执政者的支持肯定是必要的。根据既定规划,工厂将于明年试运行,2025年投产。作为匈牙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绿地投资项目,宁德时代这项投资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大力支持,匈牙利外长彼得•西亚尔托甚至公开表示“为此而骄傲”,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头。

但政府内部和社会等更广泛层面的关注则更应该提高重视。目前,无论是在匈牙利政界还是社会层面,对建厂计划的争议从未停止,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欧盟层面的关注。执政党内,德布勒森市长拉兹洛•帕普(Laszlo Papp)和米凯培尔奇镇长佐尔坦•蒂马尔(Zoltan Timar)虽然同属于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Fidesz),在宁德时代建厂问题上明显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帕普市长坚定认为要抓住这百年难得一遇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应当把目光放得更长远,关注长期经济发展……不能用情绪和感觉为基础来管理一座城市。”然而,蒂马尔镇长却唱起了反调,认为工厂的建设极有可能耗尽当地的供水,导致污染,并且给只有5300人的小镇带来大量的外国工人以及潜在的通货膨胀问题。

两派争执之下,让村民更加迷惑,甚至促使其中很多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帕普市长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上存在大量错误信息”。匈牙利总理办公室国务秘书乔巴•多莫特尔(Csaba Dömötör)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观点,直言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宁德时代在德国左翼社会党和绿党执政的图林根州建厂没有问题,为什么在匈牙利建厂会更具有破坏性呢?”

示威的背后似乎也和匈牙利裔大鳄乔治•索罗斯的政治游说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方媒体人指出这是针对宁德时代的恶意炒作行动,比如德布勒森的环保组织“另类社群协会”(Alternatív Közösségek Egyesülete)在2017年就从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获得了220万美元的资助;另一家名为“为德布勒森团结” (Együtt Debrecenért Egyesület)的组织则在2019到2020年获得其4.17万美元的资助,构建了名为“德布勒森人”(Debreciner)的网站,并且发布了大量反对宁德时代建厂的文章。看起来,幕后黑手不得不防。

这里面核心搅动者是环保组织,随着社会分歧的加剧,本地环保组织和村民的不满情绪频频爆发:2022年11月,米镇诸多女性组成了“米凯佩尔奇的母亲”组织,开始进行街头抗议活动,强烈要求在获得工厂具体的水供应、噪音水平和污染信息前,暂停工厂建设;2023年1月,在德布勒森举行的两次公开听证会上,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执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

显而易见,宁德时代的建厂计划卷入了一场多方博弈的漩涡中:不仅涉及匈牙利执政党内部的国家与地方层面的分歧,还包括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对立,以及匈牙利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摩擦。此外,社会上保守力量与推动经济发展的派别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这些复杂的互动关系可能是投资方在项目初期未能完全预见到的。

回到2月13日,德布勒森当地法院力排众议,坚持给宁德时代颁发了工厂环境许可证。然而,与此同时,各方利益矛盾却在不断加速发酵,监管也有着从匈牙利国内向欧盟层面升级的态势。匈牙利前欧洲议员、现布达佩斯驻布鲁塞尔代表处首席代表雅沃尔•贝内德克(Jávor Benedek)公开表示已向欧洲委员会递交了调查申请,他指出宁德时代的运营可能违反了《欧盟水框架指令》、受“Natura 2000”网络保护的德布勒森的纳杰尔德(Nagyerdő)地区,以及违背了欧盟资助的CIVAQUA项目的实施。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欧盟会直接叫停宁德时代的工厂建设?

总体来看,概率很小,这方面中国公众不需要过分担心。从目前欧盟的整个立法和调查监管体系来看,欧委会在短期内进行深入调查且直接针对企业发出禁止令的可能性有限。不过,随着整个矛盾的重心逐渐转向生态环境(土地、水、空气污染)审查,未来欧盟施加匈牙利增加监管人员、加强惩戒措施的趋势是确定的。换言之,从中长期来看,在匈牙利运营也必然要面临更多的环保合规审查。

被环保和安全问题卡脖子的不只是中企,韩国电池回收公司SungEel Hitech亦是前车之鉴。2023年,SungEel在巴托尼特伦耶(Bátonyterenye)以及锡盖特圣米克洛什(Szigetszentmiklós)的电池回收工厂就因为违反废料处理规定而面临罚款以及无限期暂停营业的处罚。

除了面临环境方面更为严苛的审查,对于宁德时代而言,更紧迫的挑战可能在于如何缓解舆论的压力,将自己从风口浪尖中解放出来。为此,宁德时代其实已经做出了诸多的让步:

-在工厂建设问题上,7月中旬公司公开表示要缩减投资工厂的规模,将原本的建筑物占地面积从277188平方米减少13%到240435平方米,并且通过细化技术流程的空间要求,优化土地使用功能;

-在能源需求问题上,宁德时代表示会将原规划的10台锅炉中的1台作为备用,降低对于能源的需求;

-在空气污染问题上,宁德时代承诺通过完善技术设计数据,降低NMP的排放浓度;

-在水资源问题上,宁德时代表示会增加对于污水处理的投资,并且承诺工厂第一阶段的70%的用水可以通过处理过的污水满足,并不会过多地占用当地的饮用水;

-在用工问题上,宁德时代表示会尽可能在德布勒森本地招聘员工,并且将招聘范围扩大到方圆60公里之内的地区,2026年用工人数可达到3000人。

当前,这些让步还没有完全扭转局面,德布勒森居民仍坚持将宁德时代告上匈牙利最高法院(CURIA)。11月29日,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推翻了德布勒森法院的判决,撤销了宁德时代的应急管理许可,并要求德布勒森法院重新审理。这也就意味着,宁德时代要想重新获得该许可证,除了提交安全报告,还需要再次举办相关的公证会。

目前的局势来看,宁德时代的匈牙利投资明显是遇到了来自多方的阻力。基于在欧洲议会工作经验和华人身份对中国企业的了解,宋欣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要想避免成为众矢之的,防止今后每一步行动都被拿到放大镜之下审视,所需要做的已经不只是表面的让步和承诺,恐怕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战略调整。

这个时间点已经比较急迫,宁德时代真正拥抱全球本地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系统谋划,包括系统全球本地化策略的分阶段逐步推动,以及多方利益相关人沟通框架的确立。最终做到,真正融入全球市场,成为一家能够平衡各方利益且广受欢迎的全球性科技制造业公司。宁德时代作为中国标杆企业也肩负着为中国企业趟路的示范作用,这件事的经验和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对于宁德时代来讲,全球本地化挑战可以解决,机遇依然巨大。超越“生死局”,注定大成于时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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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3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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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向荣的宁德时代,一直是中国新能源行业的旗舰和国民骄傲,眼前,这家超级巨头在匈牙利遭遇了一个不小的意外。

12月12日,宁德时代欧洲业务负责人在接受匈牙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此前在德国的投资并没有遇到反对,因此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会在匈牙利遇到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十分关注在公开听证会上不同的声音。不过,公司对于进军欧洲依然保持乐观,并表现出坦诚的态度愿意参与多方建设性对话。

访谈中所言的匈牙利听证会,源自宁德时代在欧洲的一个大手笔投资。2022年8月,宁德时代宣布在德布勒森市的米凯佩尔奇(Mikepércs)小镇投资73.4亿欧元建设电池工厂,规划产能为100GWh,创造9000个工作岗位。建成后将成为欧洲汽车工厂的服务中心,为包括宝马、奔驰、大众在内的大约30个电动车品牌供货,这几乎是中欧合作里程碑事件的历史性投资。然而,在历史性投资“砸”向匈牙利小镇德布勒森(Debrecen)的时候,出乎意外的是:等待他们的不是夹道欢迎的本地人,而是诸多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和不信任,甚至还有各种游行示威。

这个结果也让中国电池厂商们感到惊讶,从我们的普遍视角看:大型投资带来的繁荣预期应该是敲锣打鼓的大喜事,怎么可能被冷眼相看呢?!然而全球本地化的现实往往就是这样曲折和残酷,宁德时代的大手笔投资引发了匈牙利严重的社会分歧,本地环保组织和村民的不满情绪频频爆发,2022年11月,米镇诸多女性组成了“米凯佩尔奇的母亲”组织,开始进行街头抗议活动,强烈要求在获得工厂具体的水供应、噪音水平和污染信息前,暂停工厂建设;2023年1月,在德布勒森举行的两次相关建厂的公开听证会上,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执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不过,尽管遭遇诸多意外,中国电池企业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出海步伐依然坚定。2023年,先后有亿纬锂能、欣旺达、恩捷股份、华友钴业、杭可科技以及比亚迪等接连宣布在匈牙利投资建厂,加上宁德时代的投资,承诺总金额超过了121.4亿欧元。总体来看,中国公司全球本地化的未来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电池企业出海匈牙利的路程——审查、建厂、雇人、经营、沟通——正在“关关难过关关过”的状态。

本文,我们将重点放在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挑战,通过对全球本地化专业智库欣孚智库多位专家访谈,以宁德时代如何在匈牙利本地化合规运营作为切入,展开两个方面的研究和反思:一、全面评估匈牙利市场的本地化特征;二、宁德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希望通过深入分析更好地辅助更多企业决策者进行战略判断。

全面评估匈牙利市场的本地化特征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公司热衷投资匈牙利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中欧“小国”猛然间从欧洲舞台的边缘走向了电池产业链的“C位”呢?回答这些追问需要展开做一个铺垫。应该说匈牙利“神话”的缔造者不是别人,正是屡屡被西方媒体和舆论批判的维克多•奥尔班(Victor Orbán)。自2010年上台以来,奥尔班政府不但对经济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绑定德国企业,重塑了匈牙利的汽车实业基础,精准地把握了新能源时代的产业突破口——电池行业。在全球化合作伙伴方面,奥尔班政府坚持“向东开放”政策,不断向中日韩企业抛出了橄榄枝,最终获得了东亚企业的青睐,如今,匈牙利不但在经济低迷的后疫情时代异军突起,更是成为了制造业的璀璨新星,是全球第四大电池生产国。更多匈牙利崛起的底层逻辑,可以参考欣孚智库撰写的《当比亚迪发现匈牙利》。

在过去的一年半,匈牙利一直处于“中企投资大热”的状态:由于背靠欧盟统一大市场,同时又保持“对东开放”的政策,让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疲惫不堪的中国企业家仿佛看到了那缕“希望的曙光”,甚至有业内人分析称,这是进入高端市场的最后机遇。多少有点淘金热的热情。

但前景光明,路程却不那么顺利。第一位欧洲议会华人政策顾问、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认为: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匈牙利依靠的是“地缘洼地”,还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比过去三年全球爆发的新兴市场,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每个市场崛起的推动力各不相同:印度市场依靠的是人口红利,沙特依靠的是转型策略,而匈牙利和墨西哥的崛起则靠的是“地缘洼地”优势。进一步地说,这种优势的失去与获得,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本国。具体而言,墨西哥获得这种优势是因为中美博弈加剧之下,华盛顿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而匈牙利获得该优势的重要原因是欧盟主张对华“去风险”(de-risking),从而导致中国产业必须为日后出口欧洲市场保留后路。

所以,她认为:这种夹缝中机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美国或者欧盟决策者针对中国投资者出台更为严苛的政策或措施,那么这种“地缘洼地”可能会随之削弱。换言之,即使匈牙利一直试图保持自身对东开放的政策,给中国投资者充足的政治保障,但在全球地缘政治波动加剧,经济格局快速转变的当下,能否长期保留这一低门槛,还是一个需要全面评估的事情。

此外,虽然中国企业目前仍然可以通过匈牙利的“低门槛”顺利进入欧洲,但未来由于面对的是整个欧盟市场和消费者群体,所以真实挑战并没有实质性降低,长期经营门槛依旧很高。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发展依然有很多血淋淋的教训,比如:

有的公司过分放大匈牙利政府的“友华”态度,从而忽略了整个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在近些年,美国以及欧盟政策层面对于中国海外投资审查趋于严格,匈牙利对中企友好态度着实容易让中国企业产生了一种拿到“通行证”的错觉,甚至误认为匈牙利是一块中国投资欧盟的“飞地”,从而忽视了整个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逻辑在于,欧盟层面的压力没有消失,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在不断渗透到匈牙利本国。比如通过反对党、国际非政府组织、智库机构等。且随着这些声音的积聚,最终一定会在匈牙利国家层面产生不利于中国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

还有,中国企业思维惯性导致,在本地化过程中注重“经济逻辑”,而小看了“社会逻辑”。中国企业一直以来是靠务实主义成功的,这种务实特别体现在对于经济的贡献:纳税大户、创造就业。然而,在欧洲社会,特别是传统价值观极为盛行的匈牙利社会,仅凭经济贡献已经无法打动匈牙利百姓。由于他们并没有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多一份或者少一份工厂工作,于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简单说:面对中国企业的大举进入,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不但没有列队欢迎,反而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不信任,甚至游行示威,这是一个由于我们过度乐观带来的意外。所以,如何转变本地化逻辑,变被动为主动以及互动,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宋欣另外提醒关注的是——中国企业习惯“孤军奋战”模式,没有形成和欧洲生态的利益共生,从而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在出海过程中,中企的“以一敌百”、“见招拆招”的惯性也在不断延续。在“和平”年代,或许尚有一丝存活的可能,但在当下这种舆论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单打独斗只会将自己暴露给更多的攻击者,从而精疲力竭。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企业不但需要在内部形成绝对的团结,同时还要构建本地化的利益共生体系,深度绑定合作伙伴、社会组织、专业机构以及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中拓展更多的生存空间。

可见,全面推动匈牙利本地化布局不仅需要企业有更丰富的视角,也需要中国企业的同心协力、共同发展。

宁德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当下,宁德时代在匈牙利的挑战我们认为并非致命,甚至这个波折从长期看也是一个促进反思的好事情。像反对者那样希望将其置于死地的可能性为零,势必阻挡不了这家中国优秀企业的全球化进程。

可宁德时代仍然不可掉以轻心。我们不妨还原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做一些结构性分析:

首先,政府执政者的支持肯定是必要的。根据既定规划,工厂将于明年试运行,2025年投产。作为匈牙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绿地投资项目,宁德时代这项投资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大力支持,匈牙利外长彼得•西亚尔托甚至公开表示“为此而骄傲”,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头。

但政府内部和社会等更广泛层面的关注则更应该提高重视。目前,无论是在匈牙利政界还是社会层面,对建厂计划的争议从未停止,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欧盟层面的关注。执政党内,德布勒森市长拉兹洛•帕普(Laszlo Papp)和米凯培尔奇镇长佐尔坦•蒂马尔(Zoltan Timar)虽然同属于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Fidesz),在宁德时代建厂问题上明显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帕普市长坚定认为要抓住这百年难得一遇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应当把目光放得更长远,关注长期经济发展……不能用情绪和感觉为基础来管理一座城市。”然而,蒂马尔镇长却唱起了反调,认为工厂的建设极有可能耗尽当地的供水,导致污染,并且给只有5300人的小镇带来大量的外国工人以及潜在的通货膨胀问题。

两派争执之下,让村民更加迷惑,甚至促使其中很多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帕普市长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上存在大量错误信息”。匈牙利总理办公室国务秘书乔巴•多莫特尔(Csaba Dömötör)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观点,直言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宁德时代在德国左翼社会党和绿党执政的图林根州建厂没有问题,为什么在匈牙利建厂会更具有破坏性呢?”

示威的背后似乎也和匈牙利裔大鳄乔治•索罗斯的政治游说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方媒体人指出这是针对宁德时代的恶意炒作行动,比如德布勒森的环保组织“另类社群协会”(Alternatív Közösségek Egyesülete)在2017年就从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获得了220万美元的资助;另一家名为“为德布勒森团结” (Együtt Debrecenért Egyesület)的组织则在2019到2020年获得其4.17万美元的资助,构建了名为“德布勒森人”(Debreciner)的网站,并且发布了大量反对宁德时代建厂的文章。看起来,幕后黑手不得不防。

这里面核心搅动者是环保组织,随着社会分歧的加剧,本地环保组织和村民的不满情绪频频爆发:2022年11月,米镇诸多女性组成了“米凯佩尔奇的母亲”组织,开始进行街头抗议活动,强烈要求在获得工厂具体的水供应、噪音水平和污染信息前,暂停工厂建设;2023年1月,在德布勒森举行的两次公开听证会上,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执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

显而易见,宁德时代的建厂计划卷入了一场多方博弈的漩涡中:不仅涉及匈牙利执政党内部的国家与地方层面的分歧,还包括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对立,以及匈牙利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摩擦。此外,社会上保守力量与推动经济发展的派别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这些复杂的互动关系可能是投资方在项目初期未能完全预见到的。

回到2月13日,德布勒森当地法院力排众议,坚持给宁德时代颁发了工厂环境许可证。然而,与此同时,各方利益矛盾却在不断加速发酵,监管也有着从匈牙利国内向欧盟层面升级的态势。匈牙利前欧洲议员、现布达佩斯驻布鲁塞尔代表处首席代表雅沃尔•贝内德克(Jávor Benedek)公开表示已向欧洲委员会递交了调查申请,他指出宁德时代的运营可能违反了《欧盟水框架指令》、受“Natura 2000”网络保护的德布勒森的纳杰尔德(Nagyerdő)地区,以及违背了欧盟资助的CIVAQUA项目的实施。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欧盟会直接叫停宁德时代的工厂建设?

总体来看,概率很小,这方面中国公众不需要过分担心。从目前欧盟的整个立法和调查监管体系来看,欧委会在短期内进行深入调查且直接针对企业发出禁止令的可能性有限。不过,随着整个矛盾的重心逐渐转向生态环境(土地、水、空气污染)审查,未来欧盟施加匈牙利增加监管人员、加强惩戒措施的趋势是确定的。换言之,从中长期来看,在匈牙利运营也必然要面临更多的环保合规审查。

被环保和安全问题卡脖子的不只是中企,韩国电池回收公司SungEel Hitech亦是前车之鉴。2023年,SungEel在巴托尼特伦耶(Bátonyterenye)以及锡盖特圣米克洛什(Szigetszentmiklós)的电池回收工厂就因为违反废料处理规定而面临罚款以及无限期暂停营业的处罚。

除了面临环境方面更为严苛的审查,对于宁德时代而言,更紧迫的挑战可能在于如何缓解舆论的压力,将自己从风口浪尖中解放出来。为此,宁德时代其实已经做出了诸多的让步:

-在工厂建设问题上,7月中旬公司公开表示要缩减投资工厂的规模,将原本的建筑物占地面积从277188平方米减少13%到240435平方米,并且通过细化技术流程的空间要求,优化土地使用功能;

-在能源需求问题上,宁德时代表示会将原规划的10台锅炉中的1台作为备用,降低对于能源的需求;

-在空气污染问题上,宁德时代承诺通过完善技术设计数据,降低NMP的排放浓度;

-在水资源问题上,宁德时代表示会增加对于污水处理的投资,并且承诺工厂第一阶段的70%的用水可以通过处理过的污水满足,并不会过多地占用当地的饮用水;

-在用工问题上,宁德时代表示会尽可能在德布勒森本地招聘员工,并且将招聘范围扩大到方圆60公里之内的地区,2026年用工人数可达到3000人。

当前,这些让步还没有完全扭转局面,德布勒森居民仍坚持将宁德时代告上匈牙利最高法院(CURIA)。11月29日,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推翻了德布勒森法院的判决,撤销了宁德时代的应急管理许可,并要求德布勒森法院重新审理。这也就意味着,宁德时代要想重新获得该许可证,除了提交安全报告,还需要再次举办相关的公证会。

目前的局势来看,宁德时代的匈牙利投资明显是遇到了来自多方的阻力。基于在欧洲议会工作经验和华人身份对中国企业的了解,宋欣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要想避免成为众矢之的,防止今后每一步行动都被拿到放大镜之下审视,所需要做的已经不只是表面的让步和承诺,恐怕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战略调整。

这个时间点已经比较急迫,宁德时代真正拥抱全球本地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系统谋划,包括系统全球本地化策略的分阶段逐步推动,以及多方利益相关人沟通框架的确立。最终做到,真正融入全球市场,成为一家能够平衡各方利益且广受欢迎的全球性科技制造业公司。宁德时代作为中国标杆企业也肩负着为中国企业趟路的示范作用,这件事的经验和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对于宁德时代来讲,全球本地化挑战可以解决,机遇依然巨大。超越“生死局”,注定大成于时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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