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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1 12:34
社会与生活

复仇的决心

杨妞花决定抓到这个人贩子,让对方得到惩罚,告慰早早离世的父母。
美容女性
吴向

■【199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贵阳市南明区的某街道,一户杨姓人家5岁的二女儿杨妞花消失了。

几天后,杨妞花出现在河北邯郸的农村,被改名为李素英。对身世的好奇,贯穿了她整整26年的人生,她从未停止揣测——她究竟是被父母抛弃的,还是被拐带走的?

2021年5月,杨妞花终于找到了贵州的家。失而复得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姐姐告诉她父母都去世了。从她「消失」那一刻起,这个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面对失去的这一切,回来的女儿杨妞花,决定复仇——】

1

我分别于10月底、11月初,在河北邯郸两次见到杨妞花。那时她的复仇计划已开始两年,即将接近结尾。她预计不久后会有一趟往返贵阳的行程,机票、食宿都不便宜,她得攒钱。每隔几天,她还要应对一些来访者,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早上八九点起床后,杨妞花会随意在路边或车上吃点早餐,匆匆赶往她经营的美容店。美容店开在镇上一处并不算优越的位置,是她和一位朋友合开的。店铺招牌上印着她的微信头像——她穿着短裙套装站在镜子前,镜子里是穿苗服的自己。

她每天坚持化妆、穿着干净利整,「一个做美容的,要是邋里邋遢的,就没有人相信我了」。

不过杨妞花说自己并不擅长化妆,只会把脸擦得白一些,嘴唇变红一点。她眨眨眼睛,她的眼球又黑又亮,眼尾上挑,双眼皮褶皱明显,用有些骄傲的语气补充:「我不用怎么化眼妆,人家都以为我开过眼角了。」

自从1995年被卖到邯郸的农村后,这双在北方较为少见的眼睛为她招来不少闲言碎语。「南方野兔子」是她童年的外号,村里的小孩觉得她的眼睛像兔子,性格又活泼爱动,企图以这个外号来「提醒」她——「你不过是被南方父母抛弃的小孩。」

这个外号被邯郸家里年近70岁的奶奶听到后,「总觉得我的眼睛里带着不服气」。眼睛成为杨妞花挨打最多的理由,奶奶用得最趁手的工具是拐杖,「她让我跪下,迎着头打下来。我必须低头,不能让她看见我的眼睛,否则她会打到我低头为止」。长大后的杨妞花这样理解她,「我5岁才被卖过来,已经有记忆了,奶奶怕我养不熟、怕我跑。」

2021年5月中旬,杨妞花通过网络找到家,回到贵州认亲。多年来在北方因为长相明显不同于他人,让她对外貌极为敏感,她在村口就发现:「大家都和我长着一样的眼睛。」

「你是被你亲生父母扔掉的」,被卖的很多小孩都听过这样的话,杨妞花也不例外,但她一直对这句话充满质疑。

杨妞花对父亲的眼睛仍然有记忆。她记得,有一次父母下班后带了鸡腿回来,自己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睡觉不愿意起来。父亲坐在床边,将鸡腿一点点撕碎喂给她。她睁开眼,接上父亲温柔的目光,「我这辈子都没遇到第二个人用这样的眼神看我」。这个画面在后来,反复被她拿来证明父母的爱。

这样的回忆还有很多。5岁的时候,爸爸把她架在肩上,旁人看到后劝爸爸:「她都这么大了,你让她自己走。」爸爸笑笑,不把她放下来。贵州的家里总是有零食水果,她吃过鞋底一样的果冻、紫色的大米……她记得有人曾用零食诱惑她,她心想:「这些东西家里都有,一点也不稀奇。」

对于1995年冬天发生的事,杨妞花曾幻想过很多版本。这其中最坏的也不过是父母再婚生下儿子,不再惦记她。但只要她能找回来,她就可以将这些年的心酸都告诉父母。

2012年,杨妞花开始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9年过去,她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2021年5月初,31岁的她通过互联网,联系上已经远嫁江苏的姐姐杨桑英,才补充完故事的另一面——
1995年,妹妹杨妞花丢失;1997年,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1999年,母亲熊棉衣郁郁而终;姐姐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的那一年,不到12岁。

杨妞花也确认,她不是被父母抛弃的,而是被人拐走的。

姐妹俩刚联系上的时候,杨桑英就直白地告诉她:「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她脑子嗡的一下,不停追问:「你说谁去世了?」

2021年5月16日,认亲仪式的第二天,姐妹俩去给父母上坟。父母的坟在两个不同的山头,家里当时没有主事的大人,后事办得潦草。去往山头的路长满杂草和荆棘,堂哥走在前方拿着锄头边走边砍。杨妞花走在堂哥身后,越往上越难过:「我爸怎么埋在这么偏的地方?」说是坟,但看上去不过是个小土堆。坟前没有墓碑,杂草丛生,鲜有被祭奠的痕迹。

眼前的坟让她对于「爸妈不在了」有了强烈的实感,她跪下来,抑制不住地大哭。在那之后,这样的痛哭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杨妞花的家中,「这种感觉真的太痛苦了」。

经历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又扑了一场空的巨大悲伤之后,杨妞花逐渐冷静下来,「复仇」的想法酝酿而生。这个家庭从1995年后经历的所有悲剧,都指向把她拐走的人。她决定抓到这个人贩子,让对方得到惩罚,告慰早早离世的父母。

2

复仇的第一步,得知道人贩子是谁,这其实有迹可循。人贩子当年拐卖妞花时,曾在村里有过一个落脚点——王某付家中。王某付是中间人,简单点说,他是这场人口交易的中间商:为人贩子提供住宿,并帮忙在村里寻找买家。

年幼的杨妞花经常在村里遇到王某付,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来邯郸和对方有关。但除此之外,她没有更多的认知。奶奶还曾去问过王某付杨妞花的生日,对方给在纸条上瞎写了一个,她过去一直把假生日当成真的。

杨妞花记得,小时候的某一天她路过王某付家里,见门开着就拿了两个石头做的小狮子。奶奶问她是不是偷的,她说:「门开着就不算偷。」后来对方也不曾讨要,两只石狮子现在还在她养父家里的冰箱上放着。长大后的她回忆起来,觉得有一些荒诞:「这件事和余华英拐走我的逻辑差不多。」

这不是杨妞花第一次向王某付询问自己的来历。十几岁时,她就多次尝试,但对方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她只好放弃。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她找到家了,父母却去世了。这一次,她逼迫自己一定要拿到线索。2021年的下半年,她频繁前往王某付家中劝说他。

我没能争取到一个和王某付对谈的机会,杨妞花决定开车带我去王某付的房子外看看。王某付家离杨妞花养父家很近,步行不到十分钟。小屋子外高墙筑起,透过围墙只能看到房顶,围墙上爬满了藤叶。狭窄的院子里,停着几辆破旧的电动车,那是来打麻将的人留下的。村里为了让他有收入能够吃饭,在他屋子里摆上两张麻将桌,每次来打麻将的人就付两块钱的电费。

说服王某付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并不愿意再面对26年前的错误。但他当时已经90岁,超过了服刑的年纪,「供出来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杨妞花觉得这是突破口。她开始抓住这一点不放,一直跟对方说好话,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

耐不住一直被追问的王某付松口说出一句:「我只知道是小余带你来的。」

「小余」两个字立刻勾起杨妞花的回忆,「是不是余华英?」 事实上,她的记忆里一直有余华英这个名字,但名字属于谁,她不确定。她设想过会不会是妈妈或者姐姐,直到王某付说出「小余」两个字,她才想起来这一切。

王某付有点惊慌,他没想到一个5岁的小孩能记得这么清晰。「姐姐和妈妈的样子我都记得比较模糊了,但爸爸的样子和名字,以及余华英的,我记得一直特别清晰。可以说当时我记住了这辈子我最爱和最恨的两个人。」

在给杨妞花寻找买家的那段时间,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她被安排站在寒冬里给余华英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我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来找余华英的男人中,有一个个子高高的,讲话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她听不懂,把他判定为邯郸人。还有一个南方人,讲话她听得懂。南方男人曾喊出了余华英的全名。于是,杨妞花的记忆里存下六个名字,尽管前面几个都不太准确:「有一个叫杨新明(民)的,不确定是不是我爸爸;妞花还是妞妞,应该是我自己;姐姐好像叫桑英;妈妈名字最后一个字是yi这个发音;外婆叫阿布代。」

妞花依靠这些记忆碎片找到了家,却也是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家。

认亲两年来,杨妞花很少睡过一个好觉。她经常梦见有关家乡、有关童年、有关父母的一切。梦里大多时候都看不见父母和家人,有的只是老家猪圈对面的山洞——她在山洞里看向对面没有家人、没有炊烟的小屋子;大片的油菜花地头,站着一棵树,她总觉得妈妈就在树下,但怎么也找不到妈妈的身影。

3

2021年7月之后,杨妞花在邯郸多次报案,当地警方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但只要一回家看到床头柜上亲生父母一家四口的合照,她就不甘心。2022年1月,她再度找到公安,对方提出要她回事发地贵阳报警。她立即动身去贵阳,之后的半年,她常常往返于邯郸和贵阳之间。在派出所,她总哭着重复一句话:「我妈走的时候才32岁。」

出发去贵阳之前,丈夫老许曾提出要一起,她拒绝。她知道自己女性的身份能够减小别人对她的警惕,立案可能性更大。

杨妞花对人有自己一套熟练的体察和打交道的方法,这几乎贯穿了她对所有关系的把握上。从街头的店主,到店里的顾客,再到警察、记者以及其他关心她的来访者,她很清楚自己可以应对得很体面,「基本跟我接触过的记者,都觉得我特别好相处」。

美容店里的顾客大多数都是当地的村民。杨妞花和她们说话时很有耐心,有些客人对产品不了解,她就从头到尾解释一遍。从前卖化妆品时,她习惯把竞品也分析一通。

杨妞花会下意识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寻亲成功后,她回到贵州老家,几乎给每一个亲戚都拍了一条视频,事无巨细地介绍这些亲戚为她和她的家庭做了些什么。说到堂妹,她说:「多亏妹妹认出我来。姐姐丢得太早了,应该抱一抱你的。」聊到舅舅,她说:「舅舅的话不多,不是在抽烟就是望着我们笑,舅舅为我们一家操劳了许多。」到堂哥堂嫂,她将对方做的苗服、筹备的饭菜都拿出来展示……

在镇子闲逛时,我们走进一家服装店。买完衣服后,杨妞花回到车上说:「你看,这个老板和别的卖服装的女的不一样,别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她也不咋收拾自己。」我不解地看向她,示意她继续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店,就猜她应该不是那种为了卖衣服瞎吹的那种人。」后面的接触中,她发现这位老板确实如她预料的那样。

她在脑子中对记者有分类——有些人简单录个视频或者在电话里说两句,是赶时效的;有的一跟好几天、也不怎么经常提问,是回去写长文章的。她对这些充满好奇:「媒体是怎么赚钱的?有多少粉丝?」

也有过一次不太开心的经历。一次视频拍摄时,她在现场表达的是自己虽然痛恨余华英但还是尊重法律,但视频里剪掉了后半句,变成了「我巴不得余华英去死」。但她想了想又表示理解,「毕竟媒体也需要流量」。

这或许是杨妞花被拐后多年来求生的本能所致。教会她低头、看眼色的第一个人是奶奶,「奶奶说东绝不能往西,要我洗碗就不能先扫地再洗碗」。奶奶发号的所有命令,她都无法拒绝,无论多么离谱。比如,奶奶曾因为丢了一只鸡,让年幼的妞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找。

现在杨妞花回忆起来,觉得奶奶也并非有意苛待自己。她的理由是,那个年代的贫穷家庭,对待孩子的方式大多传统,何况她还是「半路来的」。她的原生家庭才是例外。她甚至感激1995年冬天奶奶对她的收留,「不然我没准会被卖去更差的地方」。

杨妞花被拐去邯郸后,不像男孩那么好「出手」。余华英带着她在村里逗留了十多天,还是没人愿意买下这个南方的小丫头。余华英对外宣称: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奶奶听后,偷拿聋哑儿子用来娶媳妇的钱,又卖掉家里所有的粮食才凑够2250块。另外的250块,是中间人王某付的「好心随礼」,一起给了余华英。奶奶用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把杨妞花从村东头载回养父的家,她站在「新家」前很久都不愿意进屋。之后,奶奶给她取名叫李素英,成为这个家的孙女。

起初,养父并不接纳这个花掉自己「媳妇本」的女孩,总是在和奶奶吵架时,用手指指杨妞花,示意把她还回去把钱拿回来。「但养条小猫小狗,时间久了也会有感情」,杨妞花觉得自己和小猫小狗没什么不一样。

一天,养父拿起一个馒头夹些咸菜,正准备往嘴里塞,扭头看见杨妞花正眼巴巴地盯着他,犹豫了一下,把馒头递给她。养父靠给人修鞋补鞋为生,后来去村里给人修房子,开始有工资后,经常偷偷摸摸地给杨妞花零花钱。「一毛两毛地给,还跟我比划不要告诉奶奶。」

尽管养父对她还不错,她那时候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在他人屋檐下讨生活的外人。加上村里的谣言——「说我是我爹的童养媳」,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养父产生误解和排斥的心理。

小时候,杨妞花尝试过用一些方法保全自己。她排斥和养父单独相处,即便养父从未有过任何逾矩的行为。奶奶去世后,客厅漏雨家里没钱修,她也没地方住,也尽量不回家。每次春节不得不回家,天快黑的时候,她就去同学或者闺蜜家里过夜。

13岁那年,奶奶在村里人的撺掇下,不让小学刚毕业的杨妞花继续读书。杨妞花学起村里人的说辞:「你看她(杨妞花)眼睛老圆溜溜地转,可聪明了,书念多了就跑回南方了。」

之后,杨妞花开始在超市配货,去雪糕厂上班。好不容易熬到16岁,她偷拿身份证才逃去江苏打工。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自由。

4

在外打工的那些年,杨妞花一次恋爱也没谈过。那会儿厂里的男孩女孩流行在网吧约会,男孩打游戏,女孩看剧,比如《青蛙王子》一类的。她每次去都是和女孩们一起。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婚姻和家庭,而不是短暂的爱情,只有血缘上的联结才能让她安心。

杨妞花和老许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见了一面基本就定了下来。2009年春节相完亲,11月就结了婚。杨妞花当时相亲只有一个条件——对方不打人就好,「我挨打挨够了。」「老许家就在隔壁村,打我,我就跑回去」,则是她当初择偶时的重要考量。

婚姻对杨妞花而言,有点冒险,也有一定赌的成分,赌她有没有运气成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更健全的家庭。好在老许婚后对她不错。结婚14年来,因为知道她不敢独自睡觉,老许很少去外地。有一次,他在五六十公里外的一个县里工作,原本不准备回家,但又担心起杨妞花来,连夜骑着摩托赶回家。

杨妞花现在有两儿一女,孩子们都在离家不到100米,转个弯就到的学校,但她还是坚持让家人们轮流接送。曾有人问她儿女双全之后,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儿子,她说:「我在邯郸的这些年,周围没有一个跟我面孔相似的。我很羡慕长得相似的人往那一站,一看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有一次,4岁的女儿坐在电动车后座,她听见后座许久没有声音,回头一看不见女儿——挡风篷窝了下去,女儿处在视线盲区,「当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好几次,我们无意间聊起关于婚育的问题,我说现在很多人都不想生孩子。她问:那孤单了怎么办?我说,很多人会养宠物、会交朋友。她立即用一种很坚定的语气告诉我:「生一个就知道了,血缘上的关系是没办法(被)替代的。」我把小猫照片给她看,她半开玩笑地对老许说:「把咱三个孩子拉出来给她看看。」

即使家庭完满,杨妞花至今仍然不适应和他人的亲密接触,连女儿也不例外。女儿爱撒娇,有时候拥抱她,她受不了,起一身鸡皮疙瘩,「我在邯郸长大的这些年,从来没有人牵过我的手或者抱过我」。

生大儿子之前,她从未和老许谈论过自己的身世,「不生下孩子永远不是一家人」。儿子未出生前的一个晚上,她以担心娘家没人给孩子做虎头鞋为由头,慢慢打开话匣,主动聊起这些年的经历。随着讲述的深入,她又将对自己被拐的揣测告诉了老许。

老许起初不信,「你一看就是山里人不要的」。但听了她关于原生家庭的描述,老许逐渐觉得她的猜测更加合理,并在第二天告诉自己的父母。公婆听说后专门给她打了一通电话,还曾给她钱让她去寻亲。后来,也是在公婆的支持下,她才正式走上寻亲之路。

寻亲成功两年来,老许下班回来只要见家里有记者或者警察来找杨妞花,就默默地准备上一桌子菜。对于杨妞花的故事,他很少多说。妻子讲述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偶尔见对方情绪低落就主动岔开话题,缓解气氛。
杨妞花坦言,自己的开朗性格,大部分都是在婚后才有的。对于给养父当童养媳的说法,她也是在逐渐感到安全之后才推翻的,「我爹明显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现在养父还在建筑工地做事,总是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帮她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她把家里钥匙给养父配了一把,「但凡我爹要是对我有一点的坏心思,我现在都不可能搭理他」。

2021年从贵州认亲回来后,杨妞花曾把原来家庭一家四口的合照给养父看,告诉养父自己找到家了。养父接过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用手轮流在两个人脸上比了一下,又指了照片中她的亲生父亲。她立刻明白过来:「我爹说我和他长得不像,跟我亲爸像。」

即便丈夫和公婆比她预料得好太多,杨妞花仍在很多时候透露出小心翼翼,努力维持家庭的运转和自己的体面。坐月子期间,她只要不舒服,就会打电话告诉邯郸家的大娘,大娘接到电话就会拎着各种补品上门。「我就是得让我公婆知道我是有人关心的,哪怕我回头自己再双倍、四倍、五倍地还我大娘。」

在做全职家庭主妇的6年里,她极力把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精心准备饭菜,「基本上每天把家里拖上三四遍,角落的灰我都拿吹风机吹」。老许下了班回家,「洗脚水都是倒好的」。

聋哑养父不懂逢年过节的习俗,比如婆家带了东西上门应该回礼,否则女儿会被瞧不起。杨妞花每次从养父家里出来,都会在中途买上礼品再回家去告诉公婆,「这是我爹买的」。

在寻亲无果的9年里,杨妞花做销售、做微商,日子忙得晕头转向。她没有太多时间去纠结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但随着对母亲这个角色的体验越来越深,她也越来越坚定:「我不太可能是被抛弃的。」她想起自己很多时候对孩子都没办法保持好脾气,但孩子有个头疼脑热还是把她急得睡不着。何况,记忆中父母那么温柔善良,怎么可能狠心把她丢掉?

只是整整9年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她偶尔也会怀疑,是不是父母根本就没找过自己?多年来,除了家人,她没对任何人说起寻亲的事情,「万一真是被抛弃的,多丢人啊」。注册微信的时候,杨妞花想了个名字——「宝贝回家」,每当别人问起来:「怎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她都打个哈哈糊弄过去。一直到后来寻亲成功,好多朋友才反应过来。

5

2022年6月初,在杨妞花的不懈努力下,贵阳警方成功立案。不到一个月,余华英就被一个超市门口的监控拍到,随后在6月30日被捕。

余华英被拍到的时候,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杨妞花在一排照片中一眼就认出了她。警察告诉她,被捕时的余华英正在打麻将。

杨妞花说到这里,笑得有些酸涩:「她比我都洋气。」她扯了扯黑色紧身上衣说:「这一件14块钱。」平时接受媒体采访、参加节目会穿上一套稍微好一点的——一套260元的定制的西装短裤套装。

杨妞花至今怕黑、怕锁门、怕封闭空间。这么多年来,家里的院门总是大开着。她和朋友们出去玩,朋友总是把她送回家,看着她走进灯光里才放心离开。她对于黑暗的最初恐惧,是在被余华英拐走后在火车上的那个夜晚。

那是在1995年初冬,贵阳市南明区某街道,杨妞花和姐姐杨桑英刚刚随着父母搬进一间新租的屋子。山区的房屋依靠着斜坡建立,像是一层层摞上去的,里面挤满了从周边省市前来打工的家庭。杨妞花的父亲考上大学,却因为家庭条件差没能去读,婚后一直和妻子在一起打工。他们白天去上班,就让姐妹俩在家玩。不久后,余华英搬到隔壁,并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一家人的信任,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那时小妞花刚学会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但四姨答应给她织一条围巾,「结果围巾才没织多少,我就丢了」。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在火车上一段时间后,她开始有些不耐烦,大哭:「我要回家!」然后换来恐吓,「再吵就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

杨妞花安静下来,5岁的她无法判断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敢惹恼这个在火车上唯一的熟人。她在大约凌晨四五点的火车上惊醒,她做了一个梦:在一座山上,妈妈带着许多人四处找她,所有人都在叫「妞花」这个名字。

「我叫杨妞花。」她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她至今还记得,车顶上几盏昏暗的灯照射着寂静的车厢,外面风声呼啸。车窗外已经不是那种能够吞噬一切的黑,像是爸妈偶尔起得很早的时候,她猜测是凌晨四五点。一股奇异的味道从她的嗅觉里生出来,「这样的味道我一共闻到过两次,一次是在火车上醒来,一次是我被卖到邯郸我爹家。」她觉得这个味道源于陌生感,「像是买了一口铁锅,还没有开过锅就用来炒菜的那个铁锈味儿」。

分不清是一夜还是两夜,杨妞花被带来邯郸。下火车后,她说想上厕所,余华英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于是,杨妞花挨到记忆中的第一顿打,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28年后,这个细节被余华英在庭审现场一遍遍否认。

杨妞花对余华英的记忆,一度停留在那场自己作为商品的交易上,她的售价是2500元。零星的记忆定格在几个画面——余华英点钱、余华英挥手、余华英说过几天会来接她。

经过审讯,余华英承认,1993年至1996年间,她从重庆、贵州多地拐卖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

警察告诉杨妞花,一开始审讯的时候,余华英只承认拐卖过3个孩子,中间人王某付却一口气供出其他8个孩子。11个孩子中,有三对为兄弟或姐弟。而她首次作案是在1992年,卖掉的正是自己的私生子,这个孩子目前尚未找到。

6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是一起公诉案件。但杨妞花想参与进来,咨询律师之后,她提出要求余华英民事赔偿790万元。她知道余华英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钱有什么用,能买我爸妈的命吗?」她只是想要余华英受到应有的惩罚。

寻亲成功后,杨妞花回了好几次贵州。在亲邻零散的讲述下,她逐渐拼凑出一个家庭在短短4年里支离破碎的故事——

杨妞花丢失后,爸妈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爸妈开始整日酗酒。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妹妹摆上一双碗筷。妈妈总会跑到外婆家的窗户下痛哭,谁也拉不走。

杨桑英曾经问杨妞花,你见过男人哭吗?杨妞花摇摇头说没有,杨桑英说我见过。杨桑英在8岁之后,频繁听见家中哭声一片。杨妞花被拐时,家里正准备修新房子,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有一天,杨桑英看着爸爸哭着把砖头砸成稀烂。

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爸爸望着她发笑。后来,一家人去了贵阳打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爸爸醉酒后,觉得所有人都是人贩子。杨桑英记得有天夜里,她看着爸爸光脚走出家门,就不放心地跟上去看。爸爸走到外婆家坐在门前破口大骂,杨桑英两个小姨都嫁去江苏,爸爸觉得小姨是被外婆卖去江苏的,没准杨妞花也是。外婆知道爸爸难受,也只敢默默流泪,不敢说什么。

有一次,杨妞花的二姨从江苏回来,爸爸看见就要她把杨妞花还回来。二姨委屈地直掉眼泪,一个舅舅看不下去走进来指着爸爸说:「你现在就是条『疯狗』,见人就咬。」崩溃的爸爸一下子倒下去,重重砸在一块板子上开始大哭。

1997年,爸爸因为胃出血去世,年仅39岁,去世前拉着杨桑英嘱咐:「如果将来没地方生活,就去舅舅家里。」 那之后,妈妈精神也变得愈发不正常。有一天夜里,妈妈生病输液时,一个人跑到山里。被找到时,妈妈手里拿着瓶子,回了半瓶子的血。妈妈说:「我听见我们家妞花在喊我。」

两年后,32岁的妈妈也去世了。去世前,杨桑英记得妈妈曾突然振作起来,说是要出去好好打工,供她上学,也要把妹妹找回来。但没几个月,妈妈精神状况变得很差,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余华英被抓到后的一天夜里,杨妞花梦到年轻的妈妈来到邯郸。女儿拿着火腿肠,她抢过来说:「这是给外婆吃的。」杨妞花问:「妈,你是怎么来的?」妈妈说:「坐船来的,从一条很宽很大的河上来的。」杨妞花纳闷:「哪里有河呀?」妈妈没说,开心地吃完火腿肠说:「我要走了。」杨妞花跟在后面,一路把妈妈送到水边,看着妈妈上了船。

醒来后,杨妞花问老许:「我爸怎么不来看我?」老许说:「我们男的不爱串门儿,在家看家呢。」白天,她给姐姐讲了一遍,纳闷自己从来都没坐过船。杨桑英惊讶:「我们小时候去贵阳就是要坐船的呀!」

7

今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中院开庭。余华英被捕的将近一年里,杨妞花想象过很多次和她再度见面的场景。

这其中,她最想看到的是——生活得不如意的余华英向她下跪,祈求她的原谅。「余华英应该痛哭流涕,应该生活得很差劲,应该浑身是病,她应该向我、我死去的父母以及所有的寻亲家庭道歉。」

开庭了。杨妞花焦灼地坐在庭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余华英被搀扶着走进来。「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想冲上去打她,告诉她我的家变成什么样子了。」她在法庭上死死盯住余华英,期待对方抬头看向自己的眼神里能有一丝歉意。

整个庭审前期,余华英都没有看向她。对证环节里,杨妞花指出余华英曾殴打她,余华英这个时候才抬起头看向她,她又看到那双曾经令5岁的自己无比恐惧的眼睛。

余华英否认掉这一情节,并在庭上指责杨妞花撒谎。律师问余华英:「既然你否认殴打小孩,那为什么这些小孩会跟着一个陌生人好几天甚至十几天都不哭不闹?」余华英回复:「那他们不哭,我有什么办法。」她在法庭上总是重复一句话:「我不晓得。」

庭审最后,杨妞花跪下来,请求判处余华英死刑。

一审结束后,杨妞花像个战士一样走出来,向大家宣告余华英一审被判处死刑。姐姐杨桑英怯怯地站在她身边抽泣。妹妹被很多人称赞,杨桑英是头号粉丝。面对提问她总是回复:「你去问我妹妹,她可厉害了。」

两姐妹仍然承受着被拐这场悲剧的余震。杨妞花忘不了姐姐在告诉她父母死讯的时候,用的是「你爸你妈」。她在地里走得飞快,又强调了一遍:「我记得很清晰,她用的是你爸你妈」。

杨桑英对妹妹情感复杂,既有时隔多年找到妹妹的欣喜,也有过怨恨。在成长时期,她经常觉得要不是妹妹走丢,自己也不会家破人亡。但她知道这件事不是妹妹的错,所有复杂的情绪最后都会落在自责上——自己怎么没从人贩子手里拦下妹妹?

妹妹被带走的那个早晨时常出现在杨桑英的梦里,她在梦里每一次都拉住了妹妹。但每次醒来,她发现不管在梦里拉住多少次,都改变不了现实里没拉住的那一次。后来,她每次看到眼睛大大的、凹下去的女孩,都会忍不住问:你是不是你们家亲生的?

爸爸去世的时候,杨桑英大哭了一场,等到妈妈去世时,她已经哭不出来。11岁的她彻底成了孤儿。村里有人看见她就骂叫花子,说她导致妹妹丢失、克死父母。

2009年,杨桑英远嫁到江苏南通,她一直排斥回老家,无法独自面对已经空无一人的家。她觉得自己一直被困在一个小黑屋里,直到妹妹找回来,她的世界才有了一点光亮。

在杨妞花眼里,自己心心念念了27年的家找回去只剩姐姐,她担心姐姐不接纳自己。因此,她跟姐姐相处时比看其他人脸色更勤,有时候不小心和姐姐争论起来,她觉得委屈也只敢咽下去。她知道,两个人中,姐姐从来都不是那个幸运儿。

成功相认后,姐妹俩几乎每两三天就要打一通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她们总是把童年共有的记忆翻来覆去地讲。最初那段时间,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很少主动说起自己这些年的遭遇。

2022年春节,杨桑英带着全家来邯郸过年。两人相认已经快半年,但杨妞花许多时候跟姐姐说话仍会紧张。直到有一天,杨桑英先打开了话匣子:「你是不是一直在讨好我?」那一刻,杨妞花知道自己半年来的小心翼翼被看穿,开始浑身发抖。她把手机挡在脸上,把脸别到另一边去哭。

杨桑英问:「你在哭吗?」然后抱住妹妹,哽咽了一会儿,解释道:「姐姐没有不欢迎你,姐姐只是觉得你好歹有个养父。你看我在贵州,我什么都没有。」杨桑英终于将自己童年的经历讲给妹妹。杨妞花越听越委屈,她告诉姐姐自己在邯郸的日子也不容易,她说起自己如何被殴打、村里的流言蜚语和自己一个人在外打工的日子。

姐妹俩在幼年时个性就体现出不同,杨桑英内敛敏感,总是因为挨骂大哭;妞花大大咧咧,有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看着妹妹走丢、父母双亡后,杨桑英变得更加内向。

杨妞花送给杨桑英东西,杨桑英总要拿些东西还。杨桑英在舅舅家里生活时,总觉得自己寄人篱下,认为天下没有白来的东西。她那时候不知道,妹妹送东西只是为了让她开心,而不是想要换回什么。那次谈话之后,她感觉两个人亲昵了一些,杨桑英不再排斥妹妹送的东西,有时候还会跟人「炫耀」一下。

在杨妞花视频底下,经常有网友评论说杨桑英冷漠。她维护杨桑英:「我姐姐只上学上到小学四年级,她只是打字不熟练,不是冷漠。」

8

9月18日,余华英提出上诉。终审没定下来,杨妞花没法彻底放下心来。

11月7日中午,杨妞花收到一条消息,是律师发来的余华英的上诉状。她立刻停止说话和手里的动作,掀起门帘往外走,视线始终停留在屏幕上。

上诉状几乎是根据余华英的口述整理而成,保留了很多口语表达习惯。余华英的主要观点是:自己那时候太年轻、日子太难,逼不得已;要不是有其他人教唆,她一个女人绝对没有能力拐卖儿童。她承认拐卖11名儿童,但觉得一审的判决过重,对于高额的赔偿金也不具备赔偿能力。

杨妞花顿了顿,说:「她说她35岁的时候太年轻,可是我妈妈32岁就躺进了坟里。我们全家人的痛苦都是她造成的,我和姐姐13岁就辍学打工,经历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我们怎么没有变成坏人?这不能成为她犯罪的理由。」

11月2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二审开庭。法院认为本案涉事重大,决定择期宣判。

两个多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杨妞花站在签字台前,余华英被两名法警押着走过来。两人只隔了一步的距离,「她用当年拐卖我的那种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不同的是,5岁的杨妞花只会躲避。这一次,她选择用同样的眼神瞪了回去。

杨妞花比预想得勇敢很多。访谈的很多时候,我都在犹豫如何措辞才能减小提问带来的伤害。但只要她反应过来,就会自然而然接下去。她不厌其烦地讲述那些令她痛心的故事细节,然后重复着难过、落泪。
找到家人、抓到人贩子之后,为什么还愿意一遍遍讲述这些让自己难过的事情?面对这个问题,杨妞花想了想说:「现在很多寻亲家长把我当成救星,我得一直活跃。」她每次去贵阳庭审或者直播,都有一群寻亲家长从全国各地过来,仅仅是为了在她的直播间露个脸,增加关注度。有些家长因为长期寻亲花光积蓄,实在付不起食宿的费用,她就主动承担,「一审的时候,我开了6个房间」。

杨妞花在当地也变得小有名气,很多人在街头偶遇都能认出她来。她记得,好几个人当面感叹:「老看你直播,还以为你个子很高,一看就是女强人那种,没想到看着小小的一个。」

两年来,杨妞花一共带过五六次货。有人在她的视频下留言,「网红的尽头是带货」,甚至有人指责她消费家庭的苦难。对此,她有些无奈,她在过去两年一直在做寻亲相关的公益,都是自费。「也应该赚点钱,毕竟要继续做公益,还是得付出成本」,她说。

不论是直播还是线下卖化妆品发货,杨妞花都会在货品上贴上一张卡片。这是她自己找街边的打印店制作的,花了一千多块。卡片上印着她的联系方式,只要有寻亲需求的人联系她,想要她帮忙发声,她就会无偿帮对方发视频或者尽可能帮忙联系相关的人。

如今,杨妞花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复仇的故事,「这是个社会事件,谁能保证自己的小孩不被余华英拐走呢?」孩子被拐之后如何适应、寻亲、认亲,她认为这其中的艰难,没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
她接触过很多寻亲家庭,在她的观察中,很多孩子并不愿意认亲,「尤其是男孩」。男孩们担心回家后要承担双倍老人的养老。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成家立业,再举家变动是不太可能的。最重要的是,被人贩子拐走的小孩几乎都会被洗脑:自己是被父母抛弃的。因此,很多人对亲生父母甚至称得上是怨恨。

孩子一旦确认是被拐卖的,很可能意味着要和朝夕相处的家人站在对立面。像她这样能够获得现在家庭支持的人,在儿童拐卖案中是极小概率的事情。也有许多寻亲的孩子不愿意去公安部门采血,因为需要养父母在场。贵阳公安给了杨妞花一个特权,想要寻亲的人可以在她的店里采血,再由她把采血样品寄给公安部门。那之后,时不时就会有人来她的店里采血。

现在,只要有媒体或者警察联系她来邯郸调查寻亲相关的案件,杨妞花都会自己开车去高铁站接送,「一个车不够,我就带两三个车」。去年,警方在邯郸取证的将近半个月里,她不做生意、不再联系客户,整天跟着警察们四处游说当事人,或者充当邯郸方言的翻译。正是在她的协助下,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中的另外9名儿童也都成功被找到(剩下一名在2019年参加寻亲节目时找到家人)。

我问杨妞花:「在被拐卖的小孩里,为什么你能抓到人贩子并且把她送上法庭?」对此,杨妞花几乎没犹豫,直白地回答:「因为我父母死了。」

杨妞花经常接到寻亲人士的电话,总是耐心且逻辑清晰地帮他们分析情况,安抚对方的情绪。「看见其他父母能找到孩子,我很开心,能弥补掉一点点我对父母的遗憾。」

第一天访谈到下午5点多,杨妞花在摇床里睡着。不到二十分钟,她醒过来,说自己睡了个好觉。复仇的故事快要接近尾声,她心里的大石头快要落地了。她时常想,如果没有那次拐卖,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学历成为杨妞花最难以启齿的一件事,她很羡慕在那个年代还能考上大学的爸爸。前段时间,她给大儿子开家长会,班主任要求每个人给孩子留下一句话,她紧张地想了半天,有很多话想说。但最后只歪歪扭扭地留下一句:「儿子,路上注意安全,好好上学。」不过,跟她交流过的很多人,都对她清晰的逻辑和流利的叙述感到惊讶:「你的谈吐完全不像小学毕业的。」她听完,自卑得到一些疏解。但在更多时候,她还是会遗憾自己没能上个大学。

杨妞花对自己如今的状态谈得上满意,但也时常会做出一些假设——如果在温柔善良的父母身边成长,她一定不会这样怕黑、没有安全感,不必在任何人面前都要装作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也不需要经常带着眼泪从各种有关父母和童年的梦魇里醒来……

不过,她知道,这一切都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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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1 12:34
社会与生活

复仇的决心

杨妞花决定抓到这个人贩子,让对方得到惩罚,告慰早早离世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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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

■【199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贵阳市南明区的某街道,一户杨姓人家5岁的二女儿杨妞花消失了。

几天后,杨妞花出现在河北邯郸的农村,被改名为李素英。对身世的好奇,贯穿了她整整26年的人生,她从未停止揣测——她究竟是被父母抛弃的,还是被拐带走的?

2021年5月,杨妞花终于找到了贵州的家。失而复得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姐姐告诉她父母都去世了。从她「消失」那一刻起,这个家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面对失去的这一切,回来的女儿杨妞花,决定复仇——】

1

我分别于10月底、11月初,在河北邯郸两次见到杨妞花。那时她的复仇计划已开始两年,即将接近结尾。她预计不久后会有一趟往返贵阳的行程,机票、食宿都不便宜,她得攒钱。每隔几天,她还要应对一些来访者,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早上八九点起床后,杨妞花会随意在路边或车上吃点早餐,匆匆赶往她经营的美容店。美容店开在镇上一处并不算优越的位置,是她和一位朋友合开的。店铺招牌上印着她的微信头像——她穿着短裙套装站在镜子前,镜子里是穿苗服的自己。

她每天坚持化妆、穿着干净利整,「一个做美容的,要是邋里邋遢的,就没有人相信我了」。

不过杨妞花说自己并不擅长化妆,只会把脸擦得白一些,嘴唇变红一点。她眨眨眼睛,她的眼球又黑又亮,眼尾上挑,双眼皮褶皱明显,用有些骄傲的语气补充:「我不用怎么化眼妆,人家都以为我开过眼角了。」

自从1995年被卖到邯郸的农村后,这双在北方较为少见的眼睛为她招来不少闲言碎语。「南方野兔子」是她童年的外号,村里的小孩觉得她的眼睛像兔子,性格又活泼爱动,企图以这个外号来「提醒」她——「你不过是被南方父母抛弃的小孩。」

这个外号被邯郸家里年近70岁的奶奶听到后,「总觉得我的眼睛里带着不服气」。眼睛成为杨妞花挨打最多的理由,奶奶用得最趁手的工具是拐杖,「她让我跪下,迎着头打下来。我必须低头,不能让她看见我的眼睛,否则她会打到我低头为止」。长大后的杨妞花这样理解她,「我5岁才被卖过来,已经有记忆了,奶奶怕我养不熟、怕我跑。」

2021年5月中旬,杨妞花通过网络找到家,回到贵州认亲。多年来在北方因为长相明显不同于他人,让她对外貌极为敏感,她在村口就发现:「大家都和我长着一样的眼睛。」

「你是被你亲生父母扔掉的」,被卖的很多小孩都听过这样的话,杨妞花也不例外,但她一直对这句话充满质疑。

杨妞花对父亲的眼睛仍然有记忆。她记得,有一次父母下班后带了鸡腿回来,自己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睡觉不愿意起来。父亲坐在床边,将鸡腿一点点撕碎喂给她。她睁开眼,接上父亲温柔的目光,「我这辈子都没遇到第二个人用这样的眼神看我」。这个画面在后来,反复被她拿来证明父母的爱。

这样的回忆还有很多。5岁的时候,爸爸把她架在肩上,旁人看到后劝爸爸:「她都这么大了,你让她自己走。」爸爸笑笑,不把她放下来。贵州的家里总是有零食水果,她吃过鞋底一样的果冻、紫色的大米……她记得有人曾用零食诱惑她,她心想:「这些东西家里都有,一点也不稀奇。」

对于1995年冬天发生的事,杨妞花曾幻想过很多版本。这其中最坏的也不过是父母再婚生下儿子,不再惦记她。但只要她能找回来,她就可以将这些年的心酸都告诉父母。

2012年,杨妞花开始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9年过去,她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2021年5月初,31岁的她通过互联网,联系上已经远嫁江苏的姐姐杨桑英,才补充完故事的另一面——
1995年,妹妹杨妞花丢失;1997年,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1999年,母亲熊棉衣郁郁而终;姐姐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的那一年,不到12岁。

杨妞花也确认,她不是被父母抛弃的,而是被人拐走的。

姐妹俩刚联系上的时候,杨桑英就直白地告诉她:「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她脑子嗡的一下,不停追问:「你说谁去世了?」

2021年5月16日,认亲仪式的第二天,姐妹俩去给父母上坟。父母的坟在两个不同的山头,家里当时没有主事的大人,后事办得潦草。去往山头的路长满杂草和荆棘,堂哥走在前方拿着锄头边走边砍。杨妞花走在堂哥身后,越往上越难过:「我爸怎么埋在这么偏的地方?」说是坟,但看上去不过是个小土堆。坟前没有墓碑,杂草丛生,鲜有被祭奠的痕迹。

眼前的坟让她对于「爸妈不在了」有了强烈的实感,她跪下来,抑制不住地大哭。在那之后,这样的痛哭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杨妞花的家中,「这种感觉真的太痛苦了」。

经历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又扑了一场空的巨大悲伤之后,杨妞花逐渐冷静下来,「复仇」的想法酝酿而生。这个家庭从1995年后经历的所有悲剧,都指向把她拐走的人。她决定抓到这个人贩子,让对方得到惩罚,告慰早早离世的父母。

2

复仇的第一步,得知道人贩子是谁,这其实有迹可循。人贩子当年拐卖妞花时,曾在村里有过一个落脚点——王某付家中。王某付是中间人,简单点说,他是这场人口交易的中间商:为人贩子提供住宿,并帮忙在村里寻找买家。

年幼的杨妞花经常在村里遇到王某付,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来邯郸和对方有关。但除此之外,她没有更多的认知。奶奶还曾去问过王某付杨妞花的生日,对方给在纸条上瞎写了一个,她过去一直把假生日当成真的。

杨妞花记得,小时候的某一天她路过王某付家里,见门开着就拿了两个石头做的小狮子。奶奶问她是不是偷的,她说:「门开着就不算偷。」后来对方也不曾讨要,两只石狮子现在还在她养父家里的冰箱上放着。长大后的她回忆起来,觉得有一些荒诞:「这件事和余华英拐走我的逻辑差不多。」

这不是杨妞花第一次向王某付询问自己的来历。十几岁时,她就多次尝试,但对方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她只好放弃。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她找到家了,父母却去世了。这一次,她逼迫自己一定要拿到线索。2021年的下半年,她频繁前往王某付家中劝说他。

我没能争取到一个和王某付对谈的机会,杨妞花决定开车带我去王某付的房子外看看。王某付家离杨妞花养父家很近,步行不到十分钟。小屋子外高墙筑起,透过围墙只能看到房顶,围墙上爬满了藤叶。狭窄的院子里,停着几辆破旧的电动车,那是来打麻将的人留下的。村里为了让他有收入能够吃饭,在他屋子里摆上两张麻将桌,每次来打麻将的人就付两块钱的电费。

说服王某付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并不愿意再面对26年前的错误。但他当时已经90岁,超过了服刑的年纪,「供出来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杨妞花觉得这是突破口。她开始抓住这一点不放,一直跟对方说好话,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

耐不住一直被追问的王某付松口说出一句:「我只知道是小余带你来的。」

「小余」两个字立刻勾起杨妞花的回忆,「是不是余华英?」 事实上,她的记忆里一直有余华英这个名字,但名字属于谁,她不确定。她设想过会不会是妈妈或者姐姐,直到王某付说出「小余」两个字,她才想起来这一切。

王某付有点惊慌,他没想到一个5岁的小孩能记得这么清晰。「姐姐和妈妈的样子我都记得比较模糊了,但爸爸的样子和名字,以及余华英的,我记得一直特别清晰。可以说当时我记住了这辈子我最爱和最恨的两个人。」

在给杨妞花寻找买家的那段时间,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她被安排站在寒冬里给余华英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我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来找余华英的男人中,有一个个子高高的,讲话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她听不懂,把他判定为邯郸人。还有一个南方人,讲话她听得懂。南方男人曾喊出了余华英的全名。于是,杨妞花的记忆里存下六个名字,尽管前面几个都不太准确:「有一个叫杨新明(民)的,不确定是不是我爸爸;妞花还是妞妞,应该是我自己;姐姐好像叫桑英;妈妈名字最后一个字是yi这个发音;外婆叫阿布代。」

妞花依靠这些记忆碎片找到了家,却也是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家。

认亲两年来,杨妞花很少睡过一个好觉。她经常梦见有关家乡、有关童年、有关父母的一切。梦里大多时候都看不见父母和家人,有的只是老家猪圈对面的山洞——她在山洞里看向对面没有家人、没有炊烟的小屋子;大片的油菜花地头,站着一棵树,她总觉得妈妈就在树下,但怎么也找不到妈妈的身影。

3

2021年7月之后,杨妞花在邯郸多次报案,当地警方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但只要一回家看到床头柜上亲生父母一家四口的合照,她就不甘心。2022年1月,她再度找到公安,对方提出要她回事发地贵阳报警。她立即动身去贵阳,之后的半年,她常常往返于邯郸和贵阳之间。在派出所,她总哭着重复一句话:「我妈走的时候才32岁。」

出发去贵阳之前,丈夫老许曾提出要一起,她拒绝。她知道自己女性的身份能够减小别人对她的警惕,立案可能性更大。

杨妞花对人有自己一套熟练的体察和打交道的方法,这几乎贯穿了她对所有关系的把握上。从街头的店主,到店里的顾客,再到警察、记者以及其他关心她的来访者,她很清楚自己可以应对得很体面,「基本跟我接触过的记者,都觉得我特别好相处」。

美容店里的顾客大多数都是当地的村民。杨妞花和她们说话时很有耐心,有些客人对产品不了解,她就从头到尾解释一遍。从前卖化妆品时,她习惯把竞品也分析一通。

杨妞花会下意识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寻亲成功后,她回到贵州老家,几乎给每一个亲戚都拍了一条视频,事无巨细地介绍这些亲戚为她和她的家庭做了些什么。说到堂妹,她说:「多亏妹妹认出我来。姐姐丢得太早了,应该抱一抱你的。」聊到舅舅,她说:「舅舅的话不多,不是在抽烟就是望着我们笑,舅舅为我们一家操劳了许多。」到堂哥堂嫂,她将对方做的苗服、筹备的饭菜都拿出来展示……

在镇子闲逛时,我们走进一家服装店。买完衣服后,杨妞花回到车上说:「你看,这个老板和别的卖服装的女的不一样,别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她也不咋收拾自己。」我不解地看向她,示意她继续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店,就猜她应该不是那种为了卖衣服瞎吹的那种人。」后面的接触中,她发现这位老板确实如她预料的那样。

她在脑子中对记者有分类——有些人简单录个视频或者在电话里说两句,是赶时效的;有的一跟好几天、也不怎么经常提问,是回去写长文章的。她对这些充满好奇:「媒体是怎么赚钱的?有多少粉丝?」

也有过一次不太开心的经历。一次视频拍摄时,她在现场表达的是自己虽然痛恨余华英但还是尊重法律,但视频里剪掉了后半句,变成了「我巴不得余华英去死」。但她想了想又表示理解,「毕竟媒体也需要流量」。

这或许是杨妞花被拐后多年来求生的本能所致。教会她低头、看眼色的第一个人是奶奶,「奶奶说东绝不能往西,要我洗碗就不能先扫地再洗碗」。奶奶发号的所有命令,她都无法拒绝,无论多么离谱。比如,奶奶曾因为丢了一只鸡,让年幼的妞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找。

现在杨妞花回忆起来,觉得奶奶也并非有意苛待自己。她的理由是,那个年代的贫穷家庭,对待孩子的方式大多传统,何况她还是「半路来的」。她的原生家庭才是例外。她甚至感激1995年冬天奶奶对她的收留,「不然我没准会被卖去更差的地方」。

杨妞花被拐去邯郸后,不像男孩那么好「出手」。余华英带着她在村里逗留了十多天,还是没人愿意买下这个南方的小丫头。余华英对外宣称: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奶奶听后,偷拿聋哑儿子用来娶媳妇的钱,又卖掉家里所有的粮食才凑够2250块。另外的250块,是中间人王某付的「好心随礼」,一起给了余华英。奶奶用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把杨妞花从村东头载回养父的家,她站在「新家」前很久都不愿意进屋。之后,奶奶给她取名叫李素英,成为这个家的孙女。

起初,养父并不接纳这个花掉自己「媳妇本」的女孩,总是在和奶奶吵架时,用手指指杨妞花,示意把她还回去把钱拿回来。「但养条小猫小狗,时间久了也会有感情」,杨妞花觉得自己和小猫小狗没什么不一样。

一天,养父拿起一个馒头夹些咸菜,正准备往嘴里塞,扭头看见杨妞花正眼巴巴地盯着他,犹豫了一下,把馒头递给她。养父靠给人修鞋补鞋为生,后来去村里给人修房子,开始有工资后,经常偷偷摸摸地给杨妞花零花钱。「一毛两毛地给,还跟我比划不要告诉奶奶。」

尽管养父对她还不错,她那时候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在他人屋檐下讨生活的外人。加上村里的谣言——「说我是我爹的童养媳」,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养父产生误解和排斥的心理。

小时候,杨妞花尝试过用一些方法保全自己。她排斥和养父单独相处,即便养父从未有过任何逾矩的行为。奶奶去世后,客厅漏雨家里没钱修,她也没地方住,也尽量不回家。每次春节不得不回家,天快黑的时候,她就去同学或者闺蜜家里过夜。

13岁那年,奶奶在村里人的撺掇下,不让小学刚毕业的杨妞花继续读书。杨妞花学起村里人的说辞:「你看她(杨妞花)眼睛老圆溜溜地转,可聪明了,书念多了就跑回南方了。」

之后,杨妞花开始在超市配货,去雪糕厂上班。好不容易熬到16岁,她偷拿身份证才逃去江苏打工。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自由。

4

在外打工的那些年,杨妞花一次恋爱也没谈过。那会儿厂里的男孩女孩流行在网吧约会,男孩打游戏,女孩看剧,比如《青蛙王子》一类的。她每次去都是和女孩们一起。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婚姻和家庭,而不是短暂的爱情,只有血缘上的联结才能让她安心。

杨妞花和老许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见了一面基本就定了下来。2009年春节相完亲,11月就结了婚。杨妞花当时相亲只有一个条件——对方不打人就好,「我挨打挨够了。」「老许家就在隔壁村,打我,我就跑回去」,则是她当初择偶时的重要考量。

婚姻对杨妞花而言,有点冒险,也有一定赌的成分,赌她有没有运气成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更健全的家庭。好在老许婚后对她不错。结婚14年来,因为知道她不敢独自睡觉,老许很少去外地。有一次,他在五六十公里外的一个县里工作,原本不准备回家,但又担心起杨妞花来,连夜骑着摩托赶回家。

杨妞花现在有两儿一女,孩子们都在离家不到100米,转个弯就到的学校,但她还是坚持让家人们轮流接送。曾有人问她儿女双全之后,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儿子,她说:「我在邯郸的这些年,周围没有一个跟我面孔相似的。我很羡慕长得相似的人往那一站,一看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有一次,4岁的女儿坐在电动车后座,她听见后座许久没有声音,回头一看不见女儿——挡风篷窝了下去,女儿处在视线盲区,「当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好几次,我们无意间聊起关于婚育的问题,我说现在很多人都不想生孩子。她问:那孤单了怎么办?我说,很多人会养宠物、会交朋友。她立即用一种很坚定的语气告诉我:「生一个就知道了,血缘上的关系是没办法(被)替代的。」我把小猫照片给她看,她半开玩笑地对老许说:「把咱三个孩子拉出来给她看看。」

即使家庭完满,杨妞花至今仍然不适应和他人的亲密接触,连女儿也不例外。女儿爱撒娇,有时候拥抱她,她受不了,起一身鸡皮疙瘩,「我在邯郸长大的这些年,从来没有人牵过我的手或者抱过我」。

生大儿子之前,她从未和老许谈论过自己的身世,「不生下孩子永远不是一家人」。儿子未出生前的一个晚上,她以担心娘家没人给孩子做虎头鞋为由头,慢慢打开话匣,主动聊起这些年的经历。随着讲述的深入,她又将对自己被拐的揣测告诉了老许。

老许起初不信,「你一看就是山里人不要的」。但听了她关于原生家庭的描述,老许逐渐觉得她的猜测更加合理,并在第二天告诉自己的父母。公婆听说后专门给她打了一通电话,还曾给她钱让她去寻亲。后来,也是在公婆的支持下,她才正式走上寻亲之路。

寻亲成功两年来,老许下班回来只要见家里有记者或者警察来找杨妞花,就默默地准备上一桌子菜。对于杨妞花的故事,他很少多说。妻子讲述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偶尔见对方情绪低落就主动岔开话题,缓解气氛。
杨妞花坦言,自己的开朗性格,大部分都是在婚后才有的。对于给养父当童养媳的说法,她也是在逐渐感到安全之后才推翻的,「我爹明显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现在养父还在建筑工地做事,总是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帮她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她把家里钥匙给养父配了一把,「但凡我爹要是对我有一点的坏心思,我现在都不可能搭理他」。

2021年从贵州认亲回来后,杨妞花曾把原来家庭一家四口的合照给养父看,告诉养父自己找到家了。养父接过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用手轮流在两个人脸上比了一下,又指了照片中她的亲生父亲。她立刻明白过来:「我爹说我和他长得不像,跟我亲爸像。」

即便丈夫和公婆比她预料得好太多,杨妞花仍在很多时候透露出小心翼翼,努力维持家庭的运转和自己的体面。坐月子期间,她只要不舒服,就会打电话告诉邯郸家的大娘,大娘接到电话就会拎着各种补品上门。「我就是得让我公婆知道我是有人关心的,哪怕我回头自己再双倍、四倍、五倍地还我大娘。」

在做全职家庭主妇的6年里,她极力把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精心准备饭菜,「基本上每天把家里拖上三四遍,角落的灰我都拿吹风机吹」。老许下了班回家,「洗脚水都是倒好的」。

聋哑养父不懂逢年过节的习俗,比如婆家带了东西上门应该回礼,否则女儿会被瞧不起。杨妞花每次从养父家里出来,都会在中途买上礼品再回家去告诉公婆,「这是我爹买的」。

在寻亲无果的9年里,杨妞花做销售、做微商,日子忙得晕头转向。她没有太多时间去纠结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但随着对母亲这个角色的体验越来越深,她也越来越坚定:「我不太可能是被抛弃的。」她想起自己很多时候对孩子都没办法保持好脾气,但孩子有个头疼脑热还是把她急得睡不着。何况,记忆中父母那么温柔善良,怎么可能狠心把她丢掉?

只是整整9年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她偶尔也会怀疑,是不是父母根本就没找过自己?多年来,除了家人,她没对任何人说起寻亲的事情,「万一真是被抛弃的,多丢人啊」。注册微信的时候,杨妞花想了个名字——「宝贝回家」,每当别人问起来:「怎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她都打个哈哈糊弄过去。一直到后来寻亲成功,好多朋友才反应过来。

5

2022年6月初,在杨妞花的不懈努力下,贵阳警方成功立案。不到一个月,余华英就被一个超市门口的监控拍到,随后在6月30日被捕。

余华英被拍到的时候,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杨妞花在一排照片中一眼就认出了她。警察告诉她,被捕时的余华英正在打麻将。

杨妞花说到这里,笑得有些酸涩:「她比我都洋气。」她扯了扯黑色紧身上衣说:「这一件14块钱。」平时接受媒体采访、参加节目会穿上一套稍微好一点的——一套260元的定制的西装短裤套装。

杨妞花至今怕黑、怕锁门、怕封闭空间。这么多年来,家里的院门总是大开着。她和朋友们出去玩,朋友总是把她送回家,看着她走进灯光里才放心离开。她对于黑暗的最初恐惧,是在被余华英拐走后在火车上的那个夜晚。

那是在1995年初冬,贵阳市南明区某街道,杨妞花和姐姐杨桑英刚刚随着父母搬进一间新租的屋子。山区的房屋依靠着斜坡建立,像是一层层摞上去的,里面挤满了从周边省市前来打工的家庭。杨妞花的父亲考上大学,却因为家庭条件差没能去读,婚后一直和妻子在一起打工。他们白天去上班,就让姐妹俩在家玩。不久后,余华英搬到隔壁,并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一家人的信任,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那时小妞花刚学会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但四姨答应给她织一条围巾,「结果围巾才没织多少,我就丢了」。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在火车上一段时间后,她开始有些不耐烦,大哭:「我要回家!」然后换来恐吓,「再吵就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

杨妞花安静下来,5岁的她无法判断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敢惹恼这个在火车上唯一的熟人。她在大约凌晨四五点的火车上惊醒,她做了一个梦:在一座山上,妈妈带着许多人四处找她,所有人都在叫「妞花」这个名字。

「我叫杨妞花。」她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她至今还记得,车顶上几盏昏暗的灯照射着寂静的车厢,外面风声呼啸。车窗外已经不是那种能够吞噬一切的黑,像是爸妈偶尔起得很早的时候,她猜测是凌晨四五点。一股奇异的味道从她的嗅觉里生出来,「这样的味道我一共闻到过两次,一次是在火车上醒来,一次是我被卖到邯郸我爹家。」她觉得这个味道源于陌生感,「像是买了一口铁锅,还没有开过锅就用来炒菜的那个铁锈味儿」。

分不清是一夜还是两夜,杨妞花被带来邯郸。下火车后,她说想上厕所,余华英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于是,杨妞花挨到记忆中的第一顿打,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28年后,这个细节被余华英在庭审现场一遍遍否认。

杨妞花对余华英的记忆,一度停留在那场自己作为商品的交易上,她的售价是2500元。零星的记忆定格在几个画面——余华英点钱、余华英挥手、余华英说过几天会来接她。

经过审讯,余华英承认,1993年至1996年间,她从重庆、贵州多地拐卖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

警察告诉杨妞花,一开始审讯的时候,余华英只承认拐卖过3个孩子,中间人王某付却一口气供出其他8个孩子。11个孩子中,有三对为兄弟或姐弟。而她首次作案是在1992年,卖掉的正是自己的私生子,这个孩子目前尚未找到。

6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是一起公诉案件。但杨妞花想参与进来,咨询律师之后,她提出要求余华英民事赔偿790万元。她知道余华英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钱有什么用,能买我爸妈的命吗?」她只是想要余华英受到应有的惩罚。

寻亲成功后,杨妞花回了好几次贵州。在亲邻零散的讲述下,她逐渐拼凑出一个家庭在短短4年里支离破碎的故事——

杨妞花丢失后,爸妈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爸妈开始整日酗酒。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妹妹摆上一双碗筷。妈妈总会跑到外婆家的窗户下痛哭,谁也拉不走。

杨桑英曾经问杨妞花,你见过男人哭吗?杨妞花摇摇头说没有,杨桑英说我见过。杨桑英在8岁之后,频繁听见家中哭声一片。杨妞花被拐时,家里正准备修新房子,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有一天,杨桑英看着爸爸哭着把砖头砸成稀烂。

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爸爸望着她发笑。后来,一家人去了贵阳打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爸爸醉酒后,觉得所有人都是人贩子。杨桑英记得有天夜里,她看着爸爸光脚走出家门,就不放心地跟上去看。爸爸走到外婆家坐在门前破口大骂,杨桑英两个小姨都嫁去江苏,爸爸觉得小姨是被外婆卖去江苏的,没准杨妞花也是。外婆知道爸爸难受,也只敢默默流泪,不敢说什么。

有一次,杨妞花的二姨从江苏回来,爸爸看见就要她把杨妞花还回来。二姨委屈地直掉眼泪,一个舅舅看不下去走进来指着爸爸说:「你现在就是条『疯狗』,见人就咬。」崩溃的爸爸一下子倒下去,重重砸在一块板子上开始大哭。

1997年,爸爸因为胃出血去世,年仅39岁,去世前拉着杨桑英嘱咐:「如果将来没地方生活,就去舅舅家里。」 那之后,妈妈精神也变得愈发不正常。有一天夜里,妈妈生病输液时,一个人跑到山里。被找到时,妈妈手里拿着瓶子,回了半瓶子的血。妈妈说:「我听见我们家妞花在喊我。」

两年后,32岁的妈妈也去世了。去世前,杨桑英记得妈妈曾突然振作起来,说是要出去好好打工,供她上学,也要把妹妹找回来。但没几个月,妈妈精神状况变得很差,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余华英被抓到后的一天夜里,杨妞花梦到年轻的妈妈来到邯郸。女儿拿着火腿肠,她抢过来说:「这是给外婆吃的。」杨妞花问:「妈,你是怎么来的?」妈妈说:「坐船来的,从一条很宽很大的河上来的。」杨妞花纳闷:「哪里有河呀?」妈妈没说,开心地吃完火腿肠说:「我要走了。」杨妞花跟在后面,一路把妈妈送到水边,看着妈妈上了船。

醒来后,杨妞花问老许:「我爸怎么不来看我?」老许说:「我们男的不爱串门儿,在家看家呢。」白天,她给姐姐讲了一遍,纳闷自己从来都没坐过船。杨桑英惊讶:「我们小时候去贵阳就是要坐船的呀!」

7

今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中院开庭。余华英被捕的将近一年里,杨妞花想象过很多次和她再度见面的场景。

这其中,她最想看到的是——生活得不如意的余华英向她下跪,祈求她的原谅。「余华英应该痛哭流涕,应该生活得很差劲,应该浑身是病,她应该向我、我死去的父母以及所有的寻亲家庭道歉。」

开庭了。杨妞花焦灼地坐在庭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余华英被搀扶着走进来。「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想冲上去打她,告诉她我的家变成什么样子了。」她在法庭上死死盯住余华英,期待对方抬头看向自己的眼神里能有一丝歉意。

整个庭审前期,余华英都没有看向她。对证环节里,杨妞花指出余华英曾殴打她,余华英这个时候才抬起头看向她,她又看到那双曾经令5岁的自己无比恐惧的眼睛。

余华英否认掉这一情节,并在庭上指责杨妞花撒谎。律师问余华英:「既然你否认殴打小孩,那为什么这些小孩会跟着一个陌生人好几天甚至十几天都不哭不闹?」余华英回复:「那他们不哭,我有什么办法。」她在法庭上总是重复一句话:「我不晓得。」

庭审最后,杨妞花跪下来,请求判处余华英死刑。

一审结束后,杨妞花像个战士一样走出来,向大家宣告余华英一审被判处死刑。姐姐杨桑英怯怯地站在她身边抽泣。妹妹被很多人称赞,杨桑英是头号粉丝。面对提问她总是回复:「你去问我妹妹,她可厉害了。」

两姐妹仍然承受着被拐这场悲剧的余震。杨妞花忘不了姐姐在告诉她父母死讯的时候,用的是「你爸你妈」。她在地里走得飞快,又强调了一遍:「我记得很清晰,她用的是你爸你妈」。

杨桑英对妹妹情感复杂,既有时隔多年找到妹妹的欣喜,也有过怨恨。在成长时期,她经常觉得要不是妹妹走丢,自己也不会家破人亡。但她知道这件事不是妹妹的错,所有复杂的情绪最后都会落在自责上——自己怎么没从人贩子手里拦下妹妹?

妹妹被带走的那个早晨时常出现在杨桑英的梦里,她在梦里每一次都拉住了妹妹。但每次醒来,她发现不管在梦里拉住多少次,都改变不了现实里没拉住的那一次。后来,她每次看到眼睛大大的、凹下去的女孩,都会忍不住问:你是不是你们家亲生的?

爸爸去世的时候,杨桑英大哭了一场,等到妈妈去世时,她已经哭不出来。11岁的她彻底成了孤儿。村里有人看见她就骂叫花子,说她导致妹妹丢失、克死父母。

2009年,杨桑英远嫁到江苏南通,她一直排斥回老家,无法独自面对已经空无一人的家。她觉得自己一直被困在一个小黑屋里,直到妹妹找回来,她的世界才有了一点光亮。

在杨妞花眼里,自己心心念念了27年的家找回去只剩姐姐,她担心姐姐不接纳自己。因此,她跟姐姐相处时比看其他人脸色更勤,有时候不小心和姐姐争论起来,她觉得委屈也只敢咽下去。她知道,两个人中,姐姐从来都不是那个幸运儿。

成功相认后,姐妹俩几乎每两三天就要打一通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她们总是把童年共有的记忆翻来覆去地讲。最初那段时间,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很少主动说起自己这些年的遭遇。

2022年春节,杨桑英带着全家来邯郸过年。两人相认已经快半年,但杨妞花许多时候跟姐姐说话仍会紧张。直到有一天,杨桑英先打开了话匣子:「你是不是一直在讨好我?」那一刻,杨妞花知道自己半年来的小心翼翼被看穿,开始浑身发抖。她把手机挡在脸上,把脸别到另一边去哭。

杨桑英问:「你在哭吗?」然后抱住妹妹,哽咽了一会儿,解释道:「姐姐没有不欢迎你,姐姐只是觉得你好歹有个养父。你看我在贵州,我什么都没有。」杨桑英终于将自己童年的经历讲给妹妹。杨妞花越听越委屈,她告诉姐姐自己在邯郸的日子也不容易,她说起自己如何被殴打、村里的流言蜚语和自己一个人在外打工的日子。

姐妹俩在幼年时个性就体现出不同,杨桑英内敛敏感,总是因为挨骂大哭;妞花大大咧咧,有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看着妹妹走丢、父母双亡后,杨桑英变得更加内向。

杨妞花送给杨桑英东西,杨桑英总要拿些东西还。杨桑英在舅舅家里生活时,总觉得自己寄人篱下,认为天下没有白来的东西。她那时候不知道,妹妹送东西只是为了让她开心,而不是想要换回什么。那次谈话之后,她感觉两个人亲昵了一些,杨桑英不再排斥妹妹送的东西,有时候还会跟人「炫耀」一下。

在杨妞花视频底下,经常有网友评论说杨桑英冷漠。她维护杨桑英:「我姐姐只上学上到小学四年级,她只是打字不熟练,不是冷漠。」

8

9月18日,余华英提出上诉。终审没定下来,杨妞花没法彻底放下心来。

11月7日中午,杨妞花收到一条消息,是律师发来的余华英的上诉状。她立刻停止说话和手里的动作,掀起门帘往外走,视线始终停留在屏幕上。

上诉状几乎是根据余华英的口述整理而成,保留了很多口语表达习惯。余华英的主要观点是:自己那时候太年轻、日子太难,逼不得已;要不是有其他人教唆,她一个女人绝对没有能力拐卖儿童。她承认拐卖11名儿童,但觉得一审的判决过重,对于高额的赔偿金也不具备赔偿能力。

杨妞花顿了顿,说:「她说她35岁的时候太年轻,可是我妈妈32岁就躺进了坟里。我们全家人的痛苦都是她造成的,我和姐姐13岁就辍学打工,经历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我们怎么没有变成坏人?这不能成为她犯罪的理由。」

11月2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二审开庭。法院认为本案涉事重大,决定择期宣判。

两个多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杨妞花站在签字台前,余华英被两名法警押着走过来。两人只隔了一步的距离,「她用当年拐卖我的那种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不同的是,5岁的杨妞花只会躲避。这一次,她选择用同样的眼神瞪了回去。

杨妞花比预想得勇敢很多。访谈的很多时候,我都在犹豫如何措辞才能减小提问带来的伤害。但只要她反应过来,就会自然而然接下去。她不厌其烦地讲述那些令她痛心的故事细节,然后重复着难过、落泪。
找到家人、抓到人贩子之后,为什么还愿意一遍遍讲述这些让自己难过的事情?面对这个问题,杨妞花想了想说:「现在很多寻亲家长把我当成救星,我得一直活跃。」她每次去贵阳庭审或者直播,都有一群寻亲家长从全国各地过来,仅仅是为了在她的直播间露个脸,增加关注度。有些家长因为长期寻亲花光积蓄,实在付不起食宿的费用,她就主动承担,「一审的时候,我开了6个房间」。

杨妞花在当地也变得小有名气,很多人在街头偶遇都能认出她来。她记得,好几个人当面感叹:「老看你直播,还以为你个子很高,一看就是女强人那种,没想到看着小小的一个。」

两年来,杨妞花一共带过五六次货。有人在她的视频下留言,「网红的尽头是带货」,甚至有人指责她消费家庭的苦难。对此,她有些无奈,她在过去两年一直在做寻亲相关的公益,都是自费。「也应该赚点钱,毕竟要继续做公益,还是得付出成本」,她说。

不论是直播还是线下卖化妆品发货,杨妞花都会在货品上贴上一张卡片。这是她自己找街边的打印店制作的,花了一千多块。卡片上印着她的联系方式,只要有寻亲需求的人联系她,想要她帮忙发声,她就会无偿帮对方发视频或者尽可能帮忙联系相关的人。

如今,杨妞花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复仇的故事,「这是个社会事件,谁能保证自己的小孩不被余华英拐走呢?」孩子被拐之后如何适应、寻亲、认亲,她认为这其中的艰难,没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
她接触过很多寻亲家庭,在她的观察中,很多孩子并不愿意认亲,「尤其是男孩」。男孩们担心回家后要承担双倍老人的养老。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成家立业,再举家变动是不太可能的。最重要的是,被人贩子拐走的小孩几乎都会被洗脑:自己是被父母抛弃的。因此,很多人对亲生父母甚至称得上是怨恨。

孩子一旦确认是被拐卖的,很可能意味着要和朝夕相处的家人站在对立面。像她这样能够获得现在家庭支持的人,在儿童拐卖案中是极小概率的事情。也有许多寻亲的孩子不愿意去公安部门采血,因为需要养父母在场。贵阳公安给了杨妞花一个特权,想要寻亲的人可以在她的店里采血,再由她把采血样品寄给公安部门。那之后,时不时就会有人来她的店里采血。

现在,只要有媒体或者警察联系她来邯郸调查寻亲相关的案件,杨妞花都会自己开车去高铁站接送,「一个车不够,我就带两三个车」。去年,警方在邯郸取证的将近半个月里,她不做生意、不再联系客户,整天跟着警察们四处游说当事人,或者充当邯郸方言的翻译。正是在她的协助下,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中的另外9名儿童也都成功被找到(剩下一名在2019年参加寻亲节目时找到家人)。

我问杨妞花:「在被拐卖的小孩里,为什么你能抓到人贩子并且把她送上法庭?」对此,杨妞花几乎没犹豫,直白地回答:「因为我父母死了。」

杨妞花经常接到寻亲人士的电话,总是耐心且逻辑清晰地帮他们分析情况,安抚对方的情绪。「看见其他父母能找到孩子,我很开心,能弥补掉一点点我对父母的遗憾。」

第一天访谈到下午5点多,杨妞花在摇床里睡着。不到二十分钟,她醒过来,说自己睡了个好觉。复仇的故事快要接近尾声,她心里的大石头快要落地了。她时常想,如果没有那次拐卖,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学历成为杨妞花最难以启齿的一件事,她很羡慕在那个年代还能考上大学的爸爸。前段时间,她给大儿子开家长会,班主任要求每个人给孩子留下一句话,她紧张地想了半天,有很多话想说。但最后只歪歪扭扭地留下一句:「儿子,路上注意安全,好好上学。」不过,跟她交流过的很多人,都对她清晰的逻辑和流利的叙述感到惊讶:「你的谈吐完全不像小学毕业的。」她听完,自卑得到一些疏解。但在更多时候,她还是会遗憾自己没能上个大学。

杨妞花对自己如今的状态谈得上满意,但也时常会做出一些假设——如果在温柔善良的父母身边成长,她一定不会这样怕黑、没有安全感,不必在任何人面前都要装作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也不需要经常带着眼泪从各种有关父母和童年的梦魇里醒来……

不过,她知道,这一切都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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