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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1 09:16
时政

中国是不是还有一种力量,来抵御美国对供应链的控制力优势?

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只留在本土,任由新的供应链成长。当一个新的力量正在成长时,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参与格局重塑,以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呢?
中美贸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至十多年来最低,中美经济脱钩了?
林雪萍
南山工业书院发起人,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

■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调整与重构。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中国供应链正在迅速成长、流动、升级。同时,在多重合力作用下,全球供应链也在形成大分流,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也正在形成新的平行供应链。

如何更好地适应当前变化,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和灵活性,是未来中国制造与供应链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这个过程也与政策制定者、每一位企业主和个人奋斗者们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在这个背景下,产业研究专家林雪萍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适时出版,他从大量调研出发,在许多实际的案例分析基础上,逐渐抽象出“三力”模型(控制力、连接力、设计力),为认知供应链这一动态复杂问题构建了系统性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既有优势与需要弥补的劣势。

科工力量于近日专访林雪萍,将长达100分钟的访谈内容整理为上、下两篇稿件。上篇主要介绍供应链的“三力”模型、供应链攻防战的纵深和突破方向、全球供应链在越南等国形成大分流及其应对等话题。下篇主要聚焦美国制造业为何空心化、中国地方政府的经验教训、企业和个人如何从供应链视角获得决策参考等话题。以下为《供应链攻防战》专访实录(上):

记者:过去几年中,“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特别是叠加三年疫情,供应链问题成为方方面面关注的焦点。今天很荣幸请到您到观察者网做客,谈一下您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首先想问问您,为什么会用到“攻防战”这个词做书名?

林雪萍:这要说到2018年3月份,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中兴事件,它的芯片被美国断供了,当时很多人会觉得这也是贸易战的一部分,但是对我们产业研究者而言,会觉得极其不同寻常。

因为主导断供和制裁的机构,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BIS),它每年都会对全球的工业基础进行调研,换个角度讲,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情报机构,它对全球各个国家的制造能力水平和分布,有一套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这个机构它还具有司法职能,这是非常独特的。

这时你就会发现,美国用了一种系统性的打法,来限制中国的企业的发展,我当时很快就写了一篇文章《中美贸易大宣战 中兴被谁射冷箭》。到了2019年5月16日,华为被断芯片,海思转正的时候,这件事大家就看得更加清楚了。沿着这条线索,通过前后5年的写作,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在今年的年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了一句话,她说,现在美国正处在供应链的一个攻防阶段,她把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断供手段看成是防守;把大力发展美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业,看成是进攻。我想,这是特别明确的一个表达,美国也在吹响供应链攻防战的号角。

我们的书用“攻防战”这样一个词,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表述,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地方是我们强的,能够利用好长处;哪些地方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要把它补上去。这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框架思维,更好地去发展中国制造。

原来大家一直觉得供应链是一个商务话题,可能是一个公司内部的采购,这是最早的一种认识。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把供应链这个话题放到了行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的断供,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卡脖子”,其实就是在供应链上的某一个环节施加了影响,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供应链不但是一个企业话题,更是一个国家的话题。

记者:那么您怎么看待当前的攻防形势?

林雪萍:攻防只是一个角度,核心是要认清优势和劣势。

我们的劣势在于高新技术领域,如光刻机等,被卡脖子。但我们需要考虑平衡,因为这种产品全球只有一两家生产制造,只能满足特定场景。

我们实际上有更广阔的民生需求,中国制造的80%是传统制造业,这些表面上与现在的对垒局势无关,但我们仍然需要发展好。而且,以我在书中提出的“三力”模型来观察,比较基础的制造业和产业并非没有技术含量,它们与最尖端的研发创新是一个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需要平衡地看待当前的“攻与防”问题,这取决于我们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分布。

记者:这个“三力模型”很独特,我个人觉得它的解释力比较强,您能不能给读者简述一下这个模型?

林雪萍:供应链的“三力模型”主要包括三种力量:控制力、连接力和设计力。

其中,控制力指的是对关键节点的把控;连接力是指企业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而设计力则是对整个供应链进行规划设计的力量。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模型呢?我们对于供应链的“控制力”是感同身受的,因为“卡脖子”问题本身就是关于控制力。但实际上,虽然美国对中国很多行业的供应链进行了围追堵截,很多中国企业上了所谓“管制清单”,还有很多加征关税的压力,但是从2018年以来,贸易战打了5年多,美国没有赢,中国也没有输,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当时的意料。

那么,中国是不是应该还有一种力量,能够制衡和抵御美国在供应链上的控制力优势?带着这个问题,经过调研、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种力量源于中国企业之间紧密的连接关系,以及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本土制造能力的结合。

我把这种力量命名为“连接力”,在供应链竞争中,除了控制力,连接力也发挥着巨大作用。美国控制力虽然强大,但其低端制造空心化,导致其连接力相对较弱;中国虽然控制力较弱,连接力却很强。

三力模型提供了认识复杂供应链的概念框架,帮助简化问题并揭示本质。

美国注重基础研究,在控制力方面更强,认为下游企业可以承接科技研发力量的转换;中国在控制力上弱一些,在连接力上比较强。从辩证角度看,两种力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珠三角在消费电子产业上强大的连接力,为许多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快速迭代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从玩具、无人机、汽车到高端医疗器械,在不同的产业都能找到例子。

过去这两年,我们在一些“卡脖子”领域迅速有所建树,在控制力上有所突破;美国也在产业政策上发力,希望在本土重构连接力;这就使得供应链的迁移和流动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方设计的影响,我把这种影响称为“设计力”,是对瞬息万变的供应链格局的动态驾驭能力。

记者:很多人评论中国制造仍然是“大而不强”,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林雪萍:中国的“大而不强”是对当前状态的一种描述,目前,中国制造在全球占到1/3左右,“大”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这种描述也指明了我们下一步的升级路径。

在供应链攻防战中,我把一个国家的产业纵深大致分为三层“壕沟”。最外的一环,是消费者和客户直接能够使用的产品,例如电视、手机、工程机械等,生产过程主要是装配;向内一环,是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各种零部件;再向内一环,是材料与装备工具等等。在三条壕沟的最里面,是科学家的大本营,这里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需要对科学原理进行突破。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发展的路线大都是集中在最外的一环,这是正确的次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电视在市场上非常强大,生产这些电视选用哪些供应商和哪些零部件,自然是由日本的品牌商说了算。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零部件生产商基本不可能有市场机会。后来,中国的电视机和电脑品牌逐渐拥有市场话语权,京东方、华星这些液晶屏供应商才能跟上。再后来的梯次,才是生产液晶屏用到的材料和装备工具占领市场。

日本电子行业的衰落,也是沿着这个顺序呈现了供应链的依次失控。

记者:您的书里有很多篇幅写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能不能比较集中地总结一下他们在供应链争夺战里的位置和角色?

林雪萍:在刚才的讨论基础上,再去看供应链攻防,就要有一个视角上的新认识:全球制造格局正在重塑,我称之为供应链的大分流。

在越南、印度、墨西哥和日本等国家,现在正在新建许多工厂,这意味着“逆全球化”的叙述并不完全准确,全球化正在市场和设计的合力下,在一些局部加速重塑,观察新兴工厂的位置,就可以意识到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四岸”制造。

我们最熟悉的是离岸制造,它构成了过去全球化的基石。但现在,美国正在推动回岸制造(供应链迁回本土)、近岸制造(将供应链转移到靠近的国家,如墨西哥对美国来说就是后花园)、友岸制造(根据价值观来区分对待供应链,例如美国、荷兰和日本之间建立的半导体装备联盟)。

重新认识全球供应链如何寻找新的落脚之地,这是一种“地理再发现”。

越南是一个非常好的承接地,因为它离中国非常近,要利用珠三角的供应链只需要走不到2000公里。这使得越南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方便获取无法制造的零部件。在过去几年中,越南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印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无论是人口还是市场发展,印度都有很大的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对印度抱有巨大的期望值,尽管印度存在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印度仍然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对手。

墨西哥是一个近岸制造的典型受益者,特别是在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北美新协议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入美国市场没有关税要求,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制造业选择在墨西哥设立工厂。这也是一个供应链转移的现象,我将其称为中国制造在出海。

我们过去比较熟悉供应链“溢出”的概念,这是说,制造业就像游牧民族,会自发地按照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向不同地方进行转移。日本和韩国过去的供应链转移和产业的迁移就是典型的“溢出”。

然而,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自然过程之外有很多被人为设计出来的迁移。

对于中国供应链流失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把供应链视为一种能力,而非简单的工厂形态。对中国制造来说,需要应对的是全球化局部加速化,以及“全球化2.0”新秩序的构建。

供应链大分流已经在发生了,中国的供应链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是新的平行供应链正在成长,尚未定型。很多已经迁移的企业要求我们必须跟随他们去越南或印度,否则就会失去订单,这会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只留在本土,任由新的供应链成长。当一个新的力量正在成长时,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参与格局重塑,以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呢?虽然从具体工厂来看,转移到国外可能是一种损失,但从能力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在新的供应链秩序下成长并发挥主导作用。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仍然拥有庞大的连接基础,原有的体系仍在高速运转。这使得我们能够继续成长,具备新的造血能力和创新机制,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能力。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制造模式,了解它们的运行方式,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供应链能力出海的过程中,这样,才能再次把握自身的能力和命运。

我认为,一个有效的做法是,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缠绕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形成一种不可分割、不可脱钩的供应链体系。

记者:供应链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可能都不太一样,能不能谈一下本书写作当中遇到的难点?

林雪萍:供应链传统上被视为一个商务话题,主要涉及的是公司内部采购环节。但是断供和卡脖子现象,实际上是国家力量对供应链上某个环节施加影响,这使我们意识到,供应链不仅是企业话题,更是国家话题。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供应链的话题扩展到了行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是有难点的。

一个企业往往与各种规模不同的公司进行连接,即使是苹果、华为这样最大规模的公司,也会与最小的企业发生直接关系。构建这种关系非常复杂,而且有时是隐藏起来的。

你会发现,供应链实际上是一个折叠的社会关系。

因此,写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往往你手里有一条线索,当你想沿着这条线索去调研,摸向下一个连接点,真正摸清对方的人和事是怎么运行的,这时线索往往会断掉,像悬疑片一样。你需要挖掘出更多隐藏的线索,并将它们连接起来,才能真正发现供应链的奥妙。

记者:有没有定稿以后还不太满意,或者说想要进一步写的地方。

林雪萍: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不愿意收尾,因为当下的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快速流动和重塑的阶段,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形态、雏形出现。制造业的全球格局正在重塑,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观察,我当然希望用更长的历史视角去验证一些结论。

写作可能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但书中揭示的一些意义和基本的运行机理是成立的。我写这本书也不完全只是想写供应链问题,还希望通过这本书提供一个视角,来观察中国制造或全球制造的复杂系统,帮助读者构建系统思维,完成一个对基本盘的认识。

记者:在写作时,您预想了哪些类型的读者,如何平衡专业性和科普性?

林雪萍: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主要包括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大众。

首先,对于企业家和管理者来说,希望他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和书中的模型,能够深入了解当前复杂供应链背后的机理。供应链的脆弱性是每个企业都面临的问题,而随着供应链在国家间“武器化”,以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上升,更好地认识其运行机理变得至关重要。

其次,希望能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启发,帮助他们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审视工业运行的逻辑。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后,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复杂的工业和制造格局,包括供应链与产业集群、城市创新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形成系统认识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这本书也面向大众。因为制造业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关注,供应链也成为一门显学。网上有很多关于供应链的讨论,包括对外企的态度和对一些企业的认识。这本书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来认识这些企业不同维度的价值,希望能提供一种较为冷静和长期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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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萍
南山工业书院发起人,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

■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调整与重构。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中国供应链正在迅速成长、流动、升级。同时,在多重合力作用下,全球供应链也在形成大分流,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也正在形成新的平行供应链。

如何更好地适应当前变化,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和灵活性,是未来中国制造与供应链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这个过程也与政策制定者、每一位企业主和个人奋斗者们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在这个背景下,产业研究专家林雪萍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适时出版,他从大量调研出发,在许多实际的案例分析基础上,逐渐抽象出“三力”模型(控制力、连接力、设计力),为认知供应链这一动态复杂问题构建了系统性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既有优势与需要弥补的劣势。

科工力量于近日专访林雪萍,将长达100分钟的访谈内容整理为上、下两篇稿件。上篇主要介绍供应链的“三力”模型、供应链攻防战的纵深和突破方向、全球供应链在越南等国形成大分流及其应对等话题。下篇主要聚焦美国制造业为何空心化、中国地方政府的经验教训、企业和个人如何从供应链视角获得决策参考等话题。以下为《供应链攻防战》专访实录(上):

记者:过去几年中,“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特别是叠加三年疫情,供应链问题成为方方面面关注的焦点。今天很荣幸请到您到观察者网做客,谈一下您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首先想问问您,为什么会用到“攻防战”这个词做书名?

林雪萍:这要说到2018年3月份,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中兴事件,它的芯片被美国断供了,当时很多人会觉得这也是贸易战的一部分,但是对我们产业研究者而言,会觉得极其不同寻常。

因为主导断供和制裁的机构,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BIS),它每年都会对全球的工业基础进行调研,换个角度讲,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情报机构,它对全球各个国家的制造能力水平和分布,有一套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这个机构它还具有司法职能,这是非常独特的。

这时你就会发现,美国用了一种系统性的打法,来限制中国的企业的发展,我当时很快就写了一篇文章《中美贸易大宣战 中兴被谁射冷箭》。到了2019年5月16日,华为被断芯片,海思转正的时候,这件事大家就看得更加清楚了。沿着这条线索,通过前后5年的写作,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在今年的年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了一句话,她说,现在美国正处在供应链的一个攻防阶段,她把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断供手段看成是防守;把大力发展美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业,看成是进攻。我想,这是特别明确的一个表达,美国也在吹响供应链攻防战的号角。

我们的书用“攻防战”这样一个词,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表述,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地方是我们强的,能够利用好长处;哪些地方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要把它补上去。这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框架思维,更好地去发展中国制造。

原来大家一直觉得供应链是一个商务话题,可能是一个公司内部的采购,这是最早的一种认识。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把供应链这个话题放到了行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的断供,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卡脖子”,其实就是在供应链上的某一个环节施加了影响,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供应链不但是一个企业话题,更是一个国家的话题。

记者:那么您怎么看待当前的攻防形势?

林雪萍:攻防只是一个角度,核心是要认清优势和劣势。

我们的劣势在于高新技术领域,如光刻机等,被卡脖子。但我们需要考虑平衡,因为这种产品全球只有一两家生产制造,只能满足特定场景。

我们实际上有更广阔的民生需求,中国制造的80%是传统制造业,这些表面上与现在的对垒局势无关,但我们仍然需要发展好。而且,以我在书中提出的“三力”模型来观察,比较基础的制造业和产业并非没有技术含量,它们与最尖端的研发创新是一个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需要平衡地看待当前的“攻与防”问题,这取决于我们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分布。

记者:这个“三力模型”很独特,我个人觉得它的解释力比较强,您能不能给读者简述一下这个模型?

林雪萍:供应链的“三力模型”主要包括三种力量:控制力、连接力和设计力。

其中,控制力指的是对关键节点的把控;连接力是指企业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而设计力则是对整个供应链进行规划设计的力量。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模型呢?我们对于供应链的“控制力”是感同身受的,因为“卡脖子”问题本身就是关于控制力。但实际上,虽然美国对中国很多行业的供应链进行了围追堵截,很多中国企业上了所谓“管制清单”,还有很多加征关税的压力,但是从2018年以来,贸易战打了5年多,美国没有赢,中国也没有输,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当时的意料。

那么,中国是不是应该还有一种力量,能够制衡和抵御美国在供应链上的控制力优势?带着这个问题,经过调研、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种力量源于中国企业之间紧密的连接关系,以及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本土制造能力的结合。

我把这种力量命名为“连接力”,在供应链竞争中,除了控制力,连接力也发挥着巨大作用。美国控制力虽然强大,但其低端制造空心化,导致其连接力相对较弱;中国虽然控制力较弱,连接力却很强。

三力模型提供了认识复杂供应链的概念框架,帮助简化问题并揭示本质。

美国注重基础研究,在控制力方面更强,认为下游企业可以承接科技研发力量的转换;中国在控制力上弱一些,在连接力上比较强。从辩证角度看,两种力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珠三角在消费电子产业上强大的连接力,为许多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快速迭代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从玩具、无人机、汽车到高端医疗器械,在不同的产业都能找到例子。

过去这两年,我们在一些“卡脖子”领域迅速有所建树,在控制力上有所突破;美国也在产业政策上发力,希望在本土重构连接力;这就使得供应链的迁移和流动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方设计的影响,我把这种影响称为“设计力”,是对瞬息万变的供应链格局的动态驾驭能力。

记者:很多人评论中国制造仍然是“大而不强”,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林雪萍:中国的“大而不强”是对当前状态的一种描述,目前,中国制造在全球占到1/3左右,“大”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这种描述也指明了我们下一步的升级路径。

在供应链攻防战中,我把一个国家的产业纵深大致分为三层“壕沟”。最外的一环,是消费者和客户直接能够使用的产品,例如电视、手机、工程机械等,生产过程主要是装配;向内一环,是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各种零部件;再向内一环,是材料与装备工具等等。在三条壕沟的最里面,是科学家的大本营,这里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需要对科学原理进行突破。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发展的路线大都是集中在最外的一环,这是正确的次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电视在市场上非常强大,生产这些电视选用哪些供应商和哪些零部件,自然是由日本的品牌商说了算。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零部件生产商基本不可能有市场机会。后来,中国的电视机和电脑品牌逐渐拥有市场话语权,京东方、华星这些液晶屏供应商才能跟上。再后来的梯次,才是生产液晶屏用到的材料和装备工具占领市场。

日本电子行业的衰落,也是沿着这个顺序呈现了供应链的依次失控。

记者:您的书里有很多篇幅写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能不能比较集中地总结一下他们在供应链争夺战里的位置和角色?

林雪萍:在刚才的讨论基础上,再去看供应链攻防,就要有一个视角上的新认识:全球制造格局正在重塑,我称之为供应链的大分流。

在越南、印度、墨西哥和日本等国家,现在正在新建许多工厂,这意味着“逆全球化”的叙述并不完全准确,全球化正在市场和设计的合力下,在一些局部加速重塑,观察新兴工厂的位置,就可以意识到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四岸”制造。

我们最熟悉的是离岸制造,它构成了过去全球化的基石。但现在,美国正在推动回岸制造(供应链迁回本土)、近岸制造(将供应链转移到靠近的国家,如墨西哥对美国来说就是后花园)、友岸制造(根据价值观来区分对待供应链,例如美国、荷兰和日本之间建立的半导体装备联盟)。

重新认识全球供应链如何寻找新的落脚之地,这是一种“地理再发现”。

越南是一个非常好的承接地,因为它离中国非常近,要利用珠三角的供应链只需要走不到2000公里。这使得越南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方便获取无法制造的零部件。在过去几年中,越南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印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无论是人口还是市场发展,印度都有很大的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对印度抱有巨大的期望值,尽管印度存在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印度仍然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对手。

墨西哥是一个近岸制造的典型受益者,特别是在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北美新协议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入美国市场没有关税要求,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制造业选择在墨西哥设立工厂。这也是一个供应链转移的现象,我将其称为中国制造在出海。

我们过去比较熟悉供应链“溢出”的概念,这是说,制造业就像游牧民族,会自发地按照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向不同地方进行转移。日本和韩国过去的供应链转移和产业的迁移就是典型的“溢出”。

然而,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自然过程之外有很多被人为设计出来的迁移。

对于中国供应链流失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把供应链视为一种能力,而非简单的工厂形态。对中国制造来说,需要应对的是全球化局部加速化,以及“全球化2.0”新秩序的构建。

供应链大分流已经在发生了,中国的供应链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是新的平行供应链正在成长,尚未定型。很多已经迁移的企业要求我们必须跟随他们去越南或印度,否则就会失去订单,这会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只留在本土,任由新的供应链成长。当一个新的力量正在成长时,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参与格局重塑,以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呢?虽然从具体工厂来看,转移到国外可能是一种损失,但从能力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在新的供应链秩序下成长并发挥主导作用。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仍然拥有庞大的连接基础,原有的体系仍在高速运转。这使得我们能够继续成长,具备新的造血能力和创新机制,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能力。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制造模式,了解它们的运行方式,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供应链能力出海的过程中,这样,才能再次把握自身的能力和命运。

我认为,一个有效的做法是,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缠绕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形成一种不可分割、不可脱钩的供应链体系。

记者:供应链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可能都不太一样,能不能谈一下本书写作当中遇到的难点?

林雪萍:供应链传统上被视为一个商务话题,主要涉及的是公司内部采购环节。但是断供和卡脖子现象,实际上是国家力量对供应链上某个环节施加影响,这使我们意识到,供应链不仅是企业话题,更是国家话题。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供应链的话题扩展到了行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是有难点的。

一个企业往往与各种规模不同的公司进行连接,即使是苹果、华为这样最大规模的公司,也会与最小的企业发生直接关系。构建这种关系非常复杂,而且有时是隐藏起来的。

你会发现,供应链实际上是一个折叠的社会关系。

因此,写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往往你手里有一条线索,当你想沿着这条线索去调研,摸向下一个连接点,真正摸清对方的人和事是怎么运行的,这时线索往往会断掉,像悬疑片一样。你需要挖掘出更多隐藏的线索,并将它们连接起来,才能真正发现供应链的奥妙。

记者:有没有定稿以后还不太满意,或者说想要进一步写的地方。

林雪萍: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不愿意收尾,因为当下的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快速流动和重塑的阶段,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形态、雏形出现。制造业的全球格局正在重塑,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观察,我当然希望用更长的历史视角去验证一些结论。

写作可能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但书中揭示的一些意义和基本的运行机理是成立的。我写这本书也不完全只是想写供应链问题,还希望通过这本书提供一个视角,来观察中国制造或全球制造的复杂系统,帮助读者构建系统思维,完成一个对基本盘的认识。

记者:在写作时,您预想了哪些类型的读者,如何平衡专业性和科普性?

林雪萍: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主要包括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大众。

首先,对于企业家和管理者来说,希望他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和书中的模型,能够深入了解当前复杂供应链背后的机理。供应链的脆弱性是每个企业都面临的问题,而随着供应链在国家间“武器化”,以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上升,更好地认识其运行机理变得至关重要。

其次,希望能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启发,帮助他们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审视工业运行的逻辑。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后,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复杂的工业和制造格局,包括供应链与产业集群、城市创新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形成系统认识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这本书也面向大众。因为制造业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关注,供应链也成为一门显学。网上有很多关于供应链的讨论,包括对外企的态度和对一些企业的认识。这本书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来认识这些企业不同维度的价值,希望能提供一种较为冷静和长期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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