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10-05 09:05
2023-09-19 07:18
政经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上）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上）
陶然：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就可以很快启动？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陶然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变化，尤其是过去40年的快速成长，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作为占全世界人口近20%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发展与否、业绩如何、可持续性怎样，对当代全人类的命运，尤其对广大欠发达国家的众多人口能否有效走出贫困，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过去70年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中国政治和经济系统互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前后迥异的经济发展策略，也引发了非比寻常的跌宕起伏。
单是在过去40年间，中国逐步跳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捆绑，从一个绝大部分人只能获得最基本生存资料的赤贫国家，变成一个相当比例人口初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变成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如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学者，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该不断就这些变化给出更通透、更本质的解释。
换句话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全面经历、直接见证和亲自体验中国转型发展整个过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着重大责任，具体而言，需要去认真理解如下问题：
70年前的中国从哪里出发？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就可以很快启动？
转型发展第一阶段（改革起始到1990年代中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型发展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又出现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带来持续40年的高增长？
为什么经过40年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仍然是一个进行时？
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我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回答好这些“实然”的问题，才能更扎实地去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向何处去，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到底有哪几种不同的可能前景，以及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避免其中不利的局面出现，并最终实现全面转型。
为此，我准备用三部著作尽可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即第一部《人地之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人地之间
三部曲的第一部之所以名为《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是因为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定的、“重地不重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地方政府不仅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土地作为超常规的财政增长来源，并凭此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且也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发展产业、建设城市，却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本应作为发展目的本身的“人”。
由于忽视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广大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大部分人口流入城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举家迁移，更没有提供举家永久性迁移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和定居条件，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诸多的隐患。
因此，我将以过去大约25年这一时段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我国现有经济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模式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及其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个模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影响，并最终给出合理、可行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及具体的政策组合。
虽然本书对现有中国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给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全书的重点仍然是对我国现有城乡土地制度及现有体制局限性的分析，是如何在既有发展模式塑造的利益格局下有效启动城乡土地改革，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逐步扭转现有模式累积的各种扭曲，并最终推动环环相扣的渐进式改革。
读者将发现，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每个细分领域，本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在既有政策框架基础上以逐步缓解现有矛盾、减少既有扭曲为目标的适度调整。既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修补，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激励相容”的联动改革逐步扭转现有土地制度引发的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公问题。
本书所提出的城乡土地改革方案，不仅和通常看到的土地改革建议不同，也和近年各级政府推动的相关土地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有时也相当微妙的区别。针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成片开发”实施征地的门槛，政府征地补偿的模式及标准，以及农村土地整理、确权和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走向，各类土地指标的空间转移及跨区交易，城市低效存量用地再开发，城中村、城边村及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等问题，本书都提出了与近年相关政策未必一致、甚至还充满张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当然不是刻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在研究基础上的自然政策推演，更是期望未来中国推动的城乡土地改革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实际上，本书不仅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城乡土地改革建议，还给出了为什么这些改革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值得去做的理由。我认为，如果未来能推动这些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我国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的显著改善，也有助于中国从以“地”谋利的扭曲式城市化走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
之所以选择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就较快地从“实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走到“应然”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应然”问题，特别是城乡土地领域面临的挑战非常紧迫，无论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改革的突破口选不准，甚或是具体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当，都很容易引发社会经济的连锁效应，甚至还可能带来较大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最糟糕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果损失大半。
其次是因为，要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实然”问题，即中国经济如何走到了今天，不仅涉及对过去25年发展模式及其运行逻辑的研究，还涉及对过去40年乃至70年中国发展历程的整体评估。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要对苏联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还要对中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早期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更要系统地审视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日本、“东亚四小龙”相应阶段发展模式之间的异同。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将主要在第二、第三部中完成。
天人之际
三部曲的第二部名为《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我将在对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为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及其向市场经济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该书将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工业化模式的本质？中国式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相似和差别？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文献强调中苏两国在劳动力禀赋、改革策略、集权程度等几个维度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相对于前苏联更为平稳且相对成功的转型表现，这些文献是否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既有文献强调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但这些制度安排及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济改革中也尝试学习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取得相似的转型绩效？
我将提出，前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实现“军工最大化”来捍卫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模式。由于包括能源、原材料、机械装备在内的重工业部门，以重工为基础的军工部门主要是通过中央部委实施“条条”式管理，而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与农业更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块块”式管理，所以此类发展模式都建立了“中央部委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一度有过将部分原用于军工生产的资源转移并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出现了从“条条”向“块块”的一定程度的转移，但总体来看此类调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整体来看，此类发展战略造就了重工业和军工行业的强大利益集团，并带来了难以调整的既得利益格局。
而为了缓解在“大炮”和“黄油”之间，或者说在“条条”和“块块”之间配置有限资源的矛盾，从1950年代起，苏联就开始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与开发。 特别是自1960年代之后，苏联实现了石油、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重大突破，大幅度增加了来自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的外汇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本国财政预算上的硬约束。这就让苏联可以在一边大量进口消费品、投入更多资源增加本国消费品，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生产的同时，还可以投入大量资源加强苏联的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甚至还有条件调动更多的资源在国际上支持部分亚非拉国家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
但也恰恰是丰裕的能源出口让苏联在国际政治、军事斗争中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侵略性，导致美苏之间推动的“缓和政策”难以真正实现，甚至在美苏两霸之间，苏处于攻势，美处于守势，进一步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给美国和中国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结果是1960年代后半期中苏进一步分裂后，美国有意愿拉拢中国，而在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联手美国，最终1970年代早期中美之间逐步化敌为友，根本扭转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态势，逐步改变了中苏两国各自面对的军事压力。结果是中苏两国在“条块体制”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看幅度未必那么明显、但事后被证明对两国经济转型意义非常重大的制度漂移。
因此， 1972年的中美关系缓和构成了中苏两国在其后推动市场化转型并出现转型道路与转型绩效重大差别的关键历史节点。正是在此之后，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出现了渐进的、但意义非常深远的制度漂移与分异，并为中国在1978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启动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奠定了体制性基础。换句话说，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不仅推动和稳固了1972年后中国推动的行政性分权，而且还导致中国无需再因军事压力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并为随后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不仅让中国可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市居民工资提升了消费品需求，也为中国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增加农业、轻工业消费品的供给腾出了必要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
与中国恰恰相反，巨额的石油财富导致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或者说更为“条条化”，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出口反而给苏联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资源的诅咒”：苏联因前期过度的军事支出与对外扩张而难以自拔，日益集权化的经济体制加上军事支出上的“尾大不掉”反而基本阻断了苏联顺利推动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加大了苏联的军事和战略压力，中美关系的缓和让苏联在国际军事和政治的激烈博弈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国内原可转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大量资源。其结果是虽然80年代中期苏联的领导层不仅十分希望，而且也非常努力地推动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却因受制于强大的重工及军工利益集团，难以实质性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并有效增加消费品生产。于是，苏联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以扫除改革的障碍，而改革失控并带来了1990年代初该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为其后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了大门。
勿食我黍
最后一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将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后到目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步发展出了一个以投资驱动、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 “东亚发展型经济体”，而且取得了与日、韩快速成长期相当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表现看，却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考虑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基础等初始条件和“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起步期非常相似，甚至条件还要更为优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发展绩效上的重大差异？《无食我黍》将提出，1980年代末期构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关键节点，引发了体制内各种力量的相对变化，并加大了后来推动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虽然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启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而且伴随1990年代前中期开启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制以及20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逐步建构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集权型、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为之后二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创造了条件，但这个体制也逐步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整体性的挑战。
《无食我黍》将进一步全面发展我在三部曲第一部《人地之间》提出的“三二一” 分析框架来解释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所谓的“三二一”模式，就是首先，中国现有经济体制表现为“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即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分别在金融部门、制造业上游和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及城市商住用地三个领域保持着行政性垄断； 其次，还出现了国内、国际“两层次逐底竞争”，即地方政府通过压低环保、劳工保护和工业用地价格推动了招商引资的“国内逐底式竞争”，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压制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助推了出口导向的 “国际逐底式竞争”；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有力支持了 “一类市场化竞争”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并最终为各级政府取得税收收入，为上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地方土地储备部门抽取高额的垄断租金创造了条件。
虽然这个发展模式确实带来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伴随着全社会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同时引发了因不满强制性征地和放松劳工、环境管制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外汇储备增加过快，人民币超发，城市土地利用出现扭曲，商住与工业用地间的价差不断扩大，资产泡沫与地方债务不断累积，国际贸易冲突日益增加等问题。
这个“三二一”的分析框架将表明，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通过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才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与此同时，切实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动提高征地成本和集约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的城乡土地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改革和保护劳工、环境的社会与生态治理体制改革，才能最终跳出“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以一个全面、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由于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造就了一个相当强大、且有自我强化倾向的利益格局，中国要实现全面、良性市场化转型的难度相当之大。即使既有利益格局中的各参与方，比如为招商引资而进行“逐底式”竞争的地方政府，都已看到了这个博弈本身的不可持续性，但任何一方都缺乏积极性，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跳出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中央层面推动全面、平衡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有效应对转型发展的整体性挑战。但在设计深化改革的方案时，既要确保改革的方向正确，又要选准改革的突破口，更要精确把握政策的力度：改革方向错了会满盘皆输，而突破口选不准将难以实现前后改革和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的协力，政策力度不足难以扭转局面，力度过大又可能反受其害。
总之，三部曲将努力给出中国过去70年转型发展的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基本立论是，基于国际比较和对中国过去70年不同阶段典型事实的分析，不仅存在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而且在不同时期还依次出现了具有前后延续性、但参照系有所改变的多个“中国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一个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有很大相似性，但因资源禀赋不同、政经互动模式有别而又有所不同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虽然中国面临着和苏联、东欧国家在相应阶段遭遇过的相似挑战，仍然出现了一个“转轨路径及增长绩效都呈现重大差别的“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又逐步演化出了一个与传统“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有诸多相似性，但仍存在多方面结构性差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三部曲将对中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建立一个考察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三组关系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阶段相应“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运行机制、演化路径和发展绩效，系统评估国家和社会两组力量互动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和环境治理等多方面所具有的意义。这里的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是指关键历史节点和初始制度（或初始政经均衡）微小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引致既有政治经济博弈均衡的漂移，并引发其后迥异的转型发展路径。■
单是在过去40年间，中国逐步跳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捆绑，从一个绝大部分人只能获得最基本生存资料的赤贫国家，变成一个相当比例人口初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变成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如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学者，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该不断就这些变化给出更通透、更本质的解释。
换句话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全面经历、直接见证和亲自体验中国转型发展整个过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着重大责任，具体而言，需要去认真理解如下问题：
70年前的中国从哪里出发？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就可以很快启动？
转型发展第一阶段（改革起始到1990年代中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型发展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又出现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带来持续40年的高增长？
为什么经过40年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仍然是一个进行时？
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我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回答好这些“实然”的问题，才能更扎实地去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向何处去，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到底有哪几种不同的可能前景，以及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避免其中不利的局面出现，并最终实现全面转型。
为此，我准备用三部著作尽可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即第一部《人地之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人地之间
三部曲的第一部之所以名为《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是因为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定的、“重地不重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地方政府不仅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土地作为超常规的财政增长来源，并凭此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且也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发展产业、建设城市，却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本应作为发展目的本身的“人”。
由于忽视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广大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大部分人口流入城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举家迁移，更没有提供举家永久性迁移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和定居条件，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诸多的隐患。
因此，我将以过去大约25年这一时段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我国现有经济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模式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及其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个模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影响，并最终给出合理、可行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及具体的政策组合。
虽然本书对现有中国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给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全书的重点仍然是对我国现有城乡土地制度及现有体制局限性的分析，是如何在既有发展模式塑造的利益格局下有效启动城乡土地改革，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逐步扭转现有模式累积的各种扭曲，并最终推动环环相扣的渐进式改革。
读者将发现，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每个细分领域，本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在既有政策框架基础上以逐步缓解现有矛盾、减少既有扭曲为目标的适度调整。既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修补，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激励相容”的联动改革逐步扭转现有土地制度引发的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公问题。
本书所提出的城乡土地改革方案，不仅和通常看到的土地改革建议不同，也和近年各级政府推动的相关土地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有时也相当微妙的区别。针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成片开发”实施征地的门槛，政府征地补偿的模式及标准，以及农村土地整理、确权和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走向，各类土地指标的空间转移及跨区交易，城市低效存量用地再开发，城中村、城边村及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等问题，本书都提出了与近年相关政策未必一致、甚至还充满张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当然不是刻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在研究基础上的自然政策推演，更是期望未来中国推动的城乡土地改革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实际上，本书不仅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城乡土地改革建议，还给出了为什么这些改革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值得去做的理由。我认为，如果未来能推动这些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我国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的显著改善，也有助于中国从以“地”谋利的扭曲式城市化走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
之所以选择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就较快地从“实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走到“应然”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应然”问题，特别是城乡土地领域面临的挑战非常紧迫，无论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改革的突破口选不准，甚或是具体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当，都很容易引发社会经济的连锁效应，甚至还可能带来较大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最糟糕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果损失大半。
其次是因为，要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实然”问题，即中国经济如何走到了今天，不仅涉及对过去25年发展模式及其运行逻辑的研究，还涉及对过去40年乃至70年中国发展历程的整体评估。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要对苏联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还要对中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早期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更要系统地审视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日本、“东亚四小龙”相应阶段发展模式之间的异同。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将主要在第二、第三部中完成。
天人之际
三部曲的第二部名为《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我将在对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为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及其向市场经济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该书将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工业化模式的本质？中国式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相似和差别？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文献强调中苏两国在劳动力禀赋、改革策略、集权程度等几个维度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相对于前苏联更为平稳且相对成功的转型表现，这些文献是否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既有文献强调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但这些制度安排及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济改革中也尝试学习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取得相似的转型绩效？
我将提出，前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实现“军工最大化”来捍卫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模式。由于包括能源、原材料、机械装备在内的重工业部门，以重工为基础的军工部门主要是通过中央部委实施“条条”式管理，而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与农业更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块块”式管理，所以此类发展模式都建立了“中央部委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一度有过将部分原用于军工生产的资源转移并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出现了从“条条”向“块块”的一定程度的转移，但总体来看此类调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整体来看，此类发展战略造就了重工业和军工行业的强大利益集团，并带来了难以调整的既得利益格局。
而为了缓解在“大炮”和“黄油”之间，或者说在“条条”和“块块”之间配置有限资源的矛盾，从1950年代起，苏联就开始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与开发。 特别是自1960年代之后，苏联实现了石油、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重大突破，大幅度增加了来自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的外汇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本国财政预算上的硬约束。这就让苏联可以在一边大量进口消费品、投入更多资源增加本国消费品，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生产的同时，还可以投入大量资源加强苏联的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甚至还有条件调动更多的资源在国际上支持部分亚非拉国家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
但也恰恰是丰裕的能源出口让苏联在国际政治、军事斗争中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侵略性，导致美苏之间推动的“缓和政策”难以真正实现，甚至在美苏两霸之间，苏处于攻势，美处于守势，进一步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给美国和中国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结果是1960年代后半期中苏进一步分裂后，美国有意愿拉拢中国，而在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联手美国，最终1970年代早期中美之间逐步化敌为友，根本扭转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态势，逐步改变了中苏两国各自面对的军事压力。结果是中苏两国在“条块体制”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看幅度未必那么明显、但事后被证明对两国经济转型意义非常重大的制度漂移。
因此， 1972年的中美关系缓和构成了中苏两国在其后推动市场化转型并出现转型道路与转型绩效重大差别的关键历史节点。正是在此之后，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出现了渐进的、但意义非常深远的制度漂移与分异，并为中国在1978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启动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奠定了体制性基础。换句话说，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不仅推动和稳固了1972年后中国推动的行政性分权，而且还导致中国无需再因军事压力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并为随后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不仅让中国可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市居民工资提升了消费品需求，也为中国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增加农业、轻工业消费品的供给腾出了必要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
与中国恰恰相反，巨额的石油财富导致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或者说更为“条条化”，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出口反而给苏联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资源的诅咒”：苏联因前期过度的军事支出与对外扩张而难以自拔，日益集权化的经济体制加上军事支出上的“尾大不掉”反而基本阻断了苏联顺利推动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加大了苏联的军事和战略压力，中美关系的缓和让苏联在国际军事和政治的激烈博弈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国内原可转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大量资源。其结果是虽然80年代中期苏联的领导层不仅十分希望，而且也非常努力地推动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却因受制于强大的重工及军工利益集团，难以实质性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并有效增加消费品生产。于是，苏联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以扫除改革的障碍，而改革失控并带来了1990年代初该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为其后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了大门。
勿食我黍
最后一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将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后到目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步发展出了一个以投资驱动、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 “东亚发展型经济体”，而且取得了与日、韩快速成长期相当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表现看，却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考虑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基础等初始条件和“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起步期非常相似，甚至条件还要更为优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发展绩效上的重大差异？《无食我黍》将提出，1980年代末期构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关键节点，引发了体制内各种力量的相对变化，并加大了后来推动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虽然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启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而且伴随1990年代前中期开启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制以及20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逐步建构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集权型、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为之后二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创造了条件，但这个体制也逐步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整体性的挑战。
《无食我黍》将进一步全面发展我在三部曲第一部《人地之间》提出的“三二一” 分析框架来解释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所谓的“三二一”模式，就是首先，中国现有经济体制表现为“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即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分别在金融部门、制造业上游和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及城市商住用地三个领域保持着行政性垄断； 其次，还出现了国内、国际“两层次逐底竞争”，即地方政府通过压低环保、劳工保护和工业用地价格推动了招商引资的“国内逐底式竞争”，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压制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助推了出口导向的 “国际逐底式竞争”；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有力支持了 “一类市场化竞争”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并最终为各级政府取得税收收入，为上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地方土地储备部门抽取高额的垄断租金创造了条件。
虽然这个发展模式确实带来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伴随着全社会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同时引发了因不满强制性征地和放松劳工、环境管制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外汇储备增加过快，人民币超发，城市土地利用出现扭曲，商住与工业用地间的价差不断扩大，资产泡沫与地方债务不断累积，国际贸易冲突日益增加等问题。
这个“三二一”的分析框架将表明，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通过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才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与此同时，切实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动提高征地成本和集约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的城乡土地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改革和保护劳工、环境的社会与生态治理体制改革，才能最终跳出“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以一个全面、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由于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造就了一个相当强大、且有自我强化倾向的利益格局，中国要实现全面、良性市场化转型的难度相当之大。即使既有利益格局中的各参与方，比如为招商引资而进行“逐底式”竞争的地方政府，都已看到了这个博弈本身的不可持续性，但任何一方都缺乏积极性，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跳出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中央层面推动全面、平衡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有效应对转型发展的整体性挑战。但在设计深化改革的方案时，既要确保改革的方向正确，又要选准改革的突破口，更要精确把握政策的力度：改革方向错了会满盘皆输，而突破口选不准将难以实现前后改革和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的协力，政策力度不足难以扭转局面，力度过大又可能反受其害。
总之，三部曲将努力给出中国过去70年转型发展的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基本立论是，基于国际比较和对中国过去70年不同阶段典型事实的分析，不仅存在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而且在不同时期还依次出现了具有前后延续性、但参照系有所改变的多个“中国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一个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有很大相似性，但因资源禀赋不同、政经互动模式有别而又有所不同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虽然中国面临着和苏联、东欧国家在相应阶段遭遇过的相似挑战，仍然出现了一个“转轨路径及增长绩效都呈现重大差别的“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又逐步演化出了一个与传统“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有诸多相似性，但仍存在多方面结构性差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三部曲将对中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建立一个考察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三组关系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阶段相应“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运行机制、演化路径和发展绩效，系统评估国家和社会两组力量互动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和环境治理等多方面所具有的意义。这里的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是指关键历史节点和初始制度（或初始政经均衡）微小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引致既有政治经济博弈均衡的漂移，并引发其后迥异的转型发展路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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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9 07:18
政经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上）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上）
陶然：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就可以很快启动？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陶然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变化，尤其是过去40年的快速成长，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作为占全世界人口近20%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发展与否、业绩如何、可持续性怎样，对当代全人类的命运，尤其对广大欠发达国家的众多人口能否有效走出贫困，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过去70年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中国政治和经济系统互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前后迥异的经济发展策略，也引发了非比寻常的跌宕起伏。
单是在过去40年间，中国逐步跳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捆绑，从一个绝大部分人只能获得最基本生存资料的赤贫国家，变成一个相当比例人口初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变成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如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学者，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该不断就这些变化给出更通透、更本质的解释。
换句话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全面经历、直接见证和亲自体验中国转型发展整个过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着重大责任，具体而言，需要去认真理解如下问题：
70年前的中国从哪里出发？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就可以很快启动？
转型发展第一阶段（改革起始到1990年代中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型发展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又出现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带来持续40年的高增长？
为什么经过40年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仍然是一个进行时？
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我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回答好这些“实然”的问题，才能更扎实地去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向何处去，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到底有哪几种不同的可能前景，以及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避免其中不利的局面出现，并最终实现全面转型。
为此，我准备用三部著作尽可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即第一部《人地之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人地之间
三部曲的第一部之所以名为《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是因为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定的、“重地不重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地方政府不仅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土地作为超常规的财政增长来源，并凭此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且也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发展产业、建设城市，却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本应作为发展目的本身的“人”。
由于忽视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广大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大部分人口流入城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举家迁移，更没有提供举家永久性迁移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和定居条件，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诸多的隐患。
因此，我将以过去大约25年这一时段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我国现有经济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模式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及其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个模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影响，并最终给出合理、可行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及具体的政策组合。
虽然本书对现有中国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给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全书的重点仍然是对我国现有城乡土地制度及现有体制局限性的分析，是如何在既有发展模式塑造的利益格局下有效启动城乡土地改革，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逐步扭转现有模式累积的各种扭曲，并最终推动环环相扣的渐进式改革。
读者将发现，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每个细分领域，本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在既有政策框架基础上以逐步缓解现有矛盾、减少既有扭曲为目标的适度调整。既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修补，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激励相容”的联动改革逐步扭转现有土地制度引发的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公问题。
本书所提出的城乡土地改革方案，不仅和通常看到的土地改革建议不同，也和近年各级政府推动的相关土地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有时也相当微妙的区别。针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成片开发”实施征地的门槛，政府征地补偿的模式及标准，以及农村土地整理、确权和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走向，各类土地指标的空间转移及跨区交易，城市低效存量用地再开发，城中村、城边村及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等问题，本书都提出了与近年相关政策未必一致、甚至还充满张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当然不是刻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在研究基础上的自然政策推演，更是期望未来中国推动的城乡土地改革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实际上，本书不仅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城乡土地改革建议，还给出了为什么这些改革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值得去做的理由。我认为，如果未来能推动这些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我国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的显著改善，也有助于中国从以“地”谋利的扭曲式城市化走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
之所以选择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就较快地从“实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走到“应然”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应然”问题，特别是城乡土地领域面临的挑战非常紧迫，无论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改革的突破口选不准，甚或是具体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当，都很容易引发社会经济的连锁效应，甚至还可能带来较大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最糟糕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果损失大半。
其次是因为，要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实然”问题，即中国经济如何走到了今天，不仅涉及对过去25年发展模式及其运行逻辑的研究，还涉及对过去40年乃至70年中国发展历程的整体评估。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要对苏联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还要对中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早期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更要系统地审视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日本、“东亚四小龙”相应阶段发展模式之间的异同。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将主要在第二、第三部中完成。
天人之际
三部曲的第二部名为《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我将在对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为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及其向市场经济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该书将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工业化模式的本质？中国式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相似和差别？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文献强调中苏两国在劳动力禀赋、改革策略、集权程度等几个维度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相对于前苏联更为平稳且相对成功的转型表现，这些文献是否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既有文献强调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但这些制度安排及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济改革中也尝试学习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取得相似的转型绩效？
我将提出，前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实现“军工最大化”来捍卫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模式。由于包括能源、原材料、机械装备在内的重工业部门，以重工为基础的军工部门主要是通过中央部委实施“条条”式管理，而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与农业更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块块”式管理，所以此类发展模式都建立了“中央部委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一度有过将部分原用于军工生产的资源转移并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出现了从“条条”向“块块”的一定程度的转移，但总体来看此类调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整体来看，此类发展战略造就了重工业和军工行业的强大利益集团，并带来了难以调整的既得利益格局。
而为了缓解在“大炮”和“黄油”之间，或者说在“条条”和“块块”之间配置有限资源的矛盾，从1950年代起，苏联就开始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与开发。 特别是自1960年代之后，苏联实现了石油、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重大突破，大幅度增加了来自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的外汇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本国财政预算上的硬约束。这就让苏联可以在一边大量进口消费品、投入更多资源增加本国消费品，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生产的同时，还可以投入大量资源加强苏联的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甚至还有条件调动更多的资源在国际上支持部分亚非拉国家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
但也恰恰是丰裕的能源出口让苏联在国际政治、军事斗争中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侵略性，导致美苏之间推动的“缓和政策”难以真正实现，甚至在美苏两霸之间，苏处于攻势，美处于守势，进一步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给美国和中国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结果是1960年代后半期中苏进一步分裂后，美国有意愿拉拢中国，而在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联手美国，最终1970年代早期中美之间逐步化敌为友，根本扭转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态势，逐步改变了中苏两国各自面对的军事压力。结果是中苏两国在“条块体制”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看幅度未必那么明显、但事后被证明对两国经济转型意义非常重大的制度漂移。
因此， 1972年的中美关系缓和构成了中苏两国在其后推动市场化转型并出现转型道路与转型绩效重大差别的关键历史节点。正是在此之后，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出现了渐进的、但意义非常深远的制度漂移与分异，并为中国在1978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启动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奠定了体制性基础。换句话说，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不仅推动和稳固了1972年后中国推动的行政性分权，而且还导致中国无需再因军事压力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并为随后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不仅让中国可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市居民工资提升了消费品需求，也为中国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增加农业、轻工业消费品的供给腾出了必要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
与中国恰恰相反，巨额的石油财富导致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或者说更为“条条化”，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出口反而给苏联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资源的诅咒”：苏联因前期过度的军事支出与对外扩张而难以自拔，日益集权化的经济体制加上军事支出上的“尾大不掉”反而基本阻断了苏联顺利推动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加大了苏联的军事和战略压力，中美关系的缓和让苏联在国际军事和政治的激烈博弈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国内原可转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大量资源。其结果是虽然80年代中期苏联的领导层不仅十分希望，而且也非常努力地推动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却因受制于强大的重工及军工利益集团，难以实质性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并有效增加消费品生产。于是，苏联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以扫除改革的障碍，而改革失控并带来了1990年代初该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为其后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了大门。
勿食我黍
最后一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将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后到目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步发展出了一个以投资驱动、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 “东亚发展型经济体”，而且取得了与日、韩快速成长期相当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表现看，却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考虑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基础等初始条件和“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起步期非常相似，甚至条件还要更为优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发展绩效上的重大差异？《无食我黍》将提出，1980年代末期构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关键节点，引发了体制内各种力量的相对变化，并加大了后来推动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虽然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启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而且伴随1990年代前中期开启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制以及20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逐步建构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集权型、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为之后二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创造了条件，但这个体制也逐步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整体性的挑战。
《无食我黍》将进一步全面发展我在三部曲第一部《人地之间》提出的“三二一” 分析框架来解释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所谓的“三二一”模式，就是首先，中国现有经济体制表现为“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即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分别在金融部门、制造业上游和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及城市商住用地三个领域保持着行政性垄断； 其次，还出现了国内、国际“两层次逐底竞争”，即地方政府通过压低环保、劳工保护和工业用地价格推动了招商引资的“国内逐底式竞争”，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压制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助推了出口导向的 “国际逐底式竞争”；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有力支持了 “一类市场化竞争”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并最终为各级政府取得税收收入，为上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地方土地储备部门抽取高额的垄断租金创造了条件。
虽然这个发展模式确实带来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伴随着全社会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同时引发了因不满强制性征地和放松劳工、环境管制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外汇储备增加过快，人民币超发，城市土地利用出现扭曲，商住与工业用地间的价差不断扩大，资产泡沫与地方债务不断累积，国际贸易冲突日益增加等问题。
这个“三二一”的分析框架将表明，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通过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才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与此同时，切实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动提高征地成本和集约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的城乡土地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改革和保护劳工、环境的社会与生态治理体制改革，才能最终跳出“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以一个全面、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由于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造就了一个相当强大、且有自我强化倾向的利益格局，中国要实现全面、良性市场化转型的难度相当之大。即使既有利益格局中的各参与方，比如为招商引资而进行“逐底式”竞争的地方政府，都已看到了这个博弈本身的不可持续性，但任何一方都缺乏积极性，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跳出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中央层面推动全面、平衡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有效应对转型发展的整体性挑战。但在设计深化改革的方案时，既要确保改革的方向正确，又要选准改革的突破口，更要精确把握政策的力度：改革方向错了会满盘皆输，而突破口选不准将难以实现前后改革和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的协力，政策力度不足难以扭转局面，力度过大又可能反受其害。
总之，三部曲将努力给出中国过去70年转型发展的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基本立论是，基于国际比较和对中国过去70年不同阶段典型事实的分析，不仅存在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而且在不同时期还依次出现了具有前后延续性、但参照系有所改变的多个“中国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一个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有很大相似性，但因资源禀赋不同、政经互动模式有别而又有所不同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虽然中国面临着和苏联、东欧国家在相应阶段遭遇过的相似挑战，仍然出现了一个“转轨路径及增长绩效都呈现重大差别的“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又逐步演化出了一个与传统“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有诸多相似性，但仍存在多方面结构性差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三部曲将对中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建立一个考察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三组关系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阶段相应“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运行机制、演化路径和发展绩效，系统评估国家和社会两组力量互动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和环境治理等多方面所具有的意义。这里的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是指关键历史节点和初始制度（或初始政经均衡）微小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引致既有政治经济博弈均衡的漂移，并引发其后迥异的转型发展路径。■
单是在过去40年间，中国逐步跳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捆绑，从一个绝大部分人只能获得最基本生存资料的赤贫国家，变成一个相当比例人口初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变成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如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学者，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该不断就这些变化给出更通透、更本质的解释。
换句话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全面经历、直接见证和亲自体验中国转型发展整个过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着重大责任，具体而言，需要去认真理解如下问题：
70年前的中国从哪里出发？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就可以很快启动？
转型发展第一阶段（改革起始到1990年代中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型发展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又出现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带来持续40年的高增长？
为什么经过40年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仍然是一个进行时？
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我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回答好这些“实然”的问题，才能更扎实地去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向何处去，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到底有哪几种不同的可能前景，以及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避免其中不利的局面出现，并最终实现全面转型。
为此，我准备用三部著作尽可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即第一部《人地之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人地之间
三部曲的第一部之所以名为《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是因为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定的、“重地不重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地方政府不仅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土地作为超常规的财政增长来源，并凭此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且也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发展产业、建设城市，却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本应作为发展目的本身的“人”。
由于忽视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广大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大部分人口流入城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举家迁移，更没有提供举家永久性迁移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和定居条件，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诸多的隐患。
因此，我将以过去大约25年这一时段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我国现有经济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模式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及其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个模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影响，并最终给出合理、可行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及具体的政策组合。
虽然本书对现有中国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给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全书的重点仍然是对我国现有城乡土地制度及现有体制局限性的分析，是如何在既有发展模式塑造的利益格局下有效启动城乡土地改革，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逐步扭转现有模式累积的各种扭曲，并最终推动环环相扣的渐进式改革。
读者将发现，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每个细分领域，本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在既有政策框架基础上以逐步缓解现有矛盾、减少既有扭曲为目标的适度调整。既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修补，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激励相容”的联动改革逐步扭转现有土地制度引发的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公问题。
本书所提出的城乡土地改革方案，不仅和通常看到的土地改革建议不同，也和近年各级政府推动的相关土地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有时也相当微妙的区别。针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成片开发”实施征地的门槛，政府征地补偿的模式及标准，以及农村土地整理、确权和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走向，各类土地指标的空间转移及跨区交易，城市低效存量用地再开发，城中村、城边村及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等问题，本书都提出了与近年相关政策未必一致、甚至还充满张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当然不是刻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在研究基础上的自然政策推演，更是期望未来中国推动的城乡土地改革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实际上，本书不仅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城乡土地改革建议，还给出了为什么这些改革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值得去做的理由。我认为，如果未来能推动这些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我国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的显著改善，也有助于中国从以“地”谋利的扭曲式城市化走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
之所以选择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就较快地从“实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走到“应然”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应然”问题，特别是城乡土地领域面临的挑战非常紧迫，无论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改革的突破口选不准，甚或是具体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当，都很容易引发社会经济的连锁效应，甚至还可能带来较大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最糟糕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果损失大半。
其次是因为，要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实然”问题，即中国经济如何走到了今天，不仅涉及对过去25年发展模式及其运行逻辑的研究，还涉及对过去40年乃至70年中国发展历程的整体评估。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要对苏联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还要对中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早期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更要系统地审视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日本、“东亚四小龙”相应阶段发展模式之间的异同。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将主要在第二、第三部中完成。
天人之际
三部曲的第二部名为《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我将在对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为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及其向市场经济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该书将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工业化模式的本质？中国式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相似和差别？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文献强调中苏两国在劳动力禀赋、改革策略、集权程度等几个维度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相对于前苏联更为平稳且相对成功的转型表现，这些文献是否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既有文献强调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但这些制度安排及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济改革中也尝试学习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取得相似的转型绩效？
我将提出，前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实现“军工最大化”来捍卫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模式。由于包括能源、原材料、机械装备在内的重工业部门，以重工为基础的军工部门主要是通过中央部委实施“条条”式管理，而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与农业更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块块”式管理，所以此类发展模式都建立了“中央部委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一度有过将部分原用于军工生产的资源转移并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出现了从“条条”向“块块”的一定程度的转移，但总体来看此类调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整体来看，此类发展战略造就了重工业和军工行业的强大利益集团，并带来了难以调整的既得利益格局。
而为了缓解在“大炮”和“黄油”之间，或者说在“条条”和“块块”之间配置有限资源的矛盾，从1950年代起，苏联就开始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与开发。 特别是自1960年代之后，苏联实现了石油、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重大突破，大幅度增加了来自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的外汇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本国财政预算上的硬约束。这就让苏联可以在一边大量进口消费品、投入更多资源增加本国消费品，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生产的同时，还可以投入大量资源加强苏联的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甚至还有条件调动更多的资源在国际上支持部分亚非拉国家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
但也恰恰是丰裕的能源出口让苏联在国际政治、军事斗争中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侵略性，导致美苏之间推动的“缓和政策”难以真正实现，甚至在美苏两霸之间，苏处于攻势，美处于守势，进一步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给美国和中国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结果是1960年代后半期中苏进一步分裂后，美国有意愿拉拢中国，而在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联手美国，最终1970年代早期中美之间逐步化敌为友，根本扭转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态势，逐步改变了中苏两国各自面对的军事压力。结果是中苏两国在“条块体制”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看幅度未必那么明显、但事后被证明对两国经济转型意义非常重大的制度漂移。
因此， 1972年的中美关系缓和构成了中苏两国在其后推动市场化转型并出现转型道路与转型绩效重大差别的关键历史节点。正是在此之后，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出现了渐进的、但意义非常深远的制度漂移与分异，并为中国在1978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启动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奠定了体制性基础。换句话说，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不仅推动和稳固了1972年后中国推动的行政性分权，而且还导致中国无需再因军事压力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并为随后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不仅让中国可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市居民工资提升了消费品需求，也为中国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增加农业、轻工业消费品的供给腾出了必要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
与中国恰恰相反，巨额的石油财富导致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或者说更为“条条化”，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出口反而给苏联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资源的诅咒”：苏联因前期过度的军事支出与对外扩张而难以自拔，日益集权化的经济体制加上军事支出上的“尾大不掉”反而基本阻断了苏联顺利推动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加大了苏联的军事和战略压力，中美关系的缓和让苏联在国际军事和政治的激烈博弈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国内原可转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大量资源。其结果是虽然80年代中期苏联的领导层不仅十分希望，而且也非常努力地推动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却因受制于强大的重工及军工利益集团，难以实质性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并有效增加消费品生产。于是，苏联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以扫除改革的障碍，而改革失控并带来了1990年代初该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为其后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了大门。
勿食我黍
最后一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将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后到目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步发展出了一个以投资驱动、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 “东亚发展型经济体”，而且取得了与日、韩快速成长期相当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表现看，却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考虑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基础等初始条件和“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起步期非常相似，甚至条件还要更为优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发展绩效上的重大差异？《无食我黍》将提出，1980年代末期构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关键节点，引发了体制内各种力量的相对变化，并加大了后来推动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虽然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启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而且伴随1990年代前中期开启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制以及20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逐步建构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集权型、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为之后二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创造了条件，但这个体制也逐步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整体性的挑战。
《无食我黍》将进一步全面发展我在三部曲第一部《人地之间》提出的“三二一” 分析框架来解释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所谓的“三二一”模式，就是首先，中国现有经济体制表现为“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即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分别在金融部门、制造业上游和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及城市商住用地三个领域保持着行政性垄断； 其次，还出现了国内、国际“两层次逐底竞争”，即地方政府通过压低环保、劳工保护和工业用地价格推动了招商引资的“国内逐底式竞争”，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压制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助推了出口导向的 “国际逐底式竞争”；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有力支持了 “一类市场化竞争”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并最终为各级政府取得税收收入，为上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地方土地储备部门抽取高额的垄断租金创造了条件。
虽然这个发展模式确实带来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伴随着全社会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同时引发了因不满强制性征地和放松劳工、环境管制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外汇储备增加过快，人民币超发，城市土地利用出现扭曲，商住与工业用地间的价差不断扩大，资产泡沫与地方债务不断累积，国际贸易冲突日益增加等问题。
这个“三二一”的分析框架将表明，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通过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才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与此同时，切实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动提高征地成本和集约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的城乡土地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改革和保护劳工、环境的社会与生态治理体制改革，才能最终跳出“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以一个全面、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由于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造就了一个相当强大、且有自我强化倾向的利益格局，中国要实现全面、良性市场化转型的难度相当之大。即使既有利益格局中的各参与方，比如为招商引资而进行“逐底式”竞争的地方政府，都已看到了这个博弈本身的不可持续性，但任何一方都缺乏积极性，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跳出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中央层面推动全面、平衡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有效应对转型发展的整体性挑战。但在设计深化改革的方案时，既要确保改革的方向正确，又要选准改革的突破口，更要精确把握政策的力度：改革方向错了会满盘皆输，而突破口选不准将难以实现前后改革和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的协力，政策力度不足难以扭转局面，力度过大又可能反受其害。
总之，三部曲将努力给出中国过去70年转型发展的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基本立论是，基于国际比较和对中国过去70年不同阶段典型事实的分析，不仅存在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而且在不同时期还依次出现了具有前后延续性、但参照系有所改变的多个“中国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一个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有很大相似性，但因资源禀赋不同、政经互动模式有别而又有所不同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虽然中国面临着和苏联、东欧国家在相应阶段遭遇过的相似挑战，仍然出现了一个“转轨路径及增长绩效都呈现重大差别的“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又逐步演化出了一个与传统“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有诸多相似性，但仍存在多方面结构性差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三部曲将对中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建立一个考察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三组关系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阶段相应“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运行机制、演化路径和发展绩效，系统评估国家和社会两组力量互动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和环境治理等多方面所具有的意义。这里的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是指关键历史节点和初始制度（或初始政经均衡）微小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引致既有政治经济博弈均衡的漂移，并引发其后迥异的转型发展路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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