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09-30 11:14
2023-06-06 11:48
社会与生活
中国计生组织之变：从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到劝人们生三胎
中国计生组织之变：从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到劝人们生三胎
尽管政府努力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所有夫妻生育三个子女，但中国的出生率仍在继续下降。
Liyan Qi
■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几十年里，中国善于利用强制手段和罚款来阻止夫妇多生育。但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方面，中国就不那么成功了。
尽管政府努力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所有夫妻生育三个子女，但中国的出生率仍在继续下降。随着去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中国正在将其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印度。
2016年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时，年出生人口约为1,800万，如今已降至1,000万以下，降幅达到46%。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年代，当时中国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出生人口也从未低于1,000万。
近年来，美国也面临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尽管没有中国那么严重。上周四公布的联邦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约有370万婴儿出生，与2021年基本持平，较2017年的峰值下降了15%。
在中国，新的人口现实已经引发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不愿组建家庭的一代人的观念，并重建“鼓励生育”的文化。
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由政府支持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简称：计生协），该协会成立于1980年，最初是一个在各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组织，后来进行了重新规划，将重点放在提高出生率上。
中国计生协的党组书记王培安此前多年一直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如今他正在领导这场鼓励生育的运动。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人口论坛上，他将中国的低出生率归因于家庭观念的变化。
王培安表示，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
在北京远郊密云的一个公园里，当地政府放置了一对父母与三个孩子玩耍的雕塑。北京市密云区计生协成立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队伍，致力于推广新型婚育文化。
官员们向参加活动的女性分发了电饭煲和水杯等礼品，这些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展示结婚生子是件好事。
今年3月，密云区官员为当地一家园林公司的50多名年轻女职工组织了一次远足活动，目的是增强女性的身体素质，让她们更加接受婚育价值观。
密云区计生协5月初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把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工作纳入密云区官员的绩效考评。这与过去评估地方官员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类似。
密云区为去年启动的20个全国婚育文化建设项目试点之一。在河北省保定市，当地官员4月份组织了一场相亲活动，参加活动的年轻人都身着传统汉服。
在中国东南部城市宁波，为了鼓励男性在抚养孩子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官方大力宣扬那些共担家庭育儿责任的“企鹅爸爸们”，用企鹅来形容，是因为雄性和雌性企鹅会轮流孵蛋和照料它们的企鹅宝宝。
中国计生协上个月宣布，今年将在20个地市开展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政府称，参与第一批试点项目的20个城市的家庭幸福感有所提升。
扭转局面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周四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里，35岁的国有企业员工Yang Ri表示，每年她花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身上的食品、玩具和课外班费用总计高达28,000美元，以这样的开支水平来看，她养不起二胎。她说，突然之间，在没有任何帮扶的情况下，我们被号召生育三个孩子，这是不合理的。
从事金融工作的Li Juan说，对于儿子将以独生子的身份长大，她感到难过，但由于在托育方面得不到相应的帮扶，如果她要再生一个孩子，就不得不辞去工作。现年40岁的她说道，这不仅仅是个缺乏育儿补贴的问题。
上周四（6月1日）是中国的儿童节，学校放假。Yang和Li都不得不在这天请假，因为没人帮她们照顾孩子。
许多中国年轻人都已经对结婚和组建家庭不再感兴趣。结婚登记量逐年下降，在中国防疫封控期间更是进一步下滑。本地数据显示，即使在5月20日的那个周末，结婚登记数量也是下降的，而5月20日以往通常是结婚登记高峰，因为这一天的日期用中文说出来是“我爱你”的谐音，由此折射出中国人当前的婚恋状况。
中国民政部通常会在每个季度发布一系列数据，包括结婚登记数、离婚登记数和火化遗体数等，但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民政部一直没有发布任何报告。一些社会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说，政府一直不愿公布火化遗体数据，这些数据可能表明，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突然取消几乎所有新冠防疫政策后，超额死亡人数激增。
中国民政部和中国计生协均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去年前三个季度结婚登记数同比下降7.5%。
虽然一直在努力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但中国没有推出针对父母的全国性经济激励措施。提供金钱奖励和育儿援助的工作被推给了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有人口学家认为，这些激励措施将帮助改变年轻人的想法。
北京智库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的研究员黄文政说，没有现金奖励，中国将无法提高生育率。
深圳市在今年初出台了一项育儿补贴计划，当地居民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最高可领取人民币10,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并且每年可申请领取人民币3,000元的育儿补贴，直到孩子满三岁。
知名企业家、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James Liang)估计，要想将中国生育率提高到2.1的更替水平，政府需要以现金、退税以及住房和日托补贴的形式，为每个孩子平均补贴人民币100万元（约合14万美元）。
其他推出大量生育和育儿补贴的国家所取得的成效也很有限。新加坡近年来尝试过为新手父母提供现金补助，为年轻夫妇提供公共住房，以及发放学前教育补贴和提供辅助生殖和生育治疗。但即便如此，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顽固地保持在低位，就像中国的生育率一样只徘徊在略高于1的水平。
“所有这些政策产生的效果真的非常小，”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人口学家John Casterline说。“必须在文化层面发生转变，让人们觉得养孩子和生孩子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Casterline还称，尽管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可以释放出促使文化价值观转向多生孩子的讯号，但如果中国的养育模式是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最大化投入，那么父母会倾向于只生一个孩子，而不是更多。
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是难以获得稳定的收入。4月份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0%，许多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人岗不匹配，政府可能在数年内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矛盾的是，过去一年中某些工作岗位的流失是由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造成的，这些措施旨在降低人们养育子女所需负担的成本。为了抑制失控的房价，中国监管机构此前出手整治房地产开发商，并整顿昂贵的校外教培服务，导致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人员被裁。
去年被北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裁员的一位27岁年轻人说，失业后他投了200多份简历，参加了八次面试，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说，他原以为今年的情况会好转，但没想到感觉更糟了。他说，在找到工作之前，他没有和女朋友结婚的计划。他的态度说明了改变一代独生子女心态所面临的挑战。
常驻美国的科学家易富贤表示，生孩子不是开关水龙头，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它关掉，然后再打开。长期以来，易富贤一直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持批评态度。■
尽管政府努力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所有夫妻生育三个子女，但中国的出生率仍在继续下降。随着去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中国正在将其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印度。
2016年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时，年出生人口约为1,800万，如今已降至1,000万以下，降幅达到46%。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年代，当时中国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出生人口也从未低于1,000万。
近年来，美国也面临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尽管没有中国那么严重。上周四公布的联邦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约有370万婴儿出生，与2021年基本持平，较2017年的峰值下降了15%。
在中国，新的人口现实已经引发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不愿组建家庭的一代人的观念，并重建“鼓励生育”的文化。
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由政府支持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简称：计生协），该协会成立于1980年，最初是一个在各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组织，后来进行了重新规划，将重点放在提高出生率上。
中国计生协的党组书记王培安此前多年一直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如今他正在领导这场鼓励生育的运动。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人口论坛上，他将中国的低出生率归因于家庭观念的变化。
王培安表示，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
在北京远郊密云的一个公园里，当地政府放置了一对父母与三个孩子玩耍的雕塑。北京市密云区计生协成立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队伍，致力于推广新型婚育文化。
官员们向参加活动的女性分发了电饭煲和水杯等礼品，这些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展示结婚生子是件好事。
今年3月，密云区官员为当地一家园林公司的50多名年轻女职工组织了一次远足活动，目的是增强女性的身体素质，让她们更加接受婚育价值观。
密云区计生协5月初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把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工作纳入密云区官员的绩效考评。这与过去评估地方官员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类似。
密云区为去年启动的20个全国婚育文化建设项目试点之一。在河北省保定市，当地官员4月份组织了一场相亲活动，参加活动的年轻人都身着传统汉服。
在中国东南部城市宁波，为了鼓励男性在抚养孩子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官方大力宣扬那些共担家庭育儿责任的“企鹅爸爸们”，用企鹅来形容，是因为雄性和雌性企鹅会轮流孵蛋和照料它们的企鹅宝宝。
中国计生协上个月宣布，今年将在20个地市开展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政府称，参与第一批试点项目的20个城市的家庭幸福感有所提升。
扭转局面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周四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里，35岁的国有企业员工Yang Ri表示，每年她花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身上的食品、玩具和课外班费用总计高达28,000美元，以这样的开支水平来看，她养不起二胎。她说，突然之间，在没有任何帮扶的情况下，我们被号召生育三个孩子，这是不合理的。
从事金融工作的Li Juan说，对于儿子将以独生子的身份长大，她感到难过，但由于在托育方面得不到相应的帮扶，如果她要再生一个孩子，就不得不辞去工作。现年40岁的她说道，这不仅仅是个缺乏育儿补贴的问题。
上周四（6月1日）是中国的儿童节，学校放假。Yang和Li都不得不在这天请假，因为没人帮她们照顾孩子。
许多中国年轻人都已经对结婚和组建家庭不再感兴趣。结婚登记量逐年下降，在中国防疫封控期间更是进一步下滑。本地数据显示，即使在5月20日的那个周末，结婚登记数量也是下降的，而5月20日以往通常是结婚登记高峰，因为这一天的日期用中文说出来是“我爱你”的谐音，由此折射出中国人当前的婚恋状况。
中国民政部通常会在每个季度发布一系列数据，包括结婚登记数、离婚登记数和火化遗体数等，但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民政部一直没有发布任何报告。一些社会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说，政府一直不愿公布火化遗体数据，这些数据可能表明，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突然取消几乎所有新冠防疫政策后，超额死亡人数激增。
中国民政部和中国计生协均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去年前三个季度结婚登记数同比下降7.5%。
虽然一直在努力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但中国没有推出针对父母的全国性经济激励措施。提供金钱奖励和育儿援助的工作被推给了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有人口学家认为，这些激励措施将帮助改变年轻人的想法。
北京智库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的研究员黄文政说，没有现金奖励，中国将无法提高生育率。
深圳市在今年初出台了一项育儿补贴计划，当地居民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最高可领取人民币10,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并且每年可申请领取人民币3,000元的育儿补贴，直到孩子满三岁。
知名企业家、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James Liang)估计，要想将中国生育率提高到2.1的更替水平，政府需要以现金、退税以及住房和日托补贴的形式，为每个孩子平均补贴人民币100万元（约合14万美元）。
其他推出大量生育和育儿补贴的国家所取得的成效也很有限。新加坡近年来尝试过为新手父母提供现金补助，为年轻夫妇提供公共住房，以及发放学前教育补贴和提供辅助生殖和生育治疗。但即便如此，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顽固地保持在低位，就像中国的生育率一样只徘徊在略高于1的水平。
“所有这些政策产生的效果真的非常小，”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人口学家John Casterline说。“必须在文化层面发生转变，让人们觉得养孩子和生孩子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Casterline还称，尽管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可以释放出促使文化价值观转向多生孩子的讯号，但如果中国的养育模式是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最大化投入，那么父母会倾向于只生一个孩子，而不是更多。
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是难以获得稳定的收入。4月份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0%，许多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人岗不匹配，政府可能在数年内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矛盾的是，过去一年中某些工作岗位的流失是由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造成的，这些措施旨在降低人们养育子女所需负担的成本。为了抑制失控的房价，中国监管机构此前出手整治房地产开发商，并整顿昂贵的校外教培服务，导致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人员被裁。
去年被北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裁员的一位27岁年轻人说，失业后他投了200多份简历，参加了八次面试，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说，他原以为今年的情况会好转，但没想到感觉更糟了。他说，在找到工作之前，他没有和女朋友结婚的计划。他的态度说明了改变一代独生子女心态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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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努力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所有夫妻生育三个子女，但中国的出生率仍在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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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努力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所有夫妻生育三个子女，但中国的出生率仍在继续下降。随着去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中国正在将其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印度。
2016年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时，年出生人口约为1,800万，如今已降至1,000万以下，降幅达到46%。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年代，当时中国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出生人口也从未低于1,000万。
近年来，美国也面临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尽管没有中国那么严重。上周四公布的联邦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约有370万婴儿出生，与2021年基本持平，较2017年的峰值下降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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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由政府支持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简称：计生协），该协会成立于1980年，最初是一个在各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组织，后来进行了重新规划，将重点放在提高出生率上。
中国计生协的党组书记王培安此前多年一直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如今他正在领导这场鼓励生育的运动。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人口论坛上，他将中国的低出生率归因于家庭观念的变化。
王培安表示，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
在北京远郊密云的一个公园里，当地政府放置了一对父母与三个孩子玩耍的雕塑。北京市密云区计生协成立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队伍，致力于推广新型婚育文化。
官员们向参加活动的女性分发了电饭煲和水杯等礼品，这些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展示结婚生子是件好事。
今年3月，密云区官员为当地一家园林公司的50多名年轻女职工组织了一次远足活动，目的是增强女性的身体素质，让她们更加接受婚育价值观。
密云区计生协5月初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把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工作纳入密云区官员的绩效考评。这与过去评估地方官员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类似。
密云区为去年启动的20个全国婚育文化建设项目试点之一。在河北省保定市，当地官员4月份组织了一场相亲活动，参加活动的年轻人都身着传统汉服。
在中国东南部城市宁波，为了鼓励男性在抚养孩子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官方大力宣扬那些共担家庭育儿责任的“企鹅爸爸们”，用企鹅来形容，是因为雄性和雌性企鹅会轮流孵蛋和照料它们的企鹅宝宝。
中国计生协上个月宣布，今年将在20个地市开展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政府称，参与第一批试点项目的20个城市的家庭幸福感有所提升。
扭转局面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周四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里，35岁的国有企业员工Yang Ri表示，每年她花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身上的食品、玩具和课外班费用总计高达28,000美元，以这样的开支水平来看，她养不起二胎。她说，突然之间，在没有任何帮扶的情况下，我们被号召生育三个孩子，这是不合理的。
从事金融工作的Li Juan说，对于儿子将以独生子的身份长大，她感到难过，但由于在托育方面得不到相应的帮扶，如果她要再生一个孩子，就不得不辞去工作。现年40岁的她说道，这不仅仅是个缺乏育儿补贴的问题。
上周四（6月1日）是中国的儿童节，学校放假。Yang和Li都不得不在这天请假，因为没人帮她们照顾孩子。
许多中国年轻人都已经对结婚和组建家庭不再感兴趣。结婚登记量逐年下降，在中国防疫封控期间更是进一步下滑。本地数据显示，即使在5月20日的那个周末，结婚登记数量也是下降的，而5月20日以往通常是结婚登记高峰，因为这一天的日期用中文说出来是“我爱你”的谐音，由此折射出中国人当前的婚恋状况。
中国民政部通常会在每个季度发布一系列数据，包括结婚登记数、离婚登记数和火化遗体数等，但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民政部一直没有发布任何报告。一些社会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说，政府一直不愿公布火化遗体数据，这些数据可能表明，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突然取消几乎所有新冠防疫政策后，超额死亡人数激增。
中国民政部和中国计生协均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去年前三个季度结婚登记数同比下降7.5%。
虽然一直在努力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但中国没有推出针对父母的全国性经济激励措施。提供金钱奖励和育儿援助的工作被推给了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有人口学家认为，这些激励措施将帮助改变年轻人的想法。
北京智库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的研究员黄文政说，没有现金奖励，中国将无法提高生育率。
深圳市在今年初出台了一项育儿补贴计划，当地居民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最高可领取人民币10,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并且每年可申请领取人民币3,000元的育儿补贴，直到孩子满三岁。
知名企业家、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James Liang)估计，要想将中国生育率提高到2.1的更替水平，政府需要以现金、退税以及住房和日托补贴的形式，为每个孩子平均补贴人民币100万元（约合14万美元）。
其他推出大量生育和育儿补贴的国家所取得的成效也很有限。新加坡近年来尝试过为新手父母提供现金补助，为年轻夫妇提供公共住房，以及发放学前教育补贴和提供辅助生殖和生育治疗。但即便如此，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顽固地保持在低位，就像中国的生育率一样只徘徊在略高于1的水平。
“所有这些政策产生的效果真的非常小，”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人口学家John Casterline说。“必须在文化层面发生转变，让人们觉得养孩子和生孩子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Casterline还称，尽管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可以释放出促使文化价值观转向多生孩子的讯号，但如果中国的养育模式是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最大化投入，那么父母会倾向于只生一个孩子，而不是更多。
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是难以获得稳定的收入。4月份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0%，许多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人岗不匹配，政府可能在数年内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矛盾的是，过去一年中某些工作岗位的流失是由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造成的，这些措施旨在降低人们养育子女所需负担的成本。为了抑制失控的房价，中国监管机构此前出手整治房地产开发商，并整顿昂贵的校外教培服务，导致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人员被裁。
去年被北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裁员的一位27岁年轻人说，失业后他投了200多份简历，参加了八次面试，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说，他原以为今年的情况会好转，但没想到感觉更糟了。他说，在找到工作之前，他没有和女朋友结婚的计划。他的态度说明了改变一代独生子女心态所面临的挑战。
常驻美国的科学家易富贤表示，生孩子不是开关水龙头，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它关掉，然后再打开。长期以来，易富贤一直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持批评态度。■
尽管政府努力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所有夫妻生育三个子女，但中国的出生率仍在继续下降。随着去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中国正在将其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印度。
2016年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时，年出生人口约为1,800万，如今已降至1,000万以下，降幅达到46%。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年代，当时中国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出生人口也从未低于1,000万。
近年来，美国也面临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尽管没有中国那么严重。上周四公布的联邦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约有370万婴儿出生，与2021年基本持平，较2017年的峰值下降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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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由政府支持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简称：计生协），该协会成立于1980年，最初是一个在各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组织，后来进行了重新规划，将重点放在提高出生率上。
中国计生协的党组书记王培安此前多年一直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如今他正在领导这场鼓励生育的运动。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人口论坛上，他将中国的低出生率归因于家庭观念的变化。
王培安表示，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
在北京远郊密云的一个公园里，当地政府放置了一对父母与三个孩子玩耍的雕塑。北京市密云区计生协成立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队伍，致力于推广新型婚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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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计生协5月初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把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工作纳入密云区官员的绩效考评。这与过去评估地方官员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类似。
密云区为去年启动的20个全国婚育文化建设项目试点之一。在河北省保定市，当地官员4月份组织了一场相亲活动，参加活动的年轻人都身着传统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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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金融工作的Li Juan说，对于儿子将以独生子的身份长大，她感到难过，但由于在托育方面得不到相应的帮扶，如果她要再生一个孩子，就不得不辞去工作。现年40岁的她说道，这不仅仅是个缺乏育儿补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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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政策产生的效果真的非常小，”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人口学家John Casterline说。“必须在文化层面发生转变，让人们觉得养孩子和生孩子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Casterline还称，尽管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可以释放出促使文化价值观转向多生孩子的讯号，但如果中国的养育模式是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最大化投入，那么父母会倾向于只生一个孩子，而不是更多。
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是难以获得稳定的收入。4月份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0%，许多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人岗不匹配，政府可能在数年内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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