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09-30 15:17
2023-06-19 05:47
政经
“一路向西”——电子加工厂的中西部足迹
“一路向西”——电子加工厂的中西部足迹
李瀚明：中西部省份在过去十年间逐渐接过东部省份的接力棒，成长为世界电子产品生产重镇。
李瀚明
■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间，中西部省份的出口额在电子产品的推动下高速成长，并成为中国出口外贸行业的后起之秀。
根据海关统计月报，从2014年到2022年的九年间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的出口额由1609亿美元增长到3260亿美元（年均增长9.2%），中部六省由1489亿美元增长到3746亿美元（年均增长12.2%）。中西部相加起来，在全国出口额中的份额由13.22%增长到了19.50%。与此同时，东部10省市从19588亿元增长到28121亿元，年均增长只有4.6%。
中西部高速增长的出口额，反映的是出口加工业逐渐迁入当地。我们在前几篇文章中提到，从港澳台商人北上中国大陆投资设厂开始，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出现两条典型的雁阵：一条向东南亚国家伸延，另一条则向中国大陆伸延。向中国大陆伸延的雁阵，最初在东部沿海省市落脚；而随着90年代开始历时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东部沿海部分省份也开始思考产业转型的议题。
在东部沿海省份对产业转型议题的思考中，常年身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的观点是最为有代表性的。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腾笼换鸟”（又称“双转移战略”）。
“腾笼换鸟”的原意是将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向粤东西北转移。但是，这一政策在当年的中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起了对于产业转移和营商环境的大讨论。东部沿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显然面临着包括土地短缺、成本上升等关键议题；但除了东部沿海省份以外，又有哪些地方可供希望大展宏图的企业家选择呢？
一部分中西部省份显然在其中看到了机会。
这里我们需要为大家做一个背景介绍。让我们站在商人的角度思考一下“在哪里建厂好”——对于外贸商人而言，在整个营商过程中麻烦和变数最多的，应该就属货物的长途运输了。
最早的贸易需要依赖陆路物流（就像当年的丝绸之路那样）。在如今的社会下，长途陆路物流往往要经过沿途多个国家，转关手续等非常复杂，由此而来的物流时间和成本也很高。相比之下，海路物流行经公海而无需重复转关，手续相对便捷方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工业发达的城市，往往都毗邻可以行船的海洋或者河流。例如，长三角是我国由海路来往北美最近的地方，珠三角则是我国由海路来往欧洲最近的地方。
空运相对而言对地理位置的要求是最低的——只要有一小片平地修建机场，货物就能通过飞机送出去。但是，空运由于其单位重量高昂的运费，对于大部分单位重量（体积）价值不高的出口货物而言，以重量（体积）计算的运费占商品总价的比例会太高。因此，对大部分商品而言，空运出口都太贵了。
但是和其它出口品类不同的是，电子产品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单位重量价格奇高无比。笔记本电脑算上包装六斤重，卖上几千上万块都不是难事。一斤一千多块的商品，放在中国出口行业里，怕是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这个特点使得电子产品的运费相对商品价格而言占比很小，商家有很强的动机采用空运——多花1%不到的价格，就能降低50%以上的回款账期，空运显然是划算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航空货运业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几乎是同步发展——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的成功，是伴随着香港（世界第一）和上海（世界第三）两大货运枢纽机场的成功的。
电子产品采用空运这一点对电子制造厂的选址带来了一个巨大变革——电子产品工厂的建设不需要像其它外贸出口工厂一样依赖于海洋。对于中西部省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扬长避短的产业——人工不贵，还避开了地理位置带来的高运输成本这么一块短板。
与此同时，港澳台企业在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几乎不存在任何沟通上的障碍——20余年的“推普”工作，已经使得大部分中国人都能以普通话沟通，大大降低了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产业的沟通成本。
因此，让我们说回产业转移的话题。意识到地理位置不再是短板的中西部省市，开始着力以既有的在东部沿海的投资的港澳台企业家为主要目标，争取电子产品组装厂的落户。富士康这家龙头企业的转移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2010年8月，富士康在河南、四川和重庆同时建厂，分别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在中西部省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老话仍然适用。我们刚刚提到，电子产品生产以后的运输，往往需要航空物流的大力支持。为此，地方政府往往挹注重金，吸引航空公司落户当地——例如，2014年河南民航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货运（Cargolux）35%股权，并邀请卢森堡货运航空在省会郑州设立第二基地。
其中，河南、四川、安徽和重庆这三省一市的发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生产重镇，生产了全球一半的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二的iPad和近一半的iPhone。如今，这三省一市分列全国中西部省市出口的前四名——虽然和东部省份而言还有差距，但出口加工产业已经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不过，中西部省份出口的高速增长往往也伴随着一些隐忧。当地的出口往往依赖于少数重点项目（例如我们刚刚说的几家龙头企业），而这些龙头企业多数又会受到境外品牌方决策的影响。最近的一些风波是典型的例子——在品牌方改变发展路径的时候，下游的代工厂也必然受到影响。由此伴随而来的，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随着这篇文章的完结，我们这一系列讲述港澳台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投资兴业的过程的文章也就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重点讲述狭义上的外资，亦即外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兴业的过程。我们将从中国如今的重要产业汽车行业讲起——自1984年开始，合资汽车产业在华经过了近40年。从最开始的满足国内市场，到后来小规模出口外国，再到如今开始大规模对外出口，外资在中国汽车产业上的投资，或许从另一方面可以印证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根据海关统计月报，从2014年到2022年的九年间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的出口额由1609亿美元增长到3260亿美元（年均增长9.2%），中部六省由1489亿美元增长到3746亿美元（年均增长12.2%）。中西部相加起来，在全国出口额中的份额由13.22%增长到了19.50%。与此同时，东部10省市从19588亿元增长到28121亿元，年均增长只有4.6%。
中西部高速增长的出口额，反映的是出口加工业逐渐迁入当地。我们在前几篇文章中提到，从港澳台商人北上中国大陆投资设厂开始，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出现两条典型的雁阵：一条向东南亚国家伸延，另一条则向中国大陆伸延。向中国大陆伸延的雁阵，最初在东部沿海省市落脚；而随着90年代开始历时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东部沿海部分省份也开始思考产业转型的议题。
在东部沿海省份对产业转型议题的思考中，常年身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的观点是最为有代表性的。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腾笼换鸟”（又称“双转移战略”）。
“腾笼换鸟”的原意是将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向粤东西北转移。但是，这一政策在当年的中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起了对于产业转移和营商环境的大讨论。东部沿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显然面临着包括土地短缺、成本上升等关键议题；但除了东部沿海省份以外，又有哪些地方可供希望大展宏图的企业家选择呢？
一部分中西部省份显然在其中看到了机会。
这里我们需要为大家做一个背景介绍。让我们站在商人的角度思考一下“在哪里建厂好”——对于外贸商人而言，在整个营商过程中麻烦和变数最多的，应该就属货物的长途运输了。
最早的贸易需要依赖陆路物流（就像当年的丝绸之路那样）。在如今的社会下，长途陆路物流往往要经过沿途多个国家，转关手续等非常复杂，由此而来的物流时间和成本也很高。相比之下，海路物流行经公海而无需重复转关，手续相对便捷方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工业发达的城市，往往都毗邻可以行船的海洋或者河流。例如，长三角是我国由海路来往北美最近的地方，珠三角则是我国由海路来往欧洲最近的地方。
空运相对而言对地理位置的要求是最低的——只要有一小片平地修建机场，货物就能通过飞机送出去。但是，空运由于其单位重量高昂的运费，对于大部分单位重量（体积）价值不高的出口货物而言，以重量（体积）计算的运费占商品总价的比例会太高。因此，对大部分商品而言，空运出口都太贵了。
但是和其它出口品类不同的是，电子产品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单位重量价格奇高无比。笔记本电脑算上包装六斤重，卖上几千上万块都不是难事。一斤一千多块的商品，放在中国出口行业里，怕是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这个特点使得电子产品的运费相对商品价格而言占比很小，商家有很强的动机采用空运——多花1%不到的价格，就能降低50%以上的回款账期，空运显然是划算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航空货运业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几乎是同步发展——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的成功，是伴随着香港（世界第一）和上海（世界第三）两大货运枢纽机场的成功的。
电子产品采用空运这一点对电子制造厂的选址带来了一个巨大变革——电子产品工厂的建设不需要像其它外贸出口工厂一样依赖于海洋。对于中西部省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扬长避短的产业——人工不贵，还避开了地理位置带来的高运输成本这么一块短板。
与此同时，港澳台企业在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几乎不存在任何沟通上的障碍——20余年的“推普”工作，已经使得大部分中国人都能以普通话沟通，大大降低了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产业的沟通成本。
因此，让我们说回产业转移的话题。意识到地理位置不再是短板的中西部省市，开始着力以既有的在东部沿海的投资的港澳台企业家为主要目标，争取电子产品组装厂的落户。富士康这家龙头企业的转移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2010年8月，富士康在河南、四川和重庆同时建厂，分别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在中西部省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老话仍然适用。我们刚刚提到，电子产品生产以后的运输，往往需要航空物流的大力支持。为此，地方政府往往挹注重金，吸引航空公司落户当地——例如，2014年河南民航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货运（Cargolux）35%股权，并邀请卢森堡货运航空在省会郑州设立第二基地。
其中，河南、四川、安徽和重庆这三省一市的发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生产重镇，生产了全球一半的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二的iPad和近一半的iPhone。如今，这三省一市分列全国中西部省市出口的前四名——虽然和东部省份而言还有差距，但出口加工产业已经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不过，中西部省份出口的高速增长往往也伴随着一些隐忧。当地的出口往往依赖于少数重点项目（例如我们刚刚说的几家龙头企业），而这些龙头企业多数又会受到境外品牌方决策的影响。最近的一些风波是典型的例子——在品牌方改变发展路径的时候，下游的代工厂也必然受到影响。由此伴随而来的，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随着这篇文章的完结，我们这一系列讲述港澳台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投资兴业的过程的文章也就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重点讲述狭义上的外资，亦即外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兴业的过程。我们将从中国如今的重要产业汽车行业讲起——自1984年开始，合资汽车产业在华经过了近40年。从最开始的满足国内市场，到后来小规模出口外国，再到如今开始大规模对外出口，外资在中国汽车产业上的投资，或许从另一方面可以印证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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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明
■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间，中西部省份的出口额在电子产品的推动下高速成长，并成为中国出口外贸行业的后起之秀。
根据海关统计月报，从2014年到2022年的九年间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的出口额由1609亿美元增长到3260亿美元（年均增长9.2%），中部六省由1489亿美元增长到3746亿美元（年均增长12.2%）。中西部相加起来，在全国出口额中的份额由13.22%增长到了19.50%。与此同时，东部10省市从19588亿元增长到28121亿元，年均增长只有4.6%。
中西部高速增长的出口额，反映的是出口加工业逐渐迁入当地。我们在前几篇文章中提到，从港澳台商人北上中国大陆投资设厂开始，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出现两条典型的雁阵：一条向东南亚国家伸延，另一条则向中国大陆伸延。向中国大陆伸延的雁阵，最初在东部沿海省市落脚；而随着90年代开始历时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东部沿海部分省份也开始思考产业转型的议题。
在东部沿海省份对产业转型议题的思考中，常年身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的观点是最为有代表性的。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腾笼换鸟”（又称“双转移战略”）。
“腾笼换鸟”的原意是将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向粤东西北转移。但是，这一政策在当年的中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起了对于产业转移和营商环境的大讨论。东部沿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显然面临着包括土地短缺、成本上升等关键议题；但除了东部沿海省份以外，又有哪些地方可供希望大展宏图的企业家选择呢？
一部分中西部省份显然在其中看到了机会。
这里我们需要为大家做一个背景介绍。让我们站在商人的角度思考一下“在哪里建厂好”——对于外贸商人而言，在整个营商过程中麻烦和变数最多的，应该就属货物的长途运输了。
最早的贸易需要依赖陆路物流（就像当年的丝绸之路那样）。在如今的社会下，长途陆路物流往往要经过沿途多个国家，转关手续等非常复杂，由此而来的物流时间和成本也很高。相比之下，海路物流行经公海而无需重复转关，手续相对便捷方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工业发达的城市，往往都毗邻可以行船的海洋或者河流。例如，长三角是我国由海路来往北美最近的地方，珠三角则是我国由海路来往欧洲最近的地方。
空运相对而言对地理位置的要求是最低的——只要有一小片平地修建机场，货物就能通过飞机送出去。但是，空运由于其单位重量高昂的运费，对于大部分单位重量（体积）价值不高的出口货物而言，以重量（体积）计算的运费占商品总价的比例会太高。因此，对大部分商品而言，空运出口都太贵了。
但是和其它出口品类不同的是，电子产品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单位重量价格奇高无比。笔记本电脑算上包装六斤重，卖上几千上万块都不是难事。一斤一千多块的商品，放在中国出口行业里，怕是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这个特点使得电子产品的运费相对商品价格而言占比很小，商家有很强的动机采用空运——多花1%不到的价格，就能降低50%以上的回款账期，空运显然是划算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航空货运业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几乎是同步发展——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的成功，是伴随着香港（世界第一）和上海（世界第三）两大货运枢纽机场的成功的。
电子产品采用空运这一点对电子制造厂的选址带来了一个巨大变革——电子产品工厂的建设不需要像其它外贸出口工厂一样依赖于海洋。对于中西部省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扬长避短的产业——人工不贵，还避开了地理位置带来的高运输成本这么一块短板。
与此同时，港澳台企业在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几乎不存在任何沟通上的障碍——20余年的“推普”工作，已经使得大部分中国人都能以普通话沟通，大大降低了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产业的沟通成本。
因此，让我们说回产业转移的话题。意识到地理位置不再是短板的中西部省市，开始着力以既有的在东部沿海的投资的港澳台企业家为主要目标，争取电子产品组装厂的落户。富士康这家龙头企业的转移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2010年8月，富士康在河南、四川和重庆同时建厂，分别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在中西部省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老话仍然适用。我们刚刚提到，电子产品生产以后的运输，往往需要航空物流的大力支持。为此，地方政府往往挹注重金，吸引航空公司落户当地——例如，2014年河南民航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货运（Cargolux）35%股权，并邀请卢森堡货运航空在省会郑州设立第二基地。
其中，河南、四川、安徽和重庆这三省一市的发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生产重镇，生产了全球一半的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二的iPad和近一半的iPhone。如今，这三省一市分列全国中西部省市出口的前四名——虽然和东部省份而言还有差距，但出口加工产业已经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不过，中西部省份出口的高速增长往往也伴随着一些隐忧。当地的出口往往依赖于少数重点项目（例如我们刚刚说的几家龙头企业），而这些龙头企业多数又会受到境外品牌方决策的影响。最近的一些风波是典型的例子——在品牌方改变发展路径的时候，下游的代工厂也必然受到影响。由此伴随而来的，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随着这篇文章的完结，我们这一系列讲述港澳台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投资兴业的过程的文章也就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重点讲述狭义上的外资，亦即外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兴业的过程。我们将从中国如今的重要产业汽车行业讲起——自1984年开始，合资汽车产业在华经过了近40年。从最开始的满足国内市场，到后来小规模出口外国，再到如今开始大规模对外出口，外资在中国汽车产业上的投资，或许从另一方面可以印证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根据海关统计月报，从2014年到2022年的九年间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的出口额由1609亿美元增长到3260亿美元（年均增长9.2%），中部六省由1489亿美元增长到3746亿美元（年均增长12.2%）。中西部相加起来，在全国出口额中的份额由13.22%增长到了19.50%。与此同时，东部10省市从19588亿元增长到28121亿元，年均增长只有4.6%。
中西部高速增长的出口额，反映的是出口加工业逐渐迁入当地。我们在前几篇文章中提到，从港澳台商人北上中国大陆投资设厂开始，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出现两条典型的雁阵：一条向东南亚国家伸延，另一条则向中国大陆伸延。向中国大陆伸延的雁阵，最初在东部沿海省市落脚；而随着90年代开始历时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东部沿海部分省份也开始思考产业转型的议题。
在东部沿海省份对产业转型议题的思考中，常年身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的观点是最为有代表性的。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腾笼换鸟”（又称“双转移战略”）。
“腾笼换鸟”的原意是将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向粤东西北转移。但是，这一政策在当年的中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起了对于产业转移和营商环境的大讨论。东部沿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显然面临着包括土地短缺、成本上升等关键议题；但除了东部沿海省份以外，又有哪些地方可供希望大展宏图的企业家选择呢？
一部分中西部省份显然在其中看到了机会。
这里我们需要为大家做一个背景介绍。让我们站在商人的角度思考一下“在哪里建厂好”——对于外贸商人而言，在整个营商过程中麻烦和变数最多的，应该就属货物的长途运输了。
最早的贸易需要依赖陆路物流（就像当年的丝绸之路那样）。在如今的社会下，长途陆路物流往往要经过沿途多个国家，转关手续等非常复杂，由此而来的物流时间和成本也很高。相比之下，海路物流行经公海而无需重复转关，手续相对便捷方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工业发达的城市，往往都毗邻可以行船的海洋或者河流。例如，长三角是我国由海路来往北美最近的地方，珠三角则是我国由海路来往欧洲最近的地方。
空运相对而言对地理位置的要求是最低的——只要有一小片平地修建机场，货物就能通过飞机送出去。但是，空运由于其单位重量高昂的运费，对于大部分单位重量（体积）价值不高的出口货物而言，以重量（体积）计算的运费占商品总价的比例会太高。因此，对大部分商品而言，空运出口都太贵了。
但是和其它出口品类不同的是，电子产品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单位重量价格奇高无比。笔记本电脑算上包装六斤重，卖上几千上万块都不是难事。一斤一千多块的商品，放在中国出口行业里，怕是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这个特点使得电子产品的运费相对商品价格而言占比很小，商家有很强的动机采用空运——多花1%不到的价格，就能降低50%以上的回款账期，空运显然是划算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航空货运业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几乎是同步发展——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的成功，是伴随着香港（世界第一）和上海（世界第三）两大货运枢纽机场的成功的。
电子产品采用空运这一点对电子制造厂的选址带来了一个巨大变革——电子产品工厂的建设不需要像其它外贸出口工厂一样依赖于海洋。对于中西部省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扬长避短的产业——人工不贵，还避开了地理位置带来的高运输成本这么一块短板。
与此同时，港澳台企业在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几乎不存在任何沟通上的障碍——20余年的“推普”工作，已经使得大部分中国人都能以普通话沟通，大大降低了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产业的沟通成本。
因此，让我们说回产业转移的话题。意识到地理位置不再是短板的中西部省市，开始着力以既有的在东部沿海的投资的港澳台企业家为主要目标，争取电子产品组装厂的落户。富士康这家龙头企业的转移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2010年8月，富士康在河南、四川和重庆同时建厂，分别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在中西部省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老话仍然适用。我们刚刚提到，电子产品生产以后的运输，往往需要航空物流的大力支持。为此，地方政府往往挹注重金，吸引航空公司落户当地——例如，2014年河南民航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货运（Cargolux）35%股权，并邀请卢森堡货运航空在省会郑州设立第二基地。
其中，河南、四川、安徽和重庆这三省一市的发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生产重镇，生产了全球一半的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二的iPad和近一半的iPhone。如今，这三省一市分列全国中西部省市出口的前四名——虽然和东部省份而言还有差距，但出口加工产业已经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不过，中西部省份出口的高速增长往往也伴随着一些隐忧。当地的出口往往依赖于少数重点项目（例如我们刚刚说的几家龙头企业），而这些龙头企业多数又会受到境外品牌方决策的影响。最近的一些风波是典型的例子——在品牌方改变发展路径的时候，下游的代工厂也必然受到影响。由此伴随而来的，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随着这篇文章的完结，我们这一系列讲述港澳台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投资兴业的过程的文章也就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重点讲述狭义上的外资，亦即外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兴业的过程。我们将从中国如今的重要产业汽车行业讲起——自1984年开始，合资汽车产业在华经过了近40年。从最开始的满足国内市场，到后来小规模出口外国，再到如今开始大规模对外出口，外资在中国汽车产业上的投资，或许从另一方面可以印证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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